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考古遗存究竟是怎么找到的呢？

这事儿说起来颇费了一番周折。早在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就踏上了寻找“夏墟”的调查之路，并成功在河南洛阳偃师一带发现了一处在地层关系上早于二里岗商文化，而又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考古学遗存，称之为二里头遗址。

不过，原本想找到夏都的徐旭生，却认为二里头“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不小”，另一位考古学泰斗夏鼐也主张“二里头可能为商灭夏后第一个帝王成汤的都城西亳”。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判定，主要是基于两点：一是《汉书·地理志》“偃师”条下班固自注有“尸乡，殷汤所都”（尸乡，今河南洛阳偃师西），《尚书·胤征》孔疏引郑玄说：“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二是二里头文化是前后连续的，晚期已经与二里岗商文化衔接，既然晚期过渡到了二里岗文化，那么作为连续发展的二里头文化早期，自然也应该归到商文化序列。

史书记载和考古发掘的巧合碰撞，让二里头商都说成为了主流。

然而，在1977年河南登封召开的夏文化研讨会上，考古学家邹衡却抛出重磅观点：郑州商城才是汤亳，而二里头是夏朝遗存。邹衡的观点刚一提出，立刻就遭到了一众学者的反驳。

有意思的是，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距二里头仅仅6公里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处早商文化的都邑，并且在存续时间上晚于二里头文化，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偃师商城。

偃师商城的发现，不仅修正了“尸乡，殷汤所都”对应的并非二里头而是偃师商城，而且印证了6年前邹衡的惊人言论：二里头姓夏而不姓商。

自此，“二里头夏都说”登上舞台并逐步占据主流地位。

1996年，国家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在“二里头夏都说”基础上开展联合攻关的。最终，经过170位各领域专家长达5年的努力，2000年正式对外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

主要结论如下：1.夏朝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其中二里头遗址为夏朝中晚期遗存，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880前1521年之间；2.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始建年代在公元前1610至前1560年之间，夏商分界在前1600年左右。

这就导致二里头夏文化到二里岗商文化的考古学编年出现了时间上的重叠，即二里头文化的尾在前1521年，而二里岗文化的头却在前1600年，中间有80年重叠期。

于是，有专家试图用“考古文化的变迁滞后于王朝兴替”来解释，即夏朝灭亡后，夏文化并不会立刻在公元前1600年消亡，而是夏遗民依然会在故地生活并延续旧的文化一段时期。

然而，二里头的考古Bug却将上述解释再次推翻。

首先是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问题。二里头文化被划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时二里头遗址规模为100万平方米，出现了青铜工具、象牙器、绿松石器，但并未发现代表王权政治的宫殿区。到第二期时，二里头开始全面兴盛，3号、5号基址所代表的大型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开始营建，贵族墓葬也开始大量出现，遗址总面积迅速扩张到300万平方米。

到第三期时，二里头进一步兴盛，不仅新建了1万平方米的1号基址，而且还建起了宫城城墙，贵族墓葬中出现了奢华的大型玉礼器，直到四期时二里头遗址依然有建筑在新建。换言之，二里头如果是夏朝都邑，那么它的形成时间应该是二期，而鼎盛则是在三期。

但上文已述，偃师商城的始建年已经到了公元前1600年，而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公布的二里头三期测年数据也在这一时间段内。

如果二里头是夏都，而偃师商城是汤亳，那也就意味着商朝建立时，夏朝正处于王权政治建立之后的早期兴盛状态，而非所谓的夏亡后夏遗民继续生活在故地所留下的文化遗存，两个王朝居然同时存在了80年，并且都城只相隔6公里，这不得不让人感到困惑。

其次是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矛盾。《墨子》记载商汤灭夏之战异常惨烈，不但发生了“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而且还有“天命融降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显然，夏桀都城遭到了严重破坏。

而《尚书·汤誓》《吕氏春秋》以及出土的《清华简·尹至》则记载了商汤灭夏路线的曲折，“汤升道从陑”、“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自西翦西邑”，这说明夏桀之都应该在距汤都较远的地形复杂之地，正面无法突破，迫使商汤的大军需要沿山地北上并渡过黄河然后出其不意地从西边攻入。

但二里头遗址并没有发现任何暴力冲突的迹象，甚至二里头遗址根本就没有修筑过外城墙。有意思的是，所有记载商汤灭夏的史书，都将决战地指向了鸣条，但鸣条的地望却并不在伊洛平原，反而在安邑（今山西运城夏县）西。

先秦史专家陈民镇认为，夏桀都邑在晋南，而辅佐商汤的伊尹出自有莘氏（今陕西合阳县东南），商汤联合有莘氏，正好可以从东向西进军（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在潼关一带沿山地北上后从有莘氏领地渡过黄河（汤升道从陑，“陑”指黄河拐弯处），奇袭河对岸的安邑（自西翦西邑）。

没有战争痕迹、绝对年代上又与二里岗商文化存在重叠，正是二里头自身的诸多Bug，让原本已经在2000年9月结题的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迟迟没有公布完整研究成果，甚至连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去世时都未能有定论，而这一拖，就是20多年。

直到2022年6月，《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才正式出版，此时距断代工程启动过去了27年，距李学勤先生去世也已有3年时间。

可以说，二里头的诸多Bug，差点就让这项国家工程夭折。

那么上文中提到的诸多疑问，最终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在断代工程结题多年后，碳14测年专家用新的技术对包括二里头在内的多处遗址进行了更高精度的测年，并得出：二里头文化一期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下限则为公元前1520年。在存续时间上，比原本断代工程的结论向下压缩了130年。

具体情况是，二里头一期在前1750—前1680年，二期在元前1680—前1610年，三期在为前1610—前1560年，四期在前1560—前1520年。

而二里冈商文化的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540年，偃师商城修建时间与二里头四期的起点大致相当，偃师商城早于郑州商城。

随着二里头和二里岗绝对年代的整体后压，夏商的重叠期也就被缩小到了20—40年这个范围内。考虑到测年可能存在的误差，这个重叠期似在情理之中。

邹衡教授当年语出惊人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郑州商城为汤亳”的观点，一半被证实，另一半则被推翻。即：年代上晚于偃师商城的郑州商城，不可能是汤都，而大概率是仲丁所迁隞（嚣）都。

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二里头遗址是夏都，为什么在夏、商更替的过程中未遭明显破坏呢，究竟是文献记载的商汤灭夏是错的，还是我们考古找错了地方呢？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文献记载的桀都安邑（夏县）还是夏商大决战的鸣条（夏县鸣条岗），的确发现了与二里头文化存在密切关系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但却没有发现象征王权政治的宫室建筑以及贵族礼器，反倒是具备二里头所没有的军事环壕—外城防御体系。

二里头的深腹罐、圆腹罐等出现时间早于东下冯，而东下冯的鬲、罪、敛口瓮出现时间则早于二里头，这让不少考古工作者陷入了二里头和东下冯究竟谁先谁后的争论。

其实，二里头和东下冯典型器物的相互传播，恰恰说明，东下冯和二里头是夏王朝的两块直辖地，夏朝君主大概率是在两地之间播迁，这也符合夏朝疆域在晋南豫西两地的史书记载。

在二里头在伊洛平原的统治地位被偃师商城取代的同时，东下冯遗址的毗邻之地也修建起了垣曲商城，这表明，商朝采取了修筑军事堡垒的办法，全面取得了夏朝故地的控制权。

如果二里头遗址没有发现暴力战争的痕迹，而历史记载又纷纷将战争地点指向安邑这个地方时，也就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了。毕竟，这两处地方都是商朝势在必得的地方。

虽然《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再次确认了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都邑斟鄩，而夏朝绝对年代在前2070年至前1600年的结论，但仍有一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只能到公元前1750年，并且是从二期开始才具有王朝气象，一期之时，二里头还只是一座突然兴起的大型移民城市，与断代工程认为的夏朝471年国祚至少有200年以上的时间差。

那么究竟是夏朝的早期遗址我们还没有找到，还是说夏朝其实原本就只有不到200年呢？

按照断代工程的结论，夏朝14世17王统治了471年，这意味着至少有4位夏朝君主寿命都在60岁以上，这个数据明显高于考古发现的当时人平均寿命39岁的研究结果。

我们再来与后世做个纵向对比：西汉12世15帝统治了210年，明朝12世16帝统治了276年。如此看来，夏朝存续471年并不准确，极有可能是把夏后氏部落时期的历史也算作了王朝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