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期结束后，历史的尘埃逐渐落定，一部分曾身陷囹圄的将帅官员得以重见天日，他们的冤屈被一一洗清。与此同时，关于邓公——这位备受尊敬的领导人复出的呼声，如春潮般涌动，似乎已成为众心所向，人们热切期盼他能再次出山，引领国家走向新的辉煌。

（邓小平）

然而，在这股愈演愈烈的声浪中，一个出人意料的反对声音却悄然响起。它来自于开国上将苏振华，这位历经战火洗礼、功勋卓著的老将。苏振华对于邓公的复出，并未像众人那样急切期盼，反而持有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审慎态度。他认为，邓公的复出并非一蹴而就之事，而是需要从长计议、审慎抉择的重大决策。

苏振华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并非出于私念或对邓公的不满。相反，他作为邓公曾经的亲密战友，深知邓公的才华与威望，也了解他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情感。然而，苏振华更加明白，当时的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各种力量暗流涌动，邓公的复出并非易事。他担心，如果操之过急，不仅可能引发新的政治风波，还可能对邓公本人造成不利影响。

（苏振华）

事实上，尽管有叶帅、王震、李先念、陈云等领导同志的鼎力支持，但邓公复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仍有不少人对他过去的经历持保留态度，甚至有人公开表示反对。陈永贵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私下与邓公的谈话，便反映了这种复杂的政治氛围。他劝邓公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应顺应“两个凡是”的方针，安享晚年，不要再卷入政治漩涡之中。

然而，邓公却以坚定的态度回应了这些担忧与质疑。他深知，“两个凡是”的方针已经严重束缚了国家的发展步伐，如果继续坚持下去，必将使国家陷入更加深重的困境。因此，他毅然决定挺身而出，为国家的未来和人民的福祉而奋力一搏。他明确表示，自己是否复出并非最重要的问题，“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必须得到彻底纠正，这才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

（苏振华  邓小平）

苏振华与邓公之间的政见分歧，并非简单的个人好恶，而是深植于他们对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苏振华坚信“两个凡是”的正确性，认为这是对毛主席思想的忠诚继承，他在海军内部积极推动清查运动，旨在维护党的纯洁性。然而，这种清查却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导致一些无辜人员受到错误批判，这无疑给苏振华的政治生涯埋下了隐患。

与此同时，邓公则以更加开放和务实的态度看待国家的发展。他坚持原则，不肯在关键问题上让步，这使得他的复出之路充满曲折。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邓公的复出逐渐成为了大势所趋。他的智慧和魄力，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尊敬。

（邓小平）

在1977年的第十届三中全会上，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公职位的决定。这一决定不仅是对邓公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国家发展道路的一次重要抉择。它标志着中国开始走向更加开放和务实的道路，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苏振华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的表现，则进一步暴露了他与时代发展的脱节。他固守“两个凡是”的观点，忽视了现实国情的变化和人民群众的需求。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使他受到了严肃的批评，也让他逐渐失去了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更为严重的是，1978年发生的军舰爆炸沉没案给苏振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作为海军的最高领导之一，他对这起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军舰爆炸）

军舰爆炸沉没案的发生，无疑是对苏振华政治和军事生涯的一次巨大打击。作为海军的最高指挥官之一，他对这次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邓公对此深感痛心，他不仅对苏振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还给予了他军队处分。这并非是对个人的怨恨或偏见，而是出于对国家和军队高度负责的考虑。邓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促使苏振华深刻反思自己的错误，重新找回作为一名军人的初心和使命。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苏振华似乎并未完全理解邓公的用意。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又一次犯下了严重的纪律错误。在组织大连海上阅兵活动时，他未经请示擅自调用了大量战舰和战机，这一举动不仅严重违反了军事纪律，更对中日邦交的正常发展造成了潜在威胁。邓公和罗瑞卿秘书长得知此事后，立即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并对苏振华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

对于军人而言，纪律是生命线，是维护军队团结和战斗力的基石。苏振华接连犯下的错误，无疑是对这一原则的严重践踏。邓公作为军委领导人，有责任也有义务对这种行为进行纠正和惩处。他的批评并非是针对个人，而是对事不对人，旨在维护军队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然而，接连遭受的批评和处分让苏振华倍感羞辱和压抑。他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挣扎，最终因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离世。他的离世给邓公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和无尽的懊悔。邓公深知自己作为领导者的责任重大，他在反思自己是否过于严厉的同时，也深深怀念着这位曾经并肩作战的老战友。

苏振华的离世是国家的一大损失，他曾经的战功和付出将被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和缅怀之情，邓公亲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天安门也降下半旗以示哀悼。这位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上将虽然离世了，但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