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孔乙己长衫”群体化的中间机制之一——“低备选率”考录模式受破坏。 关键词：备选率；中间层权限；职业存在感 这一次采访者A的采访对象，是管理学博士H。 博士H对人力资源管理深有研究，也对古今中外王朝政治的人才选用，有过涉猎。 A向H博士说明，他最近发现，社会出现“孔乙己长衫”群体化问题，并想通过采访综合获取信息，这是什么原因导致？ 为什么在过去，在我国建国之后很长时期都没有，要到近期才凸显？另外，为什么在经济发达的外国，也没有这种现象？或者至少尚不突出。 并且特别追问，从改善国家整体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他有什么想法？ H博士非常坦诚地说，“孔乙己长衫”群体化确实具有中国特色，具有时代特色。他观察了很久，并也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做过较长时期思考。 H博士说，事实矛盾和问题，很早就已经存在，只是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增量较大，一定程度掩饰问题。 H博士说，之所以远期以前没有，是因为文化人确实存在供小于求的缺口；而近期以前，则主要因为高经济增长，一定程度掩饰了问题。 H博士说，之所以西方现代化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是因为欧美国家，不论是平民求职者的意愿，还是实际职位供给的分布，都不会像我国这样，向国家背景机构集中。 （一）高经济增长曾一定程度掩饰问题。 H博士缓缓地说，确实，不论从中国历史的纵向对比，还是从国际的横向对比来看，我国目前面临的“孔乙己”群体化现象，都相对具有独特性。 如果从历史纵向比较来看，在中国古代，由于知识传播和教育获得的高成本，不可能会有接近全部的青少年，都可能获得高学历。 然而，即使在中国古代，即使文化人占全部人口比率很低，也可能会因为文化人安排不妥当，不到位，引发不良后果，如战国时代的魏国后期，大量文化人出走外国；如唐王朝中后期，文化人加入朝廷队伍的对立面。 H博士说，根据他对很多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找工作的追踪观察，实际上，“孔乙己”现象苗头化早已有之。 不过，由于大概在2012年前，由于对全社会的需求而言，博士、硕士的规模尚未饱和，虽然也有相当数量的博士、硕士进不了自己的理想工作平台，但后来，主要通过某种“降低档次”适应，也勉强就业了。 比如，想在较高档次科研机构就业的，后来，都陆续前往相对偏远的地方高校，解决安身问题。 不过，越往后，随着博士、硕士数量增加，这种“降低档次”适应的方式，也难以持续下去了。 现在的博士、硕士，到各地方高校就业，甚至相对偏远地方高校就业，都要遭到相对苛刻的挑选。 并且，即使是那些在职的教研人员，现在各方面的工作开展，越来越卷了。 卷的意思是，受教育者、职业人都要做大量实际上冗余而又获得感甚少的事情。 （二）为什么欧美社会不存在类似问题。 中国大学扩招和学位教育大发展，确确实实逐渐接近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平民化。 是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欧美发达国家，也都有高等教育普及化和平民化问题，并且，他们都先于中国实现高等教育平民化。 另外，他们各类社会机构的录用工作人员，也是通过分散点招和多取1的方式，录用新入职人员，为什么却不会在就业引发什么大问题？ 这是因为，不论是从就业者个人就业诉求的角度，还是从不同类机构分布和吸引力的角度，任何国家平民阶层的意愿职位目标，都不会像中国这样，相对集中在国家背景机构。 ——从就业者个人就业诉求的角度看。 在欧美国家，平民阶层青少年就业志向很早就相对分散化。 他们在很小的年龄，自己会很实在地感知，自己未来是否应该朝学术方向努力，还是尽快进入职业实习阶段。 在有的国家，比如德国，仍保留有为高中左右阶段的青少年，进入大型工厂做学徒工的“学徒制”职业通道。 而我国不同，尽管改革开放后，从国家层面不断教导年轻人，不要再有那种“劳力”“劳心”职业差异的观念，但实际情况还是，至少从就业者的初期选择上是这样的：尽量选择白领类职业，尽量规避蓝领类职业。 这首先因为，目前我国蓝领类职业，其职业的收入档次和职业的稳定性，都大大低于白领类专业。 其次，当然也因为，从社会文化、就业观念上看，中国平民阶层，还想向往白领类职业。这个你再怎么提倡教导，也还是这样。 ——从社会就业机构的分布和吸引力的角度看。 欧美国家的“国家背景”机构对平民阶层的吸引力，并没有“私人背景”机构的吸引力，那么大。 因此，他们大学生、毕业生择业意愿的分散程度，要大得多，平民阶层的高校毕业生，也不会也不需要像中国这样，大家都祈盼进国家背景机构。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乃至其经济总量，都是从私人机构率先起步的，其过去很长时期的主要经济增量和就业岗位提供数量，也发生在“私人机构”之中——尽管这种“私人机构”越来越社会化。 在欧美国家，即使是所提供产品“公共产品”性质明显的大学和医院，私立或私营机构，也占据很大一部分。 至于中国，特别是所提供产品“公共产品”性质相对明显的机构，比如教学、科研、医疗、公共管理等，都是国家背景机构。商业机构之中，国有企业和银行，也占据主导地位。在中国，广大国家背景机构，仍然为广大平民择业者的首选。 所以，不论是个人职业意向选择看，还是从机构吸引力上看，总体上欧美环境不会“国家背景机构”职位供不应求的问题。 H博士说，也不能说欧美国家，完全不存在类似问题。只不过其问题至少是在目前，仍然相对不突出而已，没有群体化。 要不然，为什么数学高手张益唐，在人类灯塔国美国，仅仅是在缺乏导师推荐信的情况下，在自己人生工作成效最佳的个人发展阶段，找不到适当的教职、研职，以至于要流落到餐馆做记账员，维持生计。 这说明，他们的教职、研职、公务职录用体系，也不是完备的，并不能全面地“选贤任能”。 只不过这种不完备，尚处在苗头状态而已。今后，随着社会生活之中族裔多元化、随着社会生活中机会主义倾向增多，会不会群体化，也很难说。 （三）过去的“低备选率”考录模式受破坏。 那么，为什么在过去，在新中国相对早期，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前期，也没有出现“孔乙己长衫”群体化现象呢？ H博士缓缓地说，他也观察了较长时间。 过去，备选人才进入相应备用岗位的通道，实行的都是“低备选率”考录制度。并且，基本能做到，为备选岗位，将相对恰当的人才“一体化高比率网罗”。 你只要过了中专、高考、研究生的录取考试，只要你未来在学业上正常毕业，未来总有一款，基本适合你的社会职位。 所谓备选率，是指在备选环节，确定符合资格的人数和符合考分要求的比率。熟悉高考录取过程都知道，高考按分数次序录取。投档和录用比，不能超过1.2。 也就是说，高考的备选率是1.2，这是一个人才进入职业通道的“低备选率”。 然而，现在绝大部分国家点招，采用“笔试+面试”，笔试之后能够进入面试环节的比率，绝大多数情况，都取3以上。 H博士说，据他观察，在公务员、事业单位、央企国企公开招考的早期，最初那些主管机构录用进人的人，甚至连3~5的面试比率都不愿遵守，也就是说，在公开招考的早期，就有大量的录用的人，在笔试分数线之下的情况。 当然，后来秩序化、规则化的约束有所加强，至少在大部分公开举行的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过程中，“逢进必考”、“先过笔试再过面试”的法定程序，得到了遵守。 但据他观察，要不是这几年有相对相对强势的监管政策压着，基层录用者连“逢进必考”、“先过笔试再过面试”也是不愿意遵守的。 （四）否定考分重要性的社会风气，在中国职业场上蔓延。 H博士还说，据他观察，自从进入21世纪开始，或者说在2000年以后，在整个中国职业的择业就业场所，就有一股否定考分重要性的风气。 这股风气最早起源于从职业录用场。 后来，还不断地蔓延，以至于扩散到研究生、本科生的招生之中。 ——为什么会有这股风气？！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边是职业录用考试在否定考试和考分的重要性；但在另一边，在中小学教育，却在加码中考、高考考试的考分重要性。 然而，探究这两方面的深层原因，却都和吃公家饭职业场的中间权力层的同一种心理相关联。 ——从业者职业地位和权限的自我强化心理。 是的，分散点招，把国家机构的录用权，分散到大量机构主管手中，那些主管招录权的人，他（她）们自己，总有一种尽可能扩大自己裁量权的倾向。 他们实际上，不断地通过各种明暗方式，扩大考分之外的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并会找各种理由，为这种招录方式鼓吹辩护。 H博士缓缓地，意味深长地说，“说到这里，我们偏点题，谈一下中国古代的王朝政治”。他反问说，“你说说，历代中国王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 [讨论：中国王朝政治的持续时长为什么都不超过300年] 是君王昏庸？是土地兼并？是气候周期？是宦官外戚？…… 这些原因都不关键。 关键原因在于，社会的中间层总在想方设法地侵蚀，本来属于中央、平民层面的权限和利益。这两方面权限和利益，原本都是皇帝和宰执掌握和维护。 这话可能听起来有点拗口或拗耳，那通过下面这样，举例说明，可能就会让变得直白一些。 历代大一统王朝在度过早期之后，中央宰执层面，都会越来越面临以下问题中的一项或多项。 ——封疆大吏总在想着扩充自己的财权、人事权。 ——地主总在想，怎样瞒报田亩数量。 ——盐铁、漕运的主管者，总想着截留部分盐铁和漕运收入。 ——武将总想将部分军费揽入自己的腰包；或者在想，怎样让下属官兵多多地干自家的私活。 ——外戚总在想着，怎样提高自家的封爵。 ——宦官（大部分，不是全部）都在想着，怎么使得皇帝撒野贪玩，这样自己手上的权柄就会越来越多。 ——藩王总想着扩大本藩人丁。 —— ……。 皇帝和宰执只有那么几个人，其中皇帝还是世袭的——智商和情商都有不确定性。 ——宰执中枢就这么几个人，怎么应对得了中间层这些成千成万的大鬼小鬼，层出不穷的的歪门邪道？ 于是，越往后，王朝的顶层和中间层，中间层和下层之间的信任，会越来越松动。 ——中国王朝政治的君、臣、民三者之间的信任感，就像一颗钉在木头上的钉子，只要有一点、两点松动，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紧固度了。 H博士缓缓地说，回过头来说，再说当代社会的时弊。 同样是教育，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中小学需减负，高等教育需加负”的两个反方向的怪相？ 但他们后面的道理，却都有部分雷同之处。 两种教育拥有关键权限的社会中间主管层，一直都在扩大自己的职业存在感和操作权限。 其中，高等教育人才职业录用通路对应的中间主管层，是职业录用场的相关权限人；中等教育人才培养通路对应的中间主管层，则是操盘教育部门和教学工作的相关权限人。 是的，他们都在增加自己的职业存在感和社会权限。 ——主管职业录用的社会中间层，为了加强自己的权限和职业存在感，不断地否定考试成绩的重要性，于是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反正怎么教，和就业的关联越来越弱，于是，高教质量，越来越豆腐渣。 ——主持中等、初等教育的社会中间层，为了加强自己的权限和职业存在感，又都在推崇考试和题海战术，于是中等、初等教育，教育内容越来越庞杂，考试科目内容则不断扩充，在通过题海战术折磨学生方面，越来越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