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吧，我没你这样的汉奸儿子！”

1939年夏天，河北涞源县一户农民家中，一位老人用力推搡出自己的儿子，“砰”的一声将门关上了。

这小伙子本来是个卖花生的小商贩，却去巴结日本人，不但不赚钱，还要倒贴钱。

邻居们看不惯，指着小伙儿一家骂汉奸，老父亲觉得丢脸，一怒之下要跟儿子断绝关系。

可小伙儿依然我行我素，最后还在日本宪兵队混了个差事。

堂堂中华七尺男儿，为什么要上赶着当汉奸呢？

小伙儿名叫冀诚，是涞源县本地人。

22岁时，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活跃在敌后斗争中。

涞源地处晋、冀两省交界处，位于张家口、大同和北平的中间，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日军全面侵华后，立马占领了涞源县城，把这里当作中转补给站。

为了能够及时掌握敌人动向，晋察冀敌工部决定派人打入涞源县日军的内部。

经过反复筛选，冀诚无疑是最合适的，他是当地人，为人机敏，最重要的是对党绝对忠诚。

从1939年初开始，冀诚就化装成一个卖花生的小贩，在日本宪兵队门口摆上了地摊。

日本兵吃花生不给钱，冀诚不但笑脸相迎，走的时候还往口袋里塞上一把。

时间一长，中田和堂前芳夫二人就跟冀诚成了“好朋友”，出来进去的都要跟冀诚打招呼、拍肩膀，顺便抓一把花生。

4月的一天，堂前芳夫带着翻译找到冀诚，说给他找了个好差事——给“太君”烧洗澡水。

冀诚赶紧点头哈腰地称谢，给堂前芳夫和翻译官的兜里塞满了花生。

冀诚干活勤快，除了干好本职工作，还利用空余时间给日本兵洗衣服、打杂，经常给他们送花生、送烟。

没过多久，冀诚就跟日、伪、特务，都打成了一片，成了“太君的红人”。

冀诚通过城里的交通站，将各种情报都传递出去，连日军晚上吃的什么饭，组织上都清楚的很。

然而1939年10月的一天，冀诚突然被日军限制了行动。

从10月下旬开始，日军突然对涞源县城进行了封锁，老百姓只许进不许出，就连冀诚这样的“红人”也被告知不能乱跑。

城外联络员送来消息，通知冀诚：根据交通网掌握的情报，敌人要进行冬季“扫荡”，让冀诚一定要摸清楚敌人的兵力部署和行动时间。

11月1日，城外突然开进几十辆车，冀诚心中一动，直接钻进了宪兵队对面的照相馆里，透过玻璃心中默数：一共30辆车，每车坐30人，还有轻重机枪迫击炮的数量……

可是只知道这些还不够，还要找到敌人的行动目的和时间。

冀诚想了想，转头就去杂货铺，置办了几个酒菜，请几个行动队的特务喝酒。

这些人灌多了“黄汤”，嘴上就松了，七嘴八舌的将行动全说了出来，而冀诚一边伺候着酒局，一边将这些默默记在了心里。

第二天一早，冀诚刚准备将情报送出去，就接到了特务的通知，让冀诚等人都不要离开，跟着部队一起行动。

冀诚心里一惊：“难道敌人的行动提前了？可情报还没送出去！”

他走进澡堂，大冬天的拿起一盆凉水就往身上浇，浇完就跟特务请假：“队长，我刚才摔了一跤，掉澡盆里了，得赶紧换身衣服去！”

特务跟冀诚很熟，心想反正谁也出不了城，就催促他快去快回。

冀诚火速来到联络站，一边换衣服一边将情报递给联络员。

可是日伪军守在城门口，一般老百姓根本出不去。

冀诚一眼看到往城外磨坊送粮食的车还在，就跟赶车的老汉商量，让自己的“朋友”跟他送出去，以便回家看望生病的老娘。

当时老百姓都恨日军，这样的忙都愿意帮，情报这才有惊无险的送到了杨成武和聂荣臻手里。

根据冀诚的情报，杨成武提前在雁宿崖埋伏，将日军扫荡的先锋部队500余人全部击毙，日军大佐辻村宪吉也命丧了黄泉。

涞源城里的日军中将气得暴跳如雷，从各处调集1500多精锐部队，坐着90辆卡车，要报伏击之仇。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次行动的计划又被冀诚顺利送出。

我军利用敌人急于报复的心里，诱敌深入，于11月7日，将日军引到黄土岭，我军早已布好的口袋阵中。

这个日军中将号称“山地战”专家，非常谨慎，看出此地适合埋伏，就赶紧命令部队撤回涞源。

八路军急忙行动，将敌人死死包围，双方展开激战。

指挥员陈正湘通过望远镜看到远处有一座驾着天线的小院儿，里面进进出出都是日军军官。

他判断那里是敌人的指挥部，命令迫击炮向小院开炮。

八路军炮手李二玺，只用了3发炮弹，就将小院儿轰塌。

敌人一下失去了指挥能力，我军开始组织猛烈攻击，一仗下来毙伤日军900余人。

经过确认，李二玺击毙的正是日军指挥部，其中就有一个日军中将，正是在日本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

这是八路军在抗战期间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李二玺所在的连被授予“功臣炮连”的称号。

可是冀诚这位关键的人物却不能被提及，只能默默地继续当“汉奸”。

然而日军在总结战斗经验的时候，认为情报肯定是被泄露了出去，并一下子就将目标锁定在冀诚身上。

冀诚被抓起来严刑拷打，可他却拒不招认，还一口咬定自己“忠于太君”。

折腾了一个月，日军一点证据也没有，反而觉得冀诚确实是“自己人”，就赶紧将他放了，还安排中田和堂前芳夫给冀诚设宴压惊。

从那天起，冀诚摇身一变，担任日军的情报员，成了一个“真正的汉奸”。

老百姓都在戳他的脊梁骨，父母也不让他进门，可冀诚依然我行我素，跟着特务们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之后的几年，冀诚深得日军的信任，为组织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情报。

直到1944年8月，我军准备大举反攻，冀诚才奉命回到根据地，消失在日军的视野中。

抗战胜利后，涞源县政府在当地为冀诚证明身份，当地百姓这才恍然大悟，纷纷向他道歉。

可冀诚却大度地说：“老百姓越骂汉奸，越说明我演得像！”

新中国成立后，冀诚也没有离开涞源这片土地，在一处石棉矿上工作，任党委书记。

1993年，这位曾打入日军内部5年的隐蔽英雄病逝，终年77岁。

像冀诚这样的隐蔽英雄还有很多，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忍受着误解，冒着随时暴露的风险，坚定地前行。

如今的安定生活得来不易，是这些先辈的付出，才换来今天我们能挺直腰杆做人。

我们有什么资格忘记历史，忘记英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