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双方实力上的客观差距，虽然全国人民殊死抵抗并付出了惨烈的伤亡，但并未阻止日寇侵略的步伐。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量国土沦陷，财产损失更是难以估量。

在这个国家和民族最为危难的时刻，国内和海外华人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全力抗日的同时，一股别样的势力也开始在国内涌动。

这股势力的代表是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参政会议长兼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这伙人既自卑于自身的孱弱，又恐惧于敌人的强悍，他们认为与日寇对抗是没有希望的。

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

《汪精卫传》

当然汪精卫也知道，如果直接主张投降，民众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于是换了一种说辞 – 敌人强大、损失惨重当尽早“议和”止损，仿佛中日战争是中国挑起的一般。

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汪精卫

汪精卫作为国民政府的二把手，这么公开的为“和谈”摇旗呐喊，不但迅速纠集了一群投降派，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和发展，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与汪精卫私交甚好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国民参政员），起初并不相信汪精卫会有这种无耻的想法，认为是敌人为破坏团结抗日的局面而散布的谣言。

但是1938年10月汪精卫开始加大了他的“议和”宣传。10月11日他在接受德国海通社记者采访时宣称：

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

10月21日，他接见英国路透社记者时，再次表露出与日本“议和”的想法：

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

身在海外的陈嘉庚通过报纸获知汪精卫的讲话后，以“南侨总主席”的名义致电汪精卫，质问其什么叫“不妨害国家生存”？并指出与日寇和谈无异于与虎谋皮、绝无出路，劝其立刻放弃和谈的念头。

10月25日，汪在回电中，给出他那“著名”的辩解 – “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实乃一贯”。10月26日陈嘉庚再次致电汪精卫：

你身居要职，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如若言和，不但南洋侨胞，而且举国上下皆不能原谅，万望接纳老友忠告，严杜妥协之门……

今日国难愈深，民气愈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孰利孰害，彰彰明甚，若言和平，试问谁肯服从？势必各省分裂，无法统摄，不仅和平莫得实现，而外侮内乱将更不堪设想。坐享渔利，惟有敌人！呜呼！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

但这并没什么效果，汪反而嘱托陈嘉庚劝说南洋华侨站到他这一边。同时陈嘉庚也意识到国民政府内部很多人或因汪的影响而态度开始变得动摇；或为了斗争，置大局于不顾，故意纵容汪精卫。

为警醒民众，他想将和汪精卫的往来电文于报刊上发表，但是重庆各报社在汪精卫一派的影响下无一愿意刊载。

对于他要求阻止汪精卫“和平”阴谋的电文，国民政府的多位高官都只是含糊其辞。例如蒋介石仅回电“抗战决策，已发布告国民书”；孔祥熙居然装鸵鸟，答复称有关汪精卫和谈的言论都是“谣言”。

不过陈嘉庚并没有放弃，他换了另一种更为激烈的方式来阻止和对抗这股投降势力。

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在陪都重庆开幕，身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以电报的方式向大会提交了自己的提案：

议长、秘书公鉴，东电悉，庚因事未能赴会甚歉。兹有提案三宗，乞代征求参政员足数同意并提请公决：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陈嘉庚叩首。

大会秘书处将陈嘉庚提案的第一条浓缩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短短一句却震动了大会，震动了民心。邹韬奋在日后的回忆中提到“这寥寥11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而更具讽刺的是，进入大会表决流程的提案需由大会议长当众宣读。时任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在读到这句时“面色突变苍白，在倾听激烈辩论时，神色非常不安，其所受刺激深矣”。

最终的胜利和历史无不证明陈嘉庚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