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情报处）少将处长董益三与康泽在襄樊战役中被俘。

1956年高级战犯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沈醉见到了先期到达，因为“资格老”已经当上学习小组副组长的董益三：“我一向有点旧意识，怎么改造也改造不掉，所以一见到董益三这位老同事，大有万里他乡遇故知的喜悦，赶忙问长问短。董益三是怎样比我先走进监狱一步而成为‘老资格’的，我倒很有兴趣。可是一听到他口口声声‘重新交朋友’，我又怕碰钉子。”

沈醉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看起来还是特务更了解特务：董益三后来不但让沈醉碰了钉子，还扇过原十二兵团司令黄维的耳光——当年兵团司令跟绥靖区平级（有些兵团就是绥靖区改编的，比如淮海战役中的刘汝明第八兵团，原本为第四绥靖区，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原为第九绥靖区），也就是说黄维和董益三的上司康泽地位差不多，少将董益三敢打中将黄维，看来黄维纸条上写的那句话还真没错。

董益三打黄维，这件事有两个半“当事人”或“目击者”都写过：黄维是当事人，沈醉是目击者，《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作者黄济人是听舅舅邱行湘说的，只能算半个目击者。

黄济人和沈醉都说打黄维的是学习小组组长董益三，但挨打的黄维却说董益三只是副组长，还有一个姓王的组长也动手了，但最后挨批评的只有黄维和董益三。

一提到姓王的组长，大家肯定会先想到王耀武，但王耀武如果只是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学习委员而不是小组长，应该不会自降身价去跟董益三联手打黄维，但王耀武真没当过组长吗？我们还是得查资料。

董益三打黄维的时间不详，也许是在沈醉1956年进入功德林之前，所以沈醉也未必是事件的亲眼目击者，而董益三打黄维的时候是副组长，等沈醉去的时候，他已经是组长了。

据沈醉回忆，董益三在功德林当组长的时候，似乎忘了他跟沈醉在军统局本部的交情——沈醉为了拉关系，拿出一条“大前门”送给“董组长”：“当我兴致勃勃地夹着香烟找到他的房间，他正在收拾吃饭的桌子，我把香烟递过去，他却一个劲地摇手不要，并且连连说：买来不容易，留着自己吸吧！我需要再去找你。我以为他看我一次拿多了，别人会向他要，便取出一包递给他，没有想到他还是把我的手一推。这一意外的举动，使我感到十分难堪，脸色马上变了。他一看，才把那包香烟接过去，打开来取出一支，其余的扔还给我。”

董益三宁肯在院子和胡同里捡烟头拆散再卷起来抽，也不肯要沈醉的香烟——沈醉被俘时揣了十两黄金，后来又从成希超（在沈醉之后担任保密局总务处长）私藏的两千一百美金中分了七百，再加上他在昆明陆军模范监狱被关押期间，有不少受过他恩惠的人送钱送物，沈醉在战犯管理所“不差钱”：“因为解放军执行不搜俘虏的政策，被俘时身上带的财物都算是自己私有的，虽暂时交管理所保存，但随时可以取用。”

沈醉和成希超等人腰包都挺鼓，而在战场上被俘的董益三和黄维口袋比脸还干净，幸好黄维不抽烟，要不然他跟董益三打架的原因可能就是抢烟头了。

黄维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回忆：“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井陉看守所机构迁到北平的功德林。我在功德林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同犯争执以致动手打起架来……组长、副组长人多势众，大兴问罪之师，并向我动起手来，我便回手迎战，因为用力过猛，自己却跌倒在地上，脸也碰破了。我那个小组共有七人，组长王某(原某地行政专员)，副组长董益三(原属军统)、李宰卿(某地方团队头目)。另有阎锡山的旧部梁培璜、傅作义旧部陈长捷、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

黄维说当时的组长是在某地当过行政专员的王某，如果“山东省主席”也算“行政专员”的话，那个人就可能是王耀武了，但是我们查阅相关回忆录，就会发现王耀武跟黄维还真在一个小组，但那是沈醉去了之后的事情了。

沈醉1956年进功德林，分在第二组，该组成员还有王耀武、王陵基、方靖、宋瑞珂、覃道善、苏本善。

据黄济人描述，沈醉进功德林之前，黄维所在的小组确有梁培璜、陈长捷、林伟俦、黄维，却没有沈醉，也没有王耀武。

沈醉和黄济人的描述，当然不如黄维描述的准确，于是我们就只好去翻特赦名单，看看其中有没有一位姓王的行政专员。

当年全国各地高级战犯向北京功德林集中，标准是文官厅长以上，武官少将以上，只有章微寒是个上校站长——那是因为他投诚后又跟毛人凤派回来的特务联络，家里还藏了两个，所以才被关进了功德林。

既然能当上小组长，说明这位行政专员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我们在1960年11月28日的第二批特赦名单中找到了西安市市长王友直，他职务相符，但履历却不太像：王友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加入我党，后因被捕与组织失联，跟文强一样转换阵营，先后当过老蒋的西安行营秘书、主任秘书、第十战区陕西省动员委员会秘书处长、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政治部少将组长、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西安市市长。

王友直跟沈醉同一批特赦，后来也被确认为起义将领，没有任何资料说王友直曾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跟董益三联手打过黄维，所以这唯一有点“符合标准”的人也排除了，于是问题又回到了起点：会不会是黄维记错了，把学习委员王耀武当成正组长了——小组长也是要受学习委员领导的。

据黄济人查阅档案得知，当时功德林战犯分为十三个组：第一组组长邱行湘，组员杜聿明、宋希濂、康泽、王陵基、范汉杰、廖耀湘、杨伯涛、陈林达；第二组组长是宋瑞珂，组员王耀武、黄维、覃道善、方靖、沈醉，第三组组长陈长捷，组员有杨光钰、徐远举、文强、庞镜塘。

同时黄济人查到的资料里，王耀武确实当过组长：“解放军攻克南京，管理所出刊庆祝。文强的献诗一经张贴，其他战犯无不大惊失色，组长王耀武甚至不敢从墙报面前通过，绕道前来劝说文强赶紧把‘反诗’撕掉。”

黄济人关于王耀武是组长的记录不止一处：“康泽所在的缝纫组收工之前，组长王耀武例行质量检验。王耀武的语气强硬起来：‘没有一件合格的，你需要全部返工！’康泽不再说话，愣愣地稍坐片刻，突然冲出房间，在操场上一路狂奔……等到王耀武赶来，康泽已经卧地不起，人事不省了。”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黄维写回忆录的时候，王耀武已经不在了，沈醉跟王耀武、董益三在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当过同事，所以这些人都不会对故人的所有往事都直言不讳，黄维只说跟董益三一起打他的组长姓王、是某地行政专员，极有可能是为故人留情面。

不管要跟董益三联手打黄维的王组长是不是王耀武，黄维隐去其名，都是“厚道”的表现：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王耀武已经不在了，黄维自然也就不会一辈子耿耿于怀。

王耀武会不会打黄维，打黄维的是不是王耀武，笔者手头上的资料有限，所以不能确定那位王姓“行政专员”到底是谁，最后只好请教读者诸君：在您看来，黄维当时说话强横且反动，王耀武挽起袖子要打人，是不是也真有可能？王耀武使出全力，能打几个黄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