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是南宋诗人辛弃疾在京口北固亭怀古之时所作的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位久经沧桑的北伐将领此时怀念的正是几百年前那位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北上气吞河山万里的“北府将军”，那位中华千年北伐史中唯一克复长安、洛阳二京的开国皇帝，更是那位力克四国、三擒天子的战神——刘裕。

刘裕，小名寄奴，一位真正依靠军功实现帝王霸业的传奇君主。出生时母亲难产而死，一度被父亲弃养，儿时家贫以贩履为业，又因为赌博而输的倾家荡产，这般种种苦难为刘裕的早年生活蒙上了层层阴影，也让他的人生有了逆袭的底色。

自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开始，投身东晋北府兵行伍的刘裕开始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对内平定遍布东南沿海的海贼孙恩的起义，消灭了桓楚政权，剿灭了割据西蜀的谯纵，平定了岭南的卢循起义，戡平了江州的刘毅与荆州的司马休之，使南方实现了自永嘉南渡后少有的安定局面；而后又对外消灭盘踞黄河流域的鲜卑南燕、羌族后秦等国，降服氐人的仇池国，更在黄河北岸以军事史上封神的“却月阵”大破北魏拓跋铁骑，收复淮北、山东、河南、关中等地，收回青、兖、豫、司、雍五州，光复洛阳、长安两都，在永嘉之乱百年之后首次“震惊旃裘之心，发舒华夏之气”。

刘裕一生征战遍布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自东南海隅至陇上高原，黄河以南的中华大地上无处不留下他金戈铁马的万里豪气，明代大家王夫之曾如此评价他：

“自刘渊称乱以来，祖逖、庾翼、桓温、谢安经营百年而无能及此。后乎此者，二萧、陈氏无尺土之展，而浸以削亡。然则永嘉以降，仅延中国生人之气者，唯刘氏耳！”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皇帝，却在北伐的最后时刻功败垂成，如丧家之犬般退出了长安城，覆灭了刘宋华夏一统的最后希望。

南归VS北伐：史上最难选择题

公元417年农历九月，已经成为东晋太尉的刘裕抵达长安。整整一百年前（316），西晋最后一位皇帝司马邺在这里“乘羊车，肉袒衔壁，舆榇出降”，成为匈奴人刘曜的俘虏，长安沦陷，关中之地尽丧，匈奴人的前赵、羯人的后赵、氐族的前秦、鲜卑人的西燕、羌族的后秦在关中大地轮番走马上场。一个百年后，代表南朝正统的刘裕终于将晋室的旗帜插在了长安城楼之上。

“长安丰稔，帑藏盈积。公（刘裕）先收其彝器、浑仪、土圭之属，献于京师；其余珍宝珠玉，以班赐将帅。执送姚泓，斩于建康市。谒汉高帝陵，大会文武于未央殿。”

《宋书》记载，这场盛大的收复故土仪式结束后，刘裕面临着两个选择，一种选择继续北伐席卷秦凉幽冀，以期统一全部华夏故土；另一个便是拥赫赫军功回朝，行禅代之举。一边是席卷寰宇的赫赫威名，一边是称帝换代的野心诱惑，刘裕在长安盘桓不定。

正在此时，一个噩耗传来，作为刘裕心腹的刘穆之突然病故，这让刘裕顿感后方根基不稳。刘裕作为掌握东晋最高军事权力的将领，其领兵远征在外最大的依托就是后方的政局稳定与后勤保障的畅通。刘裕在北伐之前使“转穆之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刘穆之便是刘裕在朝中的底气，此人一失，朝堂上的南渡王谢士族与江东土著必然会在朝堂上掀起不利于刘裕的政治风波。刘裕的北伐前辈们（祖逖、桓温、谢玄与刘牢之）几乎毫无例外地失败于战场之外的朝堂争斗，建康朝堂上的内斗与内耗可谓是所有南朝北伐将领挥之不去的噩梦。作为北伐集大成者的刘裕更是深谙此道，因此，此时若想稳定政局，他亲自返回东方镇压朝堂上的各种乱局无疑是最好的方法。

除了刘穆之暴毙带来的“根本空虚”外，刘裕也面临着与当年亚历山大东征时一样的难题，即军队长途远征带来的思归之情。据《资治通鉴》记载：

“始，裕欲留长安经略西北，而诸将佐皆久役思归，多不欲留。”

《晋书·郭澄之传》同样记载：

“（刘裕）既克长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僚属议之，多不同。”

刘裕军队的基本盘是京口和广陵所在的南徐州和南兖州，是东晋北来侨民以及淮河流域的流民武装，这部分军队早以江淮为家，以之攻略河、洛尚有余力，西入关中则明显属于劳师远征的范畴（与今天不同，自汉以至于唐，中国古人都将关东与关西视为两个不同的地缘板块，跨越这一文化地理界限所带来的陌生环境和文化隔阂经常困扰着远征的军队将领）。不仅如此，刘裕的军事团队核心成员更希望在此次战争之后获得与军功相一致的政治利益，刘裕大将王镇恶曾对刘穆之言道：“三秦若定，而公九锡不至，亦卿之责矣。”这番话侧面也透露了刘裕军事集团对名望利益的渴望。

从北朝人士的角度看，夺取长安、洛阳二都的辉煌胜利让刘裕自认为已经取得了禅让的基本要素，离开长安正是为了篡夺晋朝帝王之位。如《魏书·岛夷刘裕传》：

“裕志倾僣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

又如赫连勃勃的谋臣王买德言：

“关中形胜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狈而归，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复以中原为意。”

这些说法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以刘裕的赫赫军功，实则不需要专以讨灭后秦来获得篡位的政治资本，但是讨灭后秦的成功也确实让刘裕获得了东晋王朝建立以来空前绝后的功勋。刘裕东归后的目的地仍然是其指挥北伐的战时大本营彭城，而并非东晋国都建康，更没有马上逼晋室禅让，这也表明了他东归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稳定东方局势，将关东的中原与江淮之地牢牢把握在手中。

同时要强调的是，黄河北部局势短期内无法解决，也让刘裕对统一北方存在疑虑，当时陕北的大夏和河北的北魏国势初兴，即使以刘裕的军事才能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其取得决定性胜利。且江南士族习于偏安，不愿北归，难以与刘裕同心。在众多原因之下，刘裕选择先固根本的保守性战略，自己先行带主力离开长安返回关东，留下幼子刘义真与部分参佐将领，外加万余“长安兵”镇守关中，但这也为后来的大败埋下了伏笔。

骨肉相残：刘裕手下南北系将领的疯狂内讧

《南史·宋武帝本纪》载：

十二月庚子，（刘裕）发自长安，以桂阳公义真为雍州刺史，镇长安，留腹心将佐以辅之。

刘裕在离开长安时，曾犯下了严重的用人错误。首先是让自己12岁的幼子担任都督雍、梁、秦三州军事的安西将军，凌驾于所有功勋将领之上，使得整个留守长安军团的生死决断于一个幼儿手中，荒诞之余，更增加了北方赫连氏的轻视之心。

另一个巨大的用人错误就是并没有安排好留守人员之间的责任和统属关系，也对自己军队内部严重的南北分歧没有预判，甚至直接在派系斗争之中拱火浇油。纵观刘裕军队，其取得辉煌战功的核心在于拥有一批优质的将领，但其内部也一直存在南北分裂的问题，以王镇恶、王修与王仲德为首的“三王”皆为前秦末年大乱之际投靠南宋的“新北来人”，其中王镇恶更是前秦丞相王猛的孙子，王修同样也是京兆灞上人，其在关中地区的巨大人望是刘裕戡平关中的助力，同时也是刘裕集团中南方派系所忌惮的力量。史载：

“关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长安，王镇恶功为多，由是南人皆忌讳之。”

以沈田子、沈林子为首的南方武力强宗与傅弘之为首的“旧北来人”向来对王镇恶这样的北方降人抱有强烈的芥蒂之心，惧怕这些北人在回归故里之后趁势做大，不利于他们这些孤悬北方的南人。

刘裕任命王镇恶为安西将军司马，又任命王修为雍州长史，表面上似乎把关中的军政大权托付给了两位“北人”，但同时又任命南方将领沈田子为咸阳、始平二郡太守且兼任中军参军，傅弘之为雍州治中从事史，实际为制衡之意。但可惜的是，这种人事任命上的制衡在缺乏刘裕本人威望加持的情况下实际十分脆弱。

在刘裕离开长安之际，南方将领沈田子等屡屡进言王镇恶家在关中，无可保信，而刘裕面对这一说辞竟然表示：

“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善，正足自灭耳。”

同时又私下里叮嘱沈田子：

“卿等十余人，何惧王镇恶！”

这一令人瞠目结舌的拱火说辞不仅助长了南方派系的气焰，更可以说是直接纵容了沈田子等人的内讧行为。

于是乎当赫连勃勃大军进攻之际，王镇恶与沈田子俱出北地郡抵抗匈奴，军中竟然传出了“镇恶欲尽杀诸南人，以数千人送义真南还，因据关中反叛”的谣言，而此时有了口实的沈田子矫诏刘裕军令“于弘之营内请镇恶计事，使敬仁于坐杀之”。沈田子残杀王镇恶的行径马上拉开了关中将领内讧的序幕，同为北人的长史王修以擅杀大将的罪名“收杀田子于长安稿仓门外”，而幼童刘义真则听信左右谗言再杀王修。作为刘裕钦命的关中行政长官王修既死，关中“人情离骇，无相统一”。于是，在古都长安城内外的这出“一月死三将”的闹剧彻底击碎了留守长安的军政集团，丧失军政辅助的刘义真只能“悉召外军入于城中，闭门距守。关中郡县悉降（赫连勃勃）”。

长安寥落：南朝强兵的无奈之处

在刘裕进入关中之前，羌族建立的后秦姚氏曾经与赫连勃勃有着长期的对峙经验，作为关中本土起家的姚氏在百年间经历姚戈仲、姚襄、姚苌（cháng）与姚兴四代人的经营，不仅在关中地区拥有一定政治威望，更对关中军事地理十分熟稔，以羌人为核心的后秦军团在渭水以北的平凉、杏城、定阳、三城、安定与上邽等重镇都设有重兵防守，可以说在关中平原周边山川形成了一圈防御点。

赫连勃勃在与后秦的早期作战中就曾说：

“其诸镇用命，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

这说明后秦在关中周边尤其是渭北的城垒对于赫连勃勃具有很大的震慑作用。

以此来看，刘裕的长安军团与后秦政权的实力相比，差距甚远。刘裕在进入以长安和咸阳为中心的渭南地区后，将其作为主要的经营区域。史料中记载的唯一一次出击记录仅仅是沈林子“追击（羌众）至槐里”（今兴平市，距离长安仅百里之遥），而以沈田子与王镇恶分别所领始平郡、冯翊郡太守来看，刘裕军团所掌握的基本上仅仅是潼关附近与渭南一带，渭北广阔的城镇营垒根本没有占领，也就自然谈不上经略关中大部。

不仅如此，刘裕的保守政策也让关中地区的汉民大失所望：

“时陇上流人，多在关中，望因大威，复得归本。及（刘裕）置东秦州，父老知无复经略陇右、固关中之意，咸共叹息。”

连百姓都对刘裕的关中战略一看便知，更何况北面虎视眈眈的大夏之众。

夏主赫连勃勃早在刘裕伐秦之时便“厉兵秣马，驯养士卒，进据安定，秦岭北郡县镇戍皆降之”，将关中平原的北方命门基本全部纳入囊中，以居高临下之势面对刘裕，胜负之势立显。且赫连勃勃所属的匈奴铁弗部继承了匈奴人的游牧习性，长期游荡在朔方、云中一带（内蒙古河套地区），其骑兵数量与作战机动能力较之刘裕以步兵为主的军队在关中平原上具有十分显著的优势，用赫连勃勃自己的话讲：

“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吾取之如拾芥耳！”

后秦多年经营的渭北堡垒防御体系在关中变乱之后彻底消亡，刘裕所部的南方步兵不仅数量稀少，对于当地地理环境和军事条件也都相当生疏，客场作战水土不服，面对久经沙场的匈奴骑兵，更是毫无胜算可言。

尽管当年的刘裕曾“扫伊、洛，修奉园陵，震惊旃裘之心，发舒华夏之气”；尽管他创立的战功为“南国之盛，未有过于斯时者也”，然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千古英雄终会因为历史大势的制约而与克竟全功失之交臂，长安之败是刘裕怆然哀叹的毕生耻辱，却也是历史纵横中常态版的“遗憾”，也正是这些“遗憾”，才让华夏帝王将相的故事如此真实而激荡！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9

2.（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96

4.（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王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