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啊，有些地方生个女娃，那感觉比遭了贼还难受！ 男娃出生，锣鼓喧天，喜气洋洋；可要是女娃呢？ 有些狠心的，直接往马桶里一扔，让水给冲走了；有些更绝，摁到水缸里，直接“解决”！官府呢？ 好像也知道这事儿，但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到底是为啥？ 难道一条小命，还不值几斤粮食？
女儿，真的是“赔钱货”吗
老话说得好，“儿子是宝，女儿是草”。这话听着扎心，但在过去，对很多穷苦人家来说，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养个儿子，将来能传宗接代，还能指望他养老送终；可养个女儿呢？不仅要花钱养她长大，还要在她出嫁的时候，准备一大笔嫁妆。这对于本就贫困的家庭来说，简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一些人就想出了这么个“省钱”的法子，生下来，就“解决掉”，一了百了。
翻开那些老旧的地方志，你能看到，福建、浙江、江西一带，溺婴那简直是家常便饭，都成了一种风俗习惯。就拿江西靖安县来说，一年能生五千个女娃，可最后活下来的，也就那么几百个，其他的，都被爹娘亲手给溺死了！地方官心里门儿清，可就是装聋作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浙江温州，那更是溺婴的“重灾区”，《温州府志》上明明白白写着：“生女不举，旧习不迁。”意思就是，温州人生了女娃，压根儿就不养，直接扔掉，这都成老传统了，改不了。
更夸张的是，有些穷地方，一个村一年下来，能淹死几十个女娃！爹娘的理由也简单粗暴：“养不起！” 这可不是瞎说。《永嘉县志》里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个村民，家里已经有两个闺女了，结果媳妇又怀上了，生了个女娃。这下，当爹的直接拍板，不养了！二话不说，把娃摁到水缸里，活活给淹死了。当娘的心里难受，可也不敢吭声。在这些地方，“生男不生女”那可是铁律，养个女儿，等于往家里扔炸弹，费钱不说，搞不好还会因为嫁妆，让全家都喝西北风。
为啥溺婴这么严重？说白了，就是穷闹的。 清朝那会儿，温州的人口，蹭蹭往上涨，从1681年的十九万户，一下子蹦到1820年的三十七万户，快翻倍了！可是，温州这地方，山多地少，能种粮食的地，就那么一丁点儿。那时候，一家五口人，起码得有三亩地才能混个温饱。可温州呢？很多人家，人均耕地都不到二亩！人越来越多，地越来越少，粮食不够吃，那怎么办？ 只能减少人口呗！女娃没啥用，当然就成了牺牲品。
对那些穷得叮当响的人家来说，“养女儿，不如养猪”。猪还能卖钱呢！女儿呢？ 长大了不能赚钱养家，还得倒贴嫁妆，简直就是个无底洞。所以，很多人家都觉得，女娃就是个“麻烦精”，敬而远之。 《平阳县志》就这么写的：“贫而多子者，往往产女而溺之。” 在他们眼里，溺婴不是啥坏事儿，而是“没办法的办法”——省点粮食，减轻点负担，让家里人能多活几年。
嫁女儿，等于“倾家荡产”
要说穷是溺婴的原因，那“天价嫁妆”的风俗，就是火上浇油，让一些有钱人家，也不想生女儿了。在古代，婚姻大事，男方说了算。女方想让女儿嫁得好，就得砸钱，准备一份体面的嫁妆。到了明清那会儿，这嫁妆的“攀比”程度，简直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了。
《温州王氏族约》里就写着：“求婿者趋富，娶妇者论财。” 意思就是，想找个有钱的女婿，你得有钱才行。没钱？ 那就别想嫁进好人家了。 浙江瑞安，有个姓张的人家，家境还算可以，可连着生了三个女儿。 为了凑大女儿的嫁妆，把家里的地都卖了好几亩。 等到二女儿要嫁人的时候，又借了一屁股债。 好不容易熬到三女儿出生，张家人彻底崩溃了：“再养一个，我们全家都得要饭了！” 于是，三女儿出生没几天，就被一家人给“处理”了——直接扔到河里喂鱼了。
温州地区的《泰顺分疆录》也有类似的记载，很多人家生了女娃，第一件事就是算账， 算算养到16岁，要吃多少粮食？ 要是嫁给一般人家，要准备多少银子的嫁妆？ 娶媳妇的时候，家里还有没有钱？ 算来算去，如果觉得“不划算”，那就直接把女娃给溺死算了。 《瑞安县志》里甚至写着：“嫁娶尚侈，故城市之中养女者，反多淹死。” 在这些人看来，不是不爱女儿，是真的“养不起”，与其让她长大受苦，不如早点让她解脱。
清朝嘉庆年间，浙江巡抚程含章也看不下去了，想管管这事儿。 他下令：“嗣后民间嫁女，不许用金银玉翠绣衣。” 意思是，嫁女儿别再比谁家有钱了，要提倡节俭。 可这命令一下，压根儿没啥用。 毕竟，婚姻市场竞争激烈， “天价嫁妆”都成标配了，没钱谁娶你啊？ 结果，溺婴的还是溺婴，一点儿都没少。
皇上发话也没用？
你说，朝廷能眼睁睁看着不管吗？ 当然不能！ 从宋朝到清朝，几乎每个皇帝都下过命令，禁止溺婴。 可结果呢？ 呵呵，屁用没有。
顺治十六年（1659年），有个叫魏裔介的大官，跟皇上说，福建、浙江一带溺婴太严重了，得管管。 顺治听了，火冒三丈，立刻下令：“溺婴恶俗，痛恨至极，严行禁革。” 可几年过去了，老百姓还是该咋样咋样。 到了康熙年间，朝廷又颁布了个法令：“溺女相习成风，著令禁止，违者照律治罪。” 可是，官府也就是嘴上说说，真要查起来，那可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很多知县都这么说：“溺婴之弊，事在房帏，查之多有不便。” 意思就是，谁家生了女娃，谁家溺死了女娃，这是人家的家务事，官府管不着。 一直到乾隆三十七年，朝廷才下了个狠招，把溺婴列为“杀子罪”， 谁要是敢溺死女娃，就打六十大板，判一年刑。 听着挺吓人，可执行起来，还是不行。
《温州府志》就这么说的：“生女不举，旧习不迁。” 这说明啥？ 说明就算有法律摆在那儿，老百姓还是照样溺婴，地方官也当没看见。 到了晚清，来了些外国传教士，他们在沿海地区建了些育婴堂，收养那些被扔掉的女娃。 清政府也跟着学，开了些官办的育婴堂，想用这种“慈善”的方式，来减少溺婴。 可这还是治标不治本，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真正让溺婴消失的，还得等到现代社会。
这么说吧，清政府是想管溺婴来着，可是社会风气、经济条件啥的，都限制着他们。 老百姓觉得，溺婴是“迫不得已”，官府的禁令也管不了啥用。 这就导致溺婴这事儿，持续了几百年，成了封建社会最黑暗的一面。
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社会进步，法治健全才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