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三星堆人”这一称呼并不准确，只不过我们对于创造神秘三星堆文化的族群属性还没有明确的认知和定义，所以只能笼统的称呼为“三星堆人”。

那为什么不能叫古蜀人呢？

因为根据考古发现显示，成都平原有着自己独立起源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宝墩文化，但是继宝墩文化之后的三星堆文化，却并不是宝墩文化的继承和升级，宝墩文化是被后者直接终结和取代的，三星堆文化中存在着诸多外来文化因素。

也就是说，如果宝墩文化的创造群体是古蜀人的话，那么这个外来户就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古蜀人，而只能以他的自称（目前没有发现）或者以他创造的文化特点，而称之为“三星堆人”（他称）。

相比于同时期的殷商文化，三星堆出土文物虽然在材质上也呈现出浓郁的青铜文化特点，但器物造型却和中原地区迥异，比如著名的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甚至还有异域元素的黄金权杖、黄金面具。

这就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三星堆人究竟是些什么人？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一点，任何一个曾经创造辉煌文明的群体，即便文明消失、政权被摧毁，这个群体也并不会完全灭绝，而只会融入另外一个族群。历史上的良渚人、二里头人、匈奴人等等皆是如此。

而在三星堆人曾经生活过的巴蜀大地上，能够与三星堆族群属性产生关联的，毫无疑问就是彝族。

《华阳国志》曾有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冢也。”过去很长时间，人们都弄不清楚这个“目纵”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出土，人们才恍然大悟。

巧合的是，在彝族文献《查姆》《梅葛》中记载了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独眼时代，吃食不祭神；竖（通纵）眼时代，不思繁衍事，只讲耕种粮；横眼时代，洪水泛滥，这三个时代不仅和文明发展过程吻合，也与三星堆文明人物刻画突出眼部特征不谋而合。

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头像发饰各异，有的头戴辫状帕箍，有的头顶将发梢聚成一撮，这和彝族同胞的俄体（将发髻辫索缠在头上作头帕）、阻贴（在头帕的额头上方挽出一根似牛角的结）、翁比（用长头发在头上挽成发髻）非常近似。

三星堆青铜面具在出土时，发现有口鼻涂朱和耳朵打孔现象，这也和彝族供奉的始祖面具（黄色凸目、红色口鼻、阔嘴、露齿）以及族人喜戴铜耳环的文化习俗惊人相似。

当然，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三星堆博物馆中陈列的62个字符（巴蜀图语），用古彝文可以直接释读出其中53个：

前32个字大意是：“明君掌握权力的顶端，兽类以大象为最大，牛羊满林地，英明的法官判断事理一针见血，君王的儿孙最容易接过权力的权杖，人要和大自然和睦相处”，后面20几个字的大意是：“牛皮口袋被鼠咬破，以此为突破口巡查兽类的踪迹”。

三星堆文化和彝族文化的诸多共同特征，很难让人相信这只是一种巧合。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三星堆人就是彝族先民了呢？

如果我们能提取到三星堆人遗骨的DNA信息，进而与彝族同胞的遗传信息去比对，自然能用最简单也最直接的证据得出结论。但很可惜，目前三星堆出土的具备提取遗传信息的人骨非常少，这很可能跟三星堆流行火葬有关。

所以，我们只能根据考古发现，去一点点拼接和还原出三星堆文化的基本面貌。

上文已述，三星堆文化本身是一个融合了巴蜀本地和外来文化的综合体，比如明显属于二里头文化典型器物的牙璋，在三星堆是祭祀重器；而三星堆的黄金面具和权杖，在同期的中原文化区中却没有相似物，即便将视角放宽至西北或者整个长江流域，也都无法找到三星堆这些奇异遗存的源头。

新近考古发掘的三星堆8号器物坑出土的青铜神坛中发现了域外面孔，不同于华夏人臀部坐在小腿及脚跟上的跽座方式，这个青铜小人穿着草原文明的翘头靴，大大咧咧地岔开双腿坐在4名抬杠力士中间，双手则放在膝上。

此外，三星堆还同时发现了供奉祖先的宗庙和敬奉自然神的神庙，在祭祀场景中，又明显区分为辫发和笈发两大群体，其中笄发着掌管着宗教权，辫发者则似乎掌控者世俗权力，说明了三星堆人群体来源的多样和复杂。

而根据童恩正教授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西方学者称之为“中国弧”）理论，从我国的东北到西南存在一条绵延达万里的半月形地带，这块区域内的诸多文明聚落彼此之间存在文化的互动和互通。所以三星堆中有很多东北和西域草原文化元素。

除此之外，《蜀王本纪》中还提到了古蜀国的第一代蜀王—蚕丛氏是来自岷江上游的羌人。

由此，我们可以大体得知，三星堆人由蜀地土著居民、外来二里头文化居民、长江上游古羌人、环半月形文化带中南下的半农半牧族群组成。

那么彝族和三星堆人之间的关系，就有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彝族是三星堆文明融合族群的后裔（唯一）；第二种，彝族是三星堆文明众多族群其中一支的后裔（不唯一）。

而古彝文的存在，证实了第二种可能。

三星堆目前已知的为数不多的刻画符号，字形、字音、词义和语法均与古彝文的高度相似性，且被彝文学者成功释读。但是，彝文存在的历史却远远超过了三星堆文化的上限。

根据考古发现显示，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地层中出土了二里头二期典型酒器—陶盉，在巴蜀文化遗址中并无源头，属于文化传播的结果。所以，三星堆文化的绝对年代上限不会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也就是不会早于公元前1680年。

但贵州威宁县龙山文化时代的中水遗址出土的刻画陶文可以用现代彝文进行释读，表明：至少在史前的龙山文化时代，彝文就已经出现并使用了，民族文字研究专家刘志一教授甚至主张彝文有近万年的历史。

如果彝族文字本身比三星堆文化还要早，那么就无法把彝族和三星堆人直接划等号，原因有二：一是三星堆文化是在终结了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与中原的龙山文化同期）后形成的；二是三星堆中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但二里头遗址却并未发现文字。

事实上，就连古彝族自身都划分为有文字、尙黑的“乌蛮”和无文字、尙白的“白蛮”。这些都表明，彝族应该是三星堆多元族群其中一支的后裔。

这种情况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埃及考古发现的罗塞塔石碑，分别用希腊文字、古埃及圣书体和古埃及通俗体文字刻写了公元前196年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其中古埃及圣书体已失传千余年，无人辨识，却因这块石碑的三种文字对照排列，让人们得以复原了这种文字。

古埃及的情况就是王族是希腊人，使用希腊文；占据绝对人口数量的是古埃及人，使用通俗体；此外还有一个专门负责祭祀的神庙祭司群体，他们使用圣书体文字。

正如古玛雅文明遗址、古埃及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苏美尔遗迹、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三星堆遗址都巧合地出现在北纬30度附近一样，四大文明古国也都诞生在大江大河附近，民族记忆中也都留下了上古大洪水的印记。

相似的自然和纬度环境，让世界不同文明之间有了某种共通性。

而诸多考古证据表明，三星堆文明存在着诸多不同来源的群体，那么这些不同群体之间，会不会像古埃及托勒密王朝那样，不同群体各有一套文字系统呢？

事实上，后世殷商甲骨文已经充分表明，商朝的确存在一套专门用以祭祀占卜所用的文字系统，除此之外，商朝还有金文、陶文以及用于传递政令的通俗体。

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高级研究员理事张如柏教授的研究结论也认为：三星堆玉器上发现有有夏朝二里头和关于巫文化的文字，有比甲骨文及河图洛书更早的文字，此外还有彝文。

这说明，彝族的确是三星堆人其中一支群体的后裔，而且人口比例占据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