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及今，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家卫国，古人“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反之，那些在战场上贪生怕死，投降变节的军人，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然而，在抗战期间，有这位国军上将，在战场上投降了日军，后却成了英雄，此人便是国军二级上将。
方先觉，字子珊，江苏省徐州府萧县（今安徽萧县）人，他自幼受到良好家教，并在私塾启蒙，受到了儒教思想的熏陶后，考入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南京中学、上海法政大学法律系，一开始立志成为一名律师，后决定投笔从戎。遂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的一名入伍生，半年后升为正式学生，编入步兵第2大队第5队。
黄埔军校的学制一年，方先觉学习了十一个月差一个月就要毕业的时候，因在学校带着几名同学暴打学校军需官，认为以下犯上，被黄埔军校开除学籍，但他并没有因此气馁，没有这个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也立志要在军中混出队模样来。
此后，他又在军校高教班第2期、陆军大学乙级将官班第4期受训，相继参加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台儿庄战役、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等军事行动。
就在抗日战争的长沙会战期间，方先觉升任第10军军长，同时兼任衡阳警备区司令。其时，日军面临的局势越来越严峻，从东南亚到本土的海上交通已经完全被美军切断，所以不得已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打通从越南到东北的陆上交通线。因为战场主要在河南、湖南和广西，所以中国抗战史称之为“豫湘桂会战”。
日军发动的所谓“一号作战”重点战场就是湖南的长沙和衡阳，方先觉率第10军17000余队伍坚守衡阳。
衡阳东有湘江，北有蒸水，方先觉对这两处天然屏障只布置了少数警戒部队，他判断日军来犯的主攻方向要么从西北，要么从西南。西北地形平坦，而西南多山丘地形复杂，常人自然会以西北为主攻方向，但方先觉认为日军主攻方向必定是西南，因为西北地形平坦固然利于机动，但此时中美空军已掌握制空权，陈兵西北，无疑是将成为空中打击的活靶子。
而且长衡公路沿线多为连绵山地，并不利于部队机动，一旦遭到阻击或空袭，难以展开。而从西南进攻，道路情况就好得多。更重要的是，如果从西北主攻，即便攻下衡阳城，也还得再攻西南山地，因为衡阳的公路铁路都从西南山地经过。
因此，第10军在衡阳西南丘陵构筑了数道防线，各据点之间均以交通壕相连，丘陵对敌正面，全部削成90度陡直的断崖，在崖顶筑有手榴弹投掷壕。
其时，日军动用第68师团、第116师团这两个机械化师团，动用一切重武器，搞地毯式轰炸，乃至施放催泪毒气弹、糜烂毒气弹，但在守城部队的拼死抵抗下，衡阳城岿然不动。
在日军的第一次总攻中，瓦子坪阵地被敌突破。方先觉果断将守卫该阵地的第三师第七团第三营李桂禄营长就地正法。在这之后，再无一位官兵临阵逃脱。方先觉以严厉的军法，摆脱了以往国军在抗敌时一触即溃的“魔咒”。
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第10军伤亡极大，连杂兵夫役亦抽调投入第一线战斗，状极惨烈。然而，支援衡阳的中国军队迟迟未见踪影。这时，日军的攻势更是达到了高潮，第11军司令横山勇也亲临衡阳督战，守军多处阵地被突破，日军攻入城区，但守军仍全力展开巷战。
此刻，方先觉考虑到第10军已弹尽粮绝，城中尚有数千伤兵，以及援军迟迟不来的现实，便向日军提出有条件的投降：1.保证官兵生命安全；2.收容治疗伤兵，郑重埋葬阵亡官兵；3.第10军保留建制，不出衡阳，就地驻防。日军也是无力再战，同意了方先觉提出的要求。
方先觉与日军谈判
第10军共有13306人放下武器，衡阳战事结束后，日军感佩第10军的忠勇，果然信守约定，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因泄愤而屠杀投降的官兵和伤员，而是第10军改为“先和军”，仍以方先觉为军长，各级军官也都是旧部。
不久之后，方先觉在伪衡阳县自卫司令王伟能等人的帮助下逃出了日军的势力范围，随后又经第19师派队护送，顺利抵达了重庆，回到重庆后，升任第36集团军副总司令，并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方先觉虽然率部投降，却没有成为汉奸，反而成了抗日英雄，在国军上将里是绝无仅有，只他一人。为此，他也成为最有争议的人物，虽然有人称他是英雄，但也有后人说他“惟欠一死”晚节未保，功篑一亏，未竟全功，是个悲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