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盗墓笔记》到《鬼吹灯》，现代文学中总少不了人们对寻宝的热情和追求，现实里虽然不会出现文学作品中的“大粽子”，但精美的墓室和其中的宝贝还是有目共睹的。古人的墓室文化和葬礼相关，而葬礼又紧紧联系着生者和逝者，也就离不开古人践行的“孝道”。

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贯穿着人们“百善孝为先”的思想，孝道之治被视为汉朝政治历史和社会思想中必须遵循的原则。最能代表当时人民的思想之一就是血脉相承。

汉代发展时期涌现出来的中华传统美德，在两千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不仅对中国传统道德和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重要的效果。而且为后世所称道，代代相传，在不断传承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新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汉朝建立初期，国家推行黄老思想，即“无为而治”，采取休养生息政策，这种政策对于汉朝小农经济生命力的恢复有着重要作用和影响。从而在很长时期内，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上的稳定，这也是后期汉朝积极推行以孝治天下的重要原因。

儒家思想倡导三纲五常，汉朝推行儒学的过程中，也加强了对宗法等级制度的维护，重视推行孝道。尤其是尊老教育是汉朝的以孝治天下的一大特色，国家号召民众对老人尽孝，对行为出类拔萃者进行奖励，从加官晋爵、赏赐钱财到减免赋税徭役不等，这些奖励措施无疑大大鼓励了民众对尊老尽孝行为的实践力度。

在实践孝治中，汉代法律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设置三老、孝悌、力田，以提倡崇孝之风。汉朝对实践孝行的人给予积极的奖励和鼓励政策，并且将其作为正面典型进行宣传，使之成为民众争相效仿的榜样。

《孟子·离娄上》记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依据礼制，娶妻必须事先禀告父母，征得父母的同意，需要“父母之命”，然而，舜“父顽母嚚”，时时想加害于他。表面上看，舜不告而娶是对父母不孝，但是，在“无后为大”的“大不孝”面前，这算是小不孝，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尽管舜不告而娶，“君子以为犹告也”，这样不仅避免了无后，而且维护了人伦，可以说从更高的角度遵守了孝道。

《二十四孝》记载：“董永家贫，父死，卖身贷钱而葬。及去偿工，路遇一妇，求为永妻。俱至主家。令织缣三百匹乃回。一月完成。归至槐荫会所，遂辞而去。葬父贷孔兄，仙姬陌上逢。织缣偿债主，孝心动苍穹。”

诸如此类的孝子孝女，在古籍上的记录不在少数。等同于现在的传媒，广为流传并歌颂的事情会领导百姓的思想，从而自发想要效仿，这也是孝道排在古人品行榜首的原因。

一个人最核心、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家族关系，这是古代的宗族关系所导致的社会思想。在家谱中占有一个位置，是对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感的体现。对于个体而言，通过对个体生命源头的“寻根”，个体便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偶然的生命事件，生命变得更加具有质感，个体因整体的存在、传承而变得具有真实感、厚重感和历史感。

古人把孝贯穿于父母生死的全过程：“生，事之以礼”，既包括孝子奉养父母的外部行为，也包括子女爱敬父母的内在态度和情感；“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对死者要“擗踊哭泣，哀以送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由于孝是仁的根本，而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这样丧亲的过程便要符合礼的要求。

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对于孝道的最高理解为厚葬，所以当时社会兴起厚葬之风：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居住条件，为其营造豪华的墓室，把死者生前的环境和场景尽量的搬进墓室，让死者在死后能升天，也能享受生前的生活。这就为墓室艺术奠定了基础，但也逐渐让生死两件大事的天平倾斜了。

西汉前期的墓群，简单地彩绘着青龙、白虎、朱雀等方位神来象征着天界，以灵芝、荷花、云朵、菱形图案等装饰内容，绘制长达五米的巨龙，头角身翼，龙舌卷衔怪兽，左右画朱雀、白虎，十分壮观。

西汉后期的壁画题材多见驱傩逐疫，和当时民间流行的瘟疫病情有关。汉代的傩仪沿用先秦方相氏驱傩的习俗，以保护死者不受山林惊怪的侵扰。这一文化现象也展现出两汉之际死生观念的转变。

由于在以上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在制作上也受墓室的具体条件限制，一般比较简率，随便，不是精雕细琢，不足以代表作者的实际水平。到了东汉时期，绘画技法更趋多样和成熟，把美学淋漓尽致地运用在墓室壁画的描绘中。

勾勒、平涂、晕染等方法在东汉的墓室壁画里出现，甚至用凹凸感来表现层次；色彩较为丰富复杂，使用了朱、绿、黄、橙、紫等色调的矿物质颜料；线条的表现力明显提高，人物的身份、性格刻画受到重视，因而壁画中的人物生动传神。

到东汉前期，墓室壁画题材除了沿袭西汉晚期以来的传统，主要内容仍然是之前的日月天象、四神以及祝寿升天，但增加了门卒属吏、车骑出行等表现墓主人生前家居宴饮等新内容。

人们身后的葬礼极尽奢华。这不仅是中下层的观念，尤其是王公贵族、权臣外戚的丧葬中，皇上亲临丧礼，政府还有充裕的赏赐，从而形成奢侈之仪，遇宠臣之丧，赏赐更是厚重，他们对丧礼的重视，无疑是起到了直接有效的表率作用，上行下效，致使各级官吏和百姓争相效仿，为达厚葬目的，竭尽所能铺张浪费。

由于孝具有的特殊作用有助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故而西汉统治者在把董仲舒的新儒学定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同时，对先秦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亦十分重视。《白虎通义》把《孝经》视为治国安民的法典，并以此来解释孝观念。

《白虎通义·五经》载：故孔子曰：“《书》曰：‘孝乎惟孝，友兄于弟，施于有政，是以为政也。’”夫孝者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经》者，夫制礼乐仁之本。

拨高《孝经》地位，把孝观念作为是“施于有政，是以为政”的统治策略，是“制礼乐仁之本”‚是为达到“内能正己外能正人，内外行备，孝道乃生”的安定的统治局面。汉代的职官选举制——察举制，这种制度一方面为国家输送了人才，另一方面也在社会上掀起了“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舆论风尚，在社会中增强影响力的同时也做到了很好的宣传。

但是任何一种道德规范，都是与当时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的，都是那个时代特定的历史产物。但是，孝观念和孝规范除了具有阶级的、时代的印记之外，同时也是人类亲子关系的天然反映，是人类最真挚的道德情感的体现。以阶级性来吞并人的天然情感，将父母子女间的血缘亲情以阶级来划分，只能造成亲情疏远、人际隔阂、社会伦理关系紧张。

《盐铁论·散不足》载：世人“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以致发屋卖业。”

唐宋以后，由于统治者的导向，厚葬习俗日益膨胀，隆重为逝者送死成为人们的头等大事。宋人李觏说：“死者人之终也，不可以不厚也”，把丧葬厚薄作为衡量孝与不孝的重要标准。于是王安石以“先臣之未葬”为由，数次请辞以“奉养婚嫁葬送之窘”。

直至清代，厚葬习俗经久不衰。《清稗类钞》中破落弟子邬三，为避免世人称之不孝之名，在为父母办丧事时，不惜“卖屋治丧”。

正因如此，《淮南子·汜论洲》说“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此语高度概括出厚葬陋习的思想渊源便是儒家的孝观念。孔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忠孝仁义和贤臣则明主而事没有什么矛盾。

忠和愚忠的界限是：对于君主做出不符合道义的事情，做下属劝阻两次而不听，就应该去之。如果坚持劝阻，就会自取其辱甚至被杀，那就是愚昧了。

孝和愚孝的界限是：父母做出不符合道义的事情，却不劝阻反而顺从，这叫愚孝。比如父母暴怒而虐待孩子，孩子不逃避，就是愚孝。

作为封建社会产物的厚葬陋习，现今在农村仍然严重存在。古时的孝是具有特殊作用的，于是封建统治者极力提倡孝道，厚葬陋习愈演愈烈，以至用丧葬的厚薄程度作为标准，判断子女是否行孝。这一片面的标准，忽视了作为孝含义的另一重要内容——养生，而成为传统孝道的糟粕。

结语

虽然汉朝的孝道文化在最初一定时期内起到了重要的维护统治作用，为确立社会制度维护国家稳定作出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积极的作用逐渐消减，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汉代之后，对孝德的推崇产生了孝文化封建化、极端化等趋势，致使愚忠愚孝思想出现，产生了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毋庸讳言，在现代社会中，传统孝道缺失的现象并不少见，父母子女对簿公堂、几个子女不赡养一个老人，诸如此类的报道不绝于媒体。对于孝文化，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去其糟粕”，但却也忘了“取其精华”。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然应该是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都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家庭的和谐与安宁是用“孝”紧紧连接的，如果孝被抛弃，那整个人类社会将支离破碎，《礼记》中所描绘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也只是天方夜谭。

这就是“孝”作为“诸德之本”的最终存在意义。对于古时的孝道，我们应辩证看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当今社会特点，孝顺父母，践行孝道，推己及人，天下大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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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平生.孝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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