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一点已经不用解释，因为他就是保密局天津站倒数第二任站长、在天津解放前出逃的吴景中，此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叛徒”，他一开始在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当中校，后来调查课并入复兴社特务处，当年的小吴跟十多个叛徒同学一起成了戴笠的下属，这些叛徒留学生也成了军统临澧特训班的骨干教官。
曾任军统临澧特训班总务处事务股股长兼行动术教官的沈醉在《军统内幕·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看特务的滋生》中回忆：“1938年1月间，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
临澧班并不是戴笠所办的第一个军统特训班，在此之前，他还在上海办过青浦班和松江班，刚办了不到一个月就因为上海失守而匆匆结业，教官和少数学员到临澧继续办班，余乐醒、谢力公、吴敬中（为了方便起见，咱们还是把吴景中叫吴敬中）等人就是从上海撤往云南的，余则成那样的学员，有相当一部分就地潜伏，这才有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刺杀李海丰”——李海丰的历史原型就是叛变到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军统电讯专家李开峰，刺杀他的人叫刘全德。
刘全德刺杀李开峰的全过程，“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在《英雄无名》中有详细描述，那个刘全德在上海解放后还想刺杀陈毅市长，结果被活捉并被判处死刑，因为此事与本文无关，所以放在一边不提，咱们今天要聊的，是曾在军统临澧特训班当过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兼情报电讯、教官，在军统西北区、东北区都当过区长的吴敬中，认不是认识《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跟《渗透》中的李维恭、《风筝》中的郑耀先当没当过同事？
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就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徐州“剿总”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他是不是“叛徒”还真难以下结论，因为他本人不承认是叛徒，我方的文件也没给他定性为叛徒——文强转换阵营，是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误会”：当年他担任川东特委书记、领导二十三个县红色根据地的时候被特务逮捕，被营救出狱后跟上级因审查问题发生争执，到上海寻找他在黄埔时期的周主任不遇，衣食无着这才投奔了父亲的同学兼好友程潜，后来又被戴笠拉进了复兴社特务处。
文强并没有出卖组织，他在特务处、军统期间，主要是对日伪暗战，抗战胜利后就去湖南当了长沙绥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如果不被杜聿明拉到徐州，肯定会跟程潜陈明仁一同起义。
文强在军统期间就已经晋升中将，这在《文强口述自传》和《文强传》中均有明确记载，我们也能从这两本书中看到他在军统期间的简历：1937年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1940任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1943年任忠救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兼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1944年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主持实际工作），1945年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5年底到1946年初，文强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并于同年在孙连仲、胡宗南、戴笠共同保荐下晋升中将。
看了文强履历，咱们再来看看吴敬中：此人从临澧特训班出来，就到郑介民兼任所长的中苏情报所当了总务科长，后来又因戴笠赏识，而先后担任军统西北区少将区长、军统局东北区少将区长，戴笠坠机后，吴敬中又在其同学蒋经国运作下，调离即将解放的东北，去天津站当了站长——当时的天津市长杜建时是“太子党”，陈长捷是傅作义嫡系，小蒋把老吴调到天津，也是为了监视傅作义和陈长捷。
这样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吴敬中在军统东北区当区长的时候，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和《渗透》中的“毒财迷”李维恭也在那里，而且李维恭和文强在职务上还有重合——文强和李维恭绝不是同一类人，因为戴笠和毛人凤都知道，文强出身名门世家，视金钱如粪土，用张飞的话来说，就是“俺颇有家资”，根本就不会像李维恭那样见利忘义，吴敬中视若珍宝的玉座金佛，在文强家里，可能也即是一个寻常摆设而已。
有人说李维恭的历史原型是文强，这当然是不对的，其实他应该是从吴敬中和文强身上各取一点点（文强的职务，吴敬中的爱好），然后把其他蒋系特务的劣性汇聚到一个人身上，这才凑成了这么个令人讨厌的伪君子形象。
我们看沈醉回忆录就会发现，如果李维恭真实存在，并且真在军统临澧特训班当过教官，那么他一定从沈醉的办公室里领过工资。
沈醉可能认识李维恭，当然也可能认识郑耀先，甚至还有人说郑耀先身上也有沈醉的影子，或者说沈醉当过郑耀先的小兄弟——军统八大金刚，其实就是局本部的八个处长，总务处处长沈醉年纪最小，是老八。
沈醉可能认识或应该认识李维恭郑耀先这两历史人物不确定的真特务或假特务，同时他一定认识吴敬中和文强，而且必然给文强当过小弟——文强在上海潜伏期间与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平起平坐，跟戴笠称兄道弟，沈醉作为戴笠的亲传弟子，先后当过交通员、情报员、情报组组长，军衔也从中尉逐渐晋升为少校，见了少将文强，是一定要毕恭毕敬的。
更有意思的是文强1975年特赦后，马上就当选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学习组长，而且连任三届干了十五年，沈醉就给他当了十五年副手——每一次选举，文强都是全票，沈醉有几个不太要好的“同事”，所以一直得票第二。
有人说文强当组长是因为他“能办事”，别的文史专员办不成的事，文强出马一定能办成，而沈醉就没有那么广泛的社会关系了。
即使是在军统时期，沈醉跟文强就不是一档次，或者说“差了一辈儿”：文强的父亲跟程潜在日本留学期间是同学，当年有一个姓蒋的也在日本留学，文强的父亲是同盟会元老盟员，也是主要资助者之一，所以文强转换阵营后，跟老蒋的两个儿子关系都很好，蒋小二一辈子都拿文强当兄长——文强与一老二小三蒋的关系，《文强口述自传》和《文强传》都写得很清楚，文强之所以能在戴笠活着的时候就授衔中将，也可能是老蒋看在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上，才“破格批准”。
文强是中将，李维恭也是中将，这可能就是有人认为李维恭的历史原型之一是文强的理由，但我们清楚地听到李维恭提到的那个“武强”，才是没出现的文强。
文强和李维恭是中将，吴敬中和郑耀先则是少将，这四个沈醉可能认识或真正认识的将军级特务，谁的后台最硬、本事最大？笔者认为可以这样排序：文强第一，吴敬中第二，郑耀先第三、李维恭第四，甚至我们可以说李维恭虽然军衔是中将，但背景和文强吴敬中没法儿比，能力也差了十八条街。
熟悉那段历史，或看过沈醉回忆录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吴敬中跟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班同学，跟郑介民、戴笠的关系都很好，可不像李维恭那样，经常被骂得狗血淋头。
至于郑耀先，我们确实必须尊敬他的执著与坚强，但是作为一个潜伏者，他在维护人际关系方面，确实不如文强和吴敬中——郑介民字耀全，而且也很想拉拢郑耀先，郑耀先居然没有打蛇随棍上，这不能不说是失策：郑介民已经晋升为“国防部次长”，郑耀先跟他认“本家兄弟”，不但能脱离保密局而避免三方（毛人凤、田湖和袁农）追杀，还能进入“国防部”获取更重要的情报，甚至有可能当上二厅（情报厅）厅长，那时候他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了。
当然，郑耀先和李维恭因为历史原型不明，很难跟真实存在的文强、吴敬中相比，我们也只能把史料和电视剧结合起来评价：在您看来，要给文强、李维恭这两特务中将，吴敬中、郑耀先这两个特务少将按后台和能力排座次，谁能坐头把交椅？按能力来说李维恭最弱，那么郑耀先和文强吴敬中相比，谁更强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