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夏天，孙天勤，这位中国空军的王牌试飞员，驾驶着歼-7IIA战斗机悄然离开了祖国的领空，一头扎向了未知的命运。他的行动震惊了中外，带着大陆最新的军事技术情报，孙天勤成功叛逃韩国，随后辗转抵达台湾。台湾当局为他准备了隆重的接待仪式，不仅授予他空军少校军衔，还奖励了7000两黄金。这一切看似是飞黄腾达的开端。

1984年，孙天勤娶了同样叛逃的音乐家李天慧，哈佛心理学高材生的身份为他们的婚姻增添了几分光彩。然而，现实却并不如他们所想，孙天勤逐渐被台湾社会边缘化，遭遇冷遇和猜忌，生活的光环迅速褪去。他们为何最终在异国他乡自感如“丧家之犬”？

叛逃的精密策划

1983年5月，孙天勤被派往大连周水子机场，参与歼-7IIA战斗机的试飞任务。这项任务在当时并不算特别紧张或者复杂，但对于孙天勤来说，这一切都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在其他人看来，他依然是一名专心致志的试飞员，每天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飞行测试，检查飞机的性能，记录数据，向上级汇报，跟其他同事交流，和塔台沟通，看不出任何异样。然而，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他早已在心里做了另一番打算。

在参与试飞任务期间，孙天勤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暗中开始对航线进行精密的计算和规划。他知道，叛逃行动不能有半点差错，任何细节上的疏忽都可能导致失败。于是，他在每次飞行任务中，都以试飞为掩护，暗中计算从大连到转弯点的距离，以及从转弯点到韩国的方位和航程。他尽可能多地记住这些数据，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反复演练。

进入8月后，孙天勤的叛逃计划已经基本成形。8月7日下午13点50分，孙天勤再次接受任务，执行例行飞行。他与僚机一同升空，按照塔台的指示，沿着预定的航线飞行。大连的天气晴朗，视野清晰，飞行条件非常理想。这次任务和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僚机在他的右侧，彼此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塔台的指令依然有条不紊地传来，机组人员都在监控飞机的各项数据，确保飞行安全。

当塔台通知可以进入转弯点时，孙天勤按下按钮，回了一声“明白”，随后迅速瞥了一眼油量表。这个动作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但此时的孙天勤却是在做最后的确认。他注意到燃油充足，足以支持他飞往韩国。

首先，孙天勤迅速关闭了应答机。这一举动可以让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增加逃脱的机会。与此同时，他按住无线电通话系统的发话按钮，故意让无线电处于开启状态，从而阻断僚机与塔台的通讯。这样一来，僚机无法及时向塔台汇报异常情况，给他的逃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叛逃的惊险过程

孙天勤迅速调整了飞行方向，熟练地操纵着战斗机的操控杆，直接掉转机头。巨大的惯性让飞机在短时间内开始急速下滑，机身迅速失去高度，从原本的8000米高空急剧下降。气流呼啸而过，飞机在下降过程中产生了强大的气压变化。

从8000米的高度下降到1500米，对一架战斗机来说，需要极高的技术水平和对飞机性能的精准掌控。这种高度急剧变化，不仅会对飞机的机体结构造成压力，也极易导致飞行员的身体产生不适，但孙天勤的操作相当稳健。随着飞机逐渐接近1500米的高度，他通过无线电故意发出急促的呼喊声：“座舱冒烟！座舱冒烟！”

航管人员听到孙天勤的呼叫后，迅速做出了反应，开始密切关注他的位置和飞行状况。他们无法从雷达上直接获取飞机的状态，因为在下降过程中，孙天勤已经关闭了应答机，这使得飞机在雷达屏幕上逐渐消失，只能通过无线电联系。与此同时，僚机飞行员也听到了这一呼叫，虽然他试图通过无线电与孙天勤进行沟通，但却无法获得任何有效回应。

孙天勤的呼叫并未停止。当飞机继续下降至500米时，他再次通过无线电喊道：“不行了！我要跳伞了！” 这一声喊叫更加紧急，传递出的信息让地面控制人员和僚机飞行员都认为他已经失去了对飞机的控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跳伞逃生。

事实上，孙天勤并未跳伞。他早已调整好飞机的高度，降低至500米后，他迅速贴近海面，以高亚音速继续飞行。这种低空飞行非常危险，但也是避开雷达监控的有效手段。雷达通常很难捕捉到如此贴近地面的飞行物体，特别是在沿海区域的复杂环境下，雷达的监测范围受到了很大限制。

在如此低的高度飞行，孙天勤必须时刻保持对飞机的高度控制，任何失误都有可能导致飞机失速或者撞击海面。他完全依靠自身对飞行技术的熟练掌握，确保飞机能够稳定地保持在500米以下的高度，同时以高亚音速快速飞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孙天勤的飞机逐渐远离了中国领空，朝着韩国方向飞去。

到达韩国后的命运转折

当孙天勤顺利抵达韩国后，他立刻通过可靠的渠道与台湾方面取得了联系，表达了他希望前往台湾的意愿。韩国政府在接收到孙天勤的请求后，并没有为难他，很快为他安排了相关事宜，确保他的安全。同时，台湾方面在接到孙天勤的消息后，反应极为迅速。毕竟，孙天勤不仅是一名资深飞行员，且拥有极高的军衔和丰富的飞行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掌握着歼-7IIA战斗机的最新技术和信息。

台湾当局对孙天勤的叛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作为当时叛逃至台湾的人员中职务最高、掌握机密信息最多的一位，孙天勤的到来无疑为台湾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资源。

台湾方面迅速采取行动，安排专机前往韩国接孙天勤。在确认孙天勤的身份和安全后，台湾政府决定派遣一架华航专机前往汉城，将他接回台湾。

8月24日上午，孙天勤乘坐的华航专机从韩国汉城的机场起飞，目标是台北桃园机场。然而，为了确保孙天勤的安全，台湾方面采取了相当严密的防护措施。在专机起飞后不久，台湾空军立刻派出了八架F-5E型战斗机升空护航。

在台北桃园空军基地，另有八架F-5E战斗机已经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准备起飞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这一切都表明台湾当局对孙天勤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几乎动用了全力来保障这次行动的安全。

荣誉与猜忌并存的台湾生活

孙天勤抵达台湾后，台湾当局为他准备了一系列的接待活动。9月1日，在台北的“国军文艺活动中心”，台湾为孙天勤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授衔仪式。当天场面十分盛大，各界人士到场祝贺，媒体也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仪式当天，孙天勤穿着整齐的空军军装，精神抖擞地站在台上，接受台湾空军的正式授衔。他的职位被设定为空军少校，这对一名叛逃者来说，已经算是相当高的军衔了。授衔仪式结束后，孙天勤还接受了台湾当局为他特别准备的丰厚奖励——7000两黄金。这笔奖励折合成人民币约3750万元，金额之大足以显示台湾对他的重视。

在场的高层领导对孙天勤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甚至有台湾官员在致辞时表示，孙天勤的到来是台湾军队的一次重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台湾对大陆军人的吸引力。这样的言辞和场面，更多的是为了宣传台湾当局在吸纳叛逃者方面的“成就”。

然而，尽管仪式场面光鲜亮丽，气氛热烈，但在背后，台湾当局对孙天勤的态度并没有表面上那么轻松。在公开场合，他们高调宣扬孙天勤的到来，以此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但实际上，由于孙天勤的叛逃背景，他们始终对他保持着高度的戒备。

虽然他被授予了少校军衔，并正式加入了台湾空军，但他在军中的实际地位和职务并不重要。台湾方面始终没有将真正的重任交给他，也没有给予他太多实质性的权力。在军队里，他的职责更多是象征性的，远没有他在大陆时那样重要。

结局的黯淡与无归的落魄人生

1984年，孙天勤在台湾的生活发生了一次重要转折，他与同样叛逃至台湾的音乐家李天慧结为夫妻。李天慧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的高材生，但与孙天勤一样，她选择了背离祖国，叛逃到台湾。

李天慧虽是学术界的佼佼者，但她选择音乐作为职业，在台湾的音乐界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她的音乐才华没有得到太多发挥，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尽管两人结婚初期生活还算稳定，但与预期的光鲜生活相去甚远。他们虽不像其他普通人一样为生计发愁，但由于叛逃的身份，他们总是被台湾社会以一种疏离的眼光看待。

与此同时，孙天勤继续在台湾空军中服役。虽然他在加入台湾空军时得到了不小的荣耀和丰厚的奖励，但实际的军中地位却与他的期望相差甚远。他的工作更多是象征性的，真正的核心机密和军事任务从未向他开放。台湾当局始终对他保持高度警惕，担心他再次背叛。即便在日常工作中，孙天勤也感受到来自上级和同事的戒备和不信任，这种局面让他的服役生活充满了压抑。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天勤在台湾的处境愈加艰难，自嘲自己是条丧家之犬。他在空军中的工作越来越边缘化，始终得不到重用。台湾当局对他的警惕没有减弱，反而在他服役期间始终小心防范。这种缺乏信任和压抑的环境，最终让孙天勤做出了退役的决定。

退役后，孙天勤与李天慧商量，决定离开台湾，前往海外寻求新的生活机会。他们选择了移民加拿大，试图在那里重新开始。在他们看来，加拿大或许能够提供一个远离过去、摆脱叛逃者身份标签的地方。然而，现实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移民加拿大后，他们的生活依旧并不顺利。随着年龄的增长，孙天勤和李天慧的生活逐渐变得孤独。

参考资料：[1]周恩惠.略论我国刑事追诉时效超期适用[J].法学评论,1993,11(2):75-7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