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陕西省北部的石峁遗址，一经发现就被一众考古工作者惊呼“石破天惊”，一惊于石峁遗址那庞大的军事防御体量，二惊于石峁在史书中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让后人困惑于石峁族群究竟是一群什么人？

对于石峁的族群属性问题，考古工作者大体分成了三派。

一派以人民大学考古学教授韩建业为代表，主张石峁人群可能是北狄的先民；一派以中国著名先秦史专家沈长云教授为代表，主张石峁人群是黄帝部族。这两种说法其实比较近似，归根结底都认为石峁人就是黄帝的后裔（《山海经》记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区别仅在于究竟是黄帝本族还是旁支。

还有一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易华教授为代表，主张石峁遗址是夏朝的早期都邑—阳城或阳翟，换言之，易华教授认为石峁人就是夏人。

对于一个内部呈现出多元文化因素的政权而言，想要单纯从考古学角度判定族群属性难度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它不仅涉及平民主体，还涉及上层贵族，并且这两个群体可能有不同来源。

以春秋时期的越国政权为例，它的主体族群属于百越，而它的王族，按照史书记载“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也就是属于夏后氏族群。

202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付巧妹团队在对石峁遗址和晋南地区172例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的古人类进行线粒体DNA检测后，得出以下结论：

石峁人群主要起源于陕北地区本地早期人群。同时，石峁人群与同样生活在龙山时代而非仰韶时代晚期的黄河中下游古人群，有着更为紧密的遗传关系。更进一步，石峁人群与秦岭淮河以北的现代北方汉族人群的母系遗传关系比黄河流域其他古人群更紧密。

由于所检测的样本分别来自石峁中心皇城台、内城韩家圪旦、外城东门址以及二级卫星城木柱柱梁遗址、神圪垯梁遗址等处遗址，所以通俗来讲，上至王后下至平民女性，她们都是属于同一族群，且均为现代北方汉族的母系祖先。

可惜的是，目前关于石峁人群的分子人类学研究，仅局限于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父系遗传情况还不甚明朗。

近日有自媒体声称石峁遗址提取到了一例父系DNA样本，检测结果为N-F963，继而推论石峁贵族中有姬周先民的一支。不过，从该样本编号SM-K4-1来看，是出自石峁4号坑，也就是一号马面西北的城墙下的头骨祭祀坑。

单从提取地点来看，很难认定这个样本究竟能不能代表石峁族群。何况，仅1处地点的1处样本，也不能说明问题。

所以，在没有更进一步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公布之前，破解问题的关键，就又回到了考古学。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显示，石峁文化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

距今7000年前，太行山东麓的仰韶文化人群经由山西和河北北上内蒙古中部凉城县一带，形成石虎山Ⅱ号遗址聚落，而仰韶文化半坡人群则在300米外形成石虎山I号遗址聚落。

距今6000年前，部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人群又在附近形成王墓山坡下遗址聚落；距今5800年，太行山东侧的另一支仰韶文化族群大司空文化类型再次北上，与辽西的红山文化族群碰撞形成了海生不浪遗址聚落群。这处聚落的典型特点，便是石围墙。

海生不浪聚落形成后，迅速整合此前先期到达内蒙古中南部一带的仰韶文化后裔，最终形成了海生不浪文化族群。距今5000年左右，海生不浪文化演变为老虎山文化（显著特征是使用鬲作为炊具），而石峁文化则是老虎山文化族群南下陕北的产物。

与石峁同时形成于距今43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的是晋南的陶寺遗址，二者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母系遗传上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可以这么认为，石峁与陶寺主体人群有着共同的母系来源，但统治着政权的上层贵族却可能属于不同的文化族群。具体表现在：

石峁的王城（皇城台）筑城理念为分级石砌成一体的高台建筑；而陶寺的王城（宫城）筑城理念是中原地区传承的带围垣式。石峁人将大量玉器都镶嵌在了城墙中，而陶寺则将玉器埋入了墓葬中。陶寺最先形成礼制，而石峁则经历了长时间的混沌期。

关于石峁的“混沌”问题，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现象：石峁在修筑城墙时使用了不少神像石雕，但这些刻有神像的石雕摆放很随意，有的甚至被倒置了，从石块风化程度判断，神像石雕可能是从别处城墙拆除而来的。此外，石峁遗址1号院落的修筑年代是在皇城台废弃之后，且由同属于老虎山文化的朱开沟群体修筑而成。

种种迹象表明，石峁作为一个政权实体，在其存在的近500年时间里经过了多次“内斗”和“王朝”更迭，石峁考古发现的诸多头骨祭祀坑，并不仅仅是对外战争的产物。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问题本身，石峁人到底是什么人？

如果陶寺被判定为尧都遗存，那么比陶寺略晚的石峁就不太可能是黄帝族，而充其量只能是黄帝旁支后裔，否则无法解释尧都平阳的史实能被如实记载下来，而与陶寺同一时期的石峁，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黄帝或黄帝直系后裔建都于此。

不仅如此，与陶寺文化仅局限于晋南一地相比，石峁却已经形成了以石峁遗址为中心的二三级聚落群，而石峁文化也在此过程中突破了陕北一地的局限，向南迅速扩张。

不过，石峁族群南迁的路线和过程却显得有些诡异。

首先，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早期，石城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中部和陕西北部的黄河西岸，到龙山文化中晚期时，石城却大量出现在黄河以西的支流秃尾河沿线，总体分布方向是从东北向西南；

其次，石峁族群南迁过程中仍然在不断修筑石城，至少说明两点，一是石峁族群以农业为主要生业，需要城池的保护，二是周边有强敌环伺，否则石峁人没有必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沿途修建石城。

按照这个迁徙路线，石峁人应该最终会迁徙到陕西渭水流域一带，这块区域也比遭遇气候干冷条件下的陕北地区更适合农业；然而，地处石峁东南方向的二里头遗址（被称为夏朝晚期都邑）却发现了大量石峁式玉器，二里头的典型器物龙形器和牙璋，都在石峁找到了几乎一摸一样的原型，而陶寺目前尚未发现牙璋。

这说明二里头的诸多文化因素来自更遥远的石峁族群，而不是有尧都之称的陶寺。石峁族群在从东北方向向西南方向迁徙后，又突然折向了东南，经山西南部进入了河洛地区。

这也解释了为何关中的周族群被认为与陕北的石峁族群存在渊源，但先周文化却在山西大量发现的原因。而晋南陶寺遗址的毁灭，被诸多考古证据显示是鬲族群所为。如果我们结合《史记》记载的“后稷放帝（指尧帝）子丹朱”分析，似乎攻破陶寺的正是南迁的石峁族群（或称鬲族群）的一支—周人的先祖所为。

而尧舜禹禅让的美好场景已经被考古证实是虚构的，其中充斥着暴力和夺权。陶唐氏政权的崩溃，恰好为夏后氏族群脱离掌控继而建立全新的夏政权铺平了道路。

不仅如此，就连夏朝之后的商朝，也是一支鬲族群后裔。根据考古发现显示，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是由晋中鬲文化族群东进邯郸，与当地的涧沟文化融合而形成的。

可见，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建立，其中都有石峁族群的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如此看来，石峁人群与秦岭淮河以北的现代北方汉族人群的母系遗传关系比黄河流域其他古人群更紧密也就不难理解了。

曾有一段时间网络流传着网友自嘲的梗，有网友看完美剧里暴揍美国的超级反派从苏联变成中国，惊呼“垂死病中惊坐起，列强竟是我自己？”

过去很长时间受中原中心论的影响，我们常常把类似石峁这样的“化外之地”的文明视为华夏文明的旁系或它系，更有甚者从石峁的地理位置推测石峁人就是后来的鬼方人，是华夏的劲敌。

但事实证明，石峁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来源之一，也是现代北方汉族的直接先祖，网友“列强竟是我自己”的梗放在石峁这里，似乎又成真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雄踞陕北的石峁族群要南迁，还留下了从东北向西南既然突然折向东南的诡异迁徙路线？

从老虎山文化时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就进入了干冷期，这对于以农业为主业的族群来说是十分致命的，这也是老虎山文化进入陕北变成石峁类型和朱开沟类型的直接原因，而石峁族群的继续南下，也是受到气候的直接影响。

而从石城的分布来看，石峁人南迁时是沿着黄河和黄河西部的支流秃尾河进行的，这或许是为了方便农业生产。而就在石峁人南迁的同时，陕甘地区的齐家文化族群也受到气候影响而向东南迁徙，两大文化族群为了争夺生存区域而发生的碰撞，是导致石峁迁徙路线折向东南的原因。

所以，南下后的石峁族群以及后来的二里头文化，都带有了齐家文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