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10日，毛主席刚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陈伯达、江青作出严厉批评。这让参会的叶帅、李富春等人都感到十分高兴。可惜，这并未对大局形势带来太多的影响，张春桥一伙还是那样，没有改变。这次批评后不久，就出了“大闹怀仁堂”的事。

2月16日下午，周总理在怀仁堂召开中央碰头会。会前通知，这是讨论经济的会。可是老干部们对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怨念极深，前天碰头会说了一些，但意犹未尽。他们说，是希望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能改，希望能通过谈话沟通解决问题。

这场会议，既没有主持人周总理宣布开会，也没有人宣布散会，“会”开得很突然，“结束”得也很草率。在前往会议地点的一小段路上，谭震林碰到张春桥，真可谓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他们是老熟人了，谭震林在上海工作时，张春桥作为《解放日报》总编辑也在，谭还批评过张。谭震林万万没想到，这才多少年，张春桥竟爬到中央高位，能跟自己“分庭抗礼”了。但谭震林还是没把他放眼里。

张春桥没有打招呼的意思，直接无视谭震林，往会议室走。谭震林用身子拦住，说：“春桥同志，为什么不让陈丕显来北京？”张春桥一愣，然后平淡地回了句：“群众不答应，我得回去跟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的意思很明显，要张春桥保陈丕显，让陈来北京见毛主席。张春桥揣着明白装糊涂，张口群众、闭口群众，拿群众作借口，谭震林气坏了。他大声斥责张春桥，并将一些极度混乱不合理的行为和现象一股脑地讲了出来。

张春桥不为所动，表现得相当淡然。然后越说越气的谭震林，起身拿起文件，穿上衣服就要走：“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陈毅及时拉住了他，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到底！”

余秋里这时也拍起了桌子，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李先念也出声附和，说了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谭震林悲戚地说：“过去革命那么艰苦，我都没有哭过，现在我哭了三次。而且我哭还没合适的地方哭，这里有秘书，那里有孩子。”李先念叹了口气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让他们放开了来检查，从井冈山到现在，几十年时间，自己哪里反过毛主席一点。这时谢富治出来打圆场，让他不要再说了：“这不是哪个人的事，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整体的、党的利益出发。”

谭震林激动地说：“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整个老干部群体，是为整个党！”李先念说起《红旗》社论，搞路线斗争的事；周总理当即看着康生和陈伯达说，这么大的事情，竟然不和我们打招呼。康生说自己不知道，更没有看过。陈伯达也说：“我没看。”

这件事陈伯达还能辩解，但有件事他只能沉默。谭震林问他，阎红彦有什么罪，为什么要逼死他。阎红彦是陕西红军的创始人，1925年入党，55年的开国上将，服用安眠药自杀前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面对这个问题，陈伯达不敢回答，更回答不出。

这次抗争的结局虽说不是很好，但也表明了谭震林等老干部们的坚决态度。会后，谭震林大义凌然地给林总写去一封信。信的结尾，是这样的：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胸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

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即使是过去五十多年的时间，我们还是能从这字里行间，感受到老革命家谭震林澎湃且激昂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