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使用的金器种类较少，尽管使用时间较晚，但是发展速度很快。每次农具的革新，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种简单的变化，但实际上，却是先祖们精湛的智慧结晶，让原本笨重的农具，在农业生产中变得更加方便，从而推动了农耕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近几年，在西安南郊、西安北郊以及陕西岐山县贺家村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新的考古资料，这为我们对秦代农具和农业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尚书·金縢》记载：“为三坛同，为坛于南方北面。”
陕西出土的秦人农具，以铁器为主，其中夹杂着青铜器皿，一般集中于临潼，西安，凤翔，岐山一带，其中包括锄，锄，锄，铲，镰等。
秦人青铜农具共有三种青铜制品，分别为铜犁、铜铧和铜辟土，但数量较少。青铜农具对秦人农耕历史的发展来说，虽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他们从以木、石为农业工具到以金属为主要手段的农业工具的过渡。
同时，在凤翔马家庄一号墓葬群和凤翔秦公一号墓葬中，也发现了一些铁制农具，这也是一种证明。第二个阶段是战国时代，到了这一时期，已经没有青铜器，取而代之的是铁器，虽然铁器的数量增加了，但种类并不多。
当时最常见的是一把铁锹，铁锹在当时应该是一件大型的铁器，因为它是由铸铁制成，虽然比较坚硬，但是很容易断裂，所以很难在遗址和坟墓中找到。
第三个阶段是秦王朝。在这个时代，秦统一六国后，国力和疆域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张，铁矿石和铁匠也得到了极大的补充，可以大量制造铁器，比如犁头、犁头、锄头、镰刀等，这些工具的出现和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
秦王朝之所以能发展到如此程度，就是因为有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大量的铁制农具，就是秦王朝农业发展的最好证据。秦人对农具的运用，从木石、木铜到铁器，这是农耕民族必然要经过的一段时间。秦人的农业工具具有上述的共同特征，但也具有自己的一些特征。
秦人虽然开始使用铁器，但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西周灭亡后，秦襄公护卫着周平王东下，给平王策赐下了一块“岐西之地”，从此，秦人在周国的土地上崛起。
周人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部落，在已有的考古发掘中，已有大量的周人农具，例如，陕西临潼一座铜窖中，就有一套西周时期的农具。1985年，宝鸡眉县马家镇出土的四套铜锄，质地十分优良。
此外，在西安丰镐遗址还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农器，但在周人的遗址之中，却很难找到秦人的金属农耕工具，这是因为春秋前期，秦人建国之时，国力尚不稳定，关中地区实力较弱，又与戎狄征战太久，铜矿只能用来锻造祭祀和战争的武器，无法用于农耕，因此，这个时代的农耕工具，主要还是以木头、石头和贝壳为主要原料。
二、双丝作绠系银瓶,百尺寒泉辘轳上根据史书上的记载，秦穆公时代，曾经发动过“泛舟之役”，帮助过晋国，但三年后，秦国出现了大饥荒，不得不向晋国借粮，这说明“泛舟之役”只是秦国与晋建交的一种手段，而非表现出秦国在农业上的优势。如果秦国本来就有大量的粮草，那么秦国在帮助晋国的两年后，国内也不会出现饥荒情况。
而秦人国力之所以迟迟不能东进，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农业的落后。秦人是一个有着游牧和放牧传统的部落，他们虽有一定的农业生产，但总体上还没有发展起来。
到了春秋时代，由于秦人的进步，农业工具也逐渐赶上了其它地方。在春秋前期，秦人的铁器并不多见，自从襄公建国之后，秦人便开始向中原进发，不过因为习惯了放牧，所以秦人并没有太过在意这些珍贵的青铜矿石。
战国时期之后，秦人的生产工具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比如他们使用的铁锹，已经和中原以内的江西和湖北的铁锹差不多了，在凤翔马家庄的一号墓室里，就找到了一块在战国时期之后被挖出来的铁锹，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的铁锹。
《大荒西经》记载：“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圭归俟尔命。”
随着战国时代的到来，秦人也意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他们开始研究和改进农具的制造方法，青铜农具则被锻造出来的更加精致的铁器所取代。在凤翔永城秦公1号墓中，出土了十多个铁锹，经检验，这些铁锹都是用铁矿的，这说明秦时代的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秦人在战国时代使用的农具越来越多，这与商鞅“奖励耕战”的策略思想密切相关。在政府的监督和奖赏下，百姓的荒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了更多的粮食，可以充实国库，让军队变得更加强大。
战国时期，秦国就开始大规模的使用牛耕，不过，在一些地势较低的地方，牛耕并不适合使用，所以还是需要锄头之类的工具。
三、往年行垄人同马，当下犁耕催铁牛到了秦朝，生产性农具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西安南郊士人星城墓中发现的四个铁锹，其形状和尺寸都是一模一样的，说明其生产性农具的标准化程度已经很高。
但是在考古中，却没有太多的秦代农具，这可能是因为农具破败不堪、无法使用的时候，政府会进行回收再利用，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官作农具散落民间，节省资源、提高利用率。
正是因为有官方的收回，所以秦时期的农具才会那么少，这些被发掘出来的农具，要么是因为发生了意外，没有来得及收回，要么就是一些普通的农具，流落到了民间。
从目前所知的信息来看，秦朝应该也有不少农业工具，不然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能种出几十万石的粮食。秦人使用的金属器显示出较强的地域性。从发现的地方来看，东周秦时期的金属器多分布于今西安附近和宝鸡一带。
宝鸡和西安作为周人宗周和丰镐两个都城的所在地，是西周政权的中心，并在这两个地方都发现了西周时代的青铜器，为秦人的金属制农业工具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周时代，秦人占领了这一地区，因此，使用这一地区的金属农具的人，也应该是秦人。尽管秦人在春秋中后期已不再使用金器，但从西周开始，这几个地区的金器就一直存在。
咸阳和渭南两个地区，由于远离周人的中心地带，生产力相对落后，铜和铁的匮乏，很少出现甚至没有出现过金器，因此，金器在这两个地区很难普及。而在西周灭亡之后，渭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了戎人的天下。
《史记》记载：“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
戎人的游牧传统，让他们很难将耕种的工具带到其他地方。在秦都咸阳2号王宫遗址中也发现了一种“铁器”，但也有可能只是一种建筑和建筑的工具，而不是一种农业用具。
秦人的金制农具只是一个实用的工具，并无祭祀的功能。秦人的金制农具的出现，说明秦统治者十分注重农耕。不过，和其他的祭祀器皿不同，这些器皿并没有出现在高级的秦王墓中，而是被发现在低级的坟墓中。
这表明，秦人的农具只是一种实用的工具，并不能和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相提并论，成为一种尊贵的陪葬品。
秦人使用的工具多是当时比较发达的铁，而武器则多是用青铜来制造的。铁器的威力本应比青铜器大得多，铁的作用也应比青铜器大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
王学理指出，秦位于西北地区，铁矿石产量不高，表层矿床荒芜，且大多呈“鸡窝”状，正是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制约，秦人才不能普遍使用铁制武器；秦人在“耕战政策”的推进下，使用了大量的铁器来制作农业生产工具，这是一种必然。
农具的进步，是一种划时代的进步，也是一种对人类历史的推进。例如，耒耜的出现，标志着农业的诞生，随后，耒耜具有金属质感的，并且发展成为犁，这更意味着农耕文明有了新的飞跃。
参考文献：《史记》
《尚书·金縢》
《大荒西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