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驶在山西地界，从太旧高速下来，离大寨就不远了。
通往大寨村的路不宽，大约只一个半车位，但路面质量很好，许是没有大货车通行的缘故。
现在，山西大寨村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北方小村，整体很像大家族聚集在一块的城堡。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几十年前，大寨村是共和国农业的“圣殿所在”，高峰时期每天有几万人前来参观游览。
让大寨在全国闻名的推广者，不是别人，正是前共和国总理陈永贵。
大寨书记1914年，陈永贵生于山西省昔阳县石山沟，具体的生日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身为农民的陈永贵为了图个吉利，就将自己的生日定在了农历正月初一。
小时候，陈永贵家徒四壁，6岁时，父亲挑着一条扁担，一头放着行李，一头放着几十斤重的陈永贵，走了30里的山路，来到大寨定居。
本想在大寨改变“烂包”的光景，可没成想日子过得更加艰难。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让陈永贵一家翻不了身。
母亲、姐姐、弟弟都被当作商品，卖到了他乡。绝望的父亲万念俱灰，将陈永贵托付给大寨一户婆媳两个贫苦的女人，自己则吊死在故土老坟的歪脖子树上。
因此，陈永贵从小就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这两个苦命的女人先后谢世，陈永贵披麻戴孝为其送葬。
知恩图报始终贯穿在陈永贵的生命之中，有个叫王计科的人，年轻时同陈永贵一道贩过煤、卖过烧饼，他常常将一个糠饼子分作两半，自己则拿少的一部分，陈永贵对此非常感激。
多年以后，陈永贵当上副总理之后，中央给他配的厨师他不要，专门将偏远的昔阳县的王计科弄到北京顶了缺，正应了《史记》中“苟富贵，勿相忘”这句话。
抗日时期，八路军和日本法西斯在昔阳县争执不下。
此时，陈永贵表面是大寨村“维持会”会长，暗里则化名为老曹，当了一名地下工作者，为八路军传递情报。
后来虽然遭到误解，但陈永贵丝毫不放在心上。新中国的初生犹如一轮太阳，照亮了陈永贵的人生，“土改运动”让陈永贵获得了生产资料——土地。
1953年，为了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身为大寨村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带头卖粮1750公斤，让全村迅速完成了任务。
1750公斤粮食，对于陈永贵是全部的家当，以至于他还高强度劳作后，吃不上一顿饱饭。
以个人之苦换取国家利益，陈永贵认为是值得的。不过身为大寨村书记，陈永贵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让全村人吃饱饭。
大寨村位于虎头山西麓脚下，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土石山区，土质坚硬，本不是种田产粮的好地方。
当地人还为此作了一首民谣：“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情多”。
刚刚解放时，大寨村共有800多亩耕地，零零散散分散成4700多块，大的不到三亩，小的要好几块才能凑成一亩，斜挂在七沟八渠的坡面上。这些坡地缺肥少水，耐不住干旱，经不起雨涝。
陈永贵面临的困难不是一般的大，但也为陈永贵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
经过和大寨干部群众充分讨论，商量一套改造工程计划，具体做法是：沟里分段打坝，坡地打基筑埂，对于土层薄的地块担土垫地，对于坡度大的地块起高垫低。
经过几年的耕耘，大寨村每年的粮食产量逐年上升，由1952年的亩产237斤，上涨至1962年的亩产774斤。
短暂的成绩，不想被一场暴雨损失殆尽。1963年的盛夏，大寨遭受了特大暴雨，冲垮了100条石坝、180亩耕地。
然而，陈永贵在支部委员会上，说：“这次遭灾，昔阳县很普遍，全国也好不到哪去。他们比我们更需要物资，我们不要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
陈永贵的事迹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教员为了鼓励大家，说出了那句名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就此，陈永贵的名字刻在了教员的脑海里。
“文盲宰相”大寨的成功，让教员看到了合作社的希望，更满足了“工农联盟”的设想，陈永贵作为农业方面的带头人物，也坐上了升官的快车道。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高度概括评价了大寨精神。
教员71岁生日那天，极少请人吃饭的他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请客，邀请了火箭专家钱学森，知识青年邢燕子、工人代表王进喜、农民模范陈永贵。
很明显，传递出的政治意味就是希望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能联成一体，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1973年，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陈永贵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成了“副国级”领导者。
此后不久，陈永贵又在四届全国人大上被选为政府副总理。陈永贵当时曾向周恩来表示，说自己一个小地方来的，干不好中央工作。
但周总理却鼓励陈永贵：“慢慢学吧，你不想当？别人求之不得呢。”
陈永贵没上过学，更未系统接受理论指导，43岁才完全识字。批阅文件时，还要请教秘书。
不过陈永贵在私德上无可挑剔，他是唯一不脱农籍的副总理。在国务院办公，陈永贵不将户口迁往北京，这要放在现在，真是万中挑一的存在。
有人要帮助陈永贵转户口，他却反驳道：“转户口做什么，还是不要离开农民！生在哪里，就死在哪里。”
在办公时间上，陈永贵也牢牢恪守了“三三制”。“三三制”，顾名思义就是一年之中，三分之一的时间留在中央办公开会，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检查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地调查研究。
另外，陈永贵的全部工资也就是工分+出差补助。起初是山西省委负责，转到中央工作，就由中央发放，每月仅仅是136元。
实事求是地说，陈永贵对理想的追求是坚定的，也是朴素的，但不懂变通。
当历史行进到十字路口时，当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发生曲折时，陈永贵的盲目和无知就容易走向片面和极端。
改革开放后，中央制定了走“市场经济”为主的道路，农业方面也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这和大寨农业集体化的制度是南辕北辙。
万里和陈永贵可谓是两派观点的代表人物，万里就曾说这场斗争有三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走出农业学大寨的桎梏，坚持以生产为中心；第二个回合是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行联产计酬；第三个回合就是打破“不许包产到户”的魔咒，给农民充分的自主权。
陈永贵的“大寨经验”是以阶级斗争的视角看待农业，政治成分太重，经济成分太少，将农民对于社会经济权利的正常追求看成是经济敌人反对社会主义的表现。
为此，陈永贵极力抵制中央政策，并且陷入了疯狂的争权斗争中。陈永贵曾有句名言：“千重要，万重要，阶级斗争最重要”就凸出了这一点。
1980年，脑筋一时转不过弯的陈永贵，在大会堂开完了会，就站在了门口。当邓公微笑着走过，陈永贵主动上前，打了招呼。
随后，二人走进了旁边的会议室，开始了交谈。向来直来直去的陈永贵开口就说：“小平同志，这些天，会议是不是太多了，一天一个政策，我有点不太适应，也无法接受对农村的改革政策。”
邓公掐灭了手中的香烟，说：“没事，不懂可以问身边人嘛，不用着急。”这次谈话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发毛。
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中央陆续接到了山西的举报材料，这些都是关于陈永贵的黑历史。
原来在70年代，陈永贵负责的大寨村五年内虚报粮食达2.7亿多斤，比实际粮食产量多报24%，这成为了陈永贵辞职的导火索。
其实这和当时的政治风气有关，大寨作为农村的样板，千万双眼睛都盯着大寨，它只能增产，不能减产，否则就会产生政治后果。
可不论怎样，事实如此，陈永贵也没有狡辩的权利。
1980年9月，陈永贵被迫辞职，下台时，陈永贵曾说：“我还是不够成熟，太幼稚了。老虎吃人，人可以躲闪，可人要是吃人，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
卸任后的陈永贵被安排在北京一家农场，进行农业指导，从此基本淡出了公众视野。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诀别人寰。死后骨灰葬在了大寨，来参加追悼会的国家领导人只有华国锋一人。
结语事实证明，大寨经验不符合历史潮流，也不符合经济学。陈永贵之所以能进入权力中枢，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
与其说他是一位高官，不如说他是一种符号。这个符号代表的则是农民群体。
同时，陈永贵也不具备治国之才，也就无法承担重要职务，只能黯然离场，赋闲在家。
参考资料
《回观陈永贵的政治生涯》 人物春秋
《农业学大寨的一段历史》中国发展观察 赵树凯
《探析陈永贵与农业学大寨运动》 山西大学学报 王乙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