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临终前，曾与接班人蒋经国回顾往昔的成败与杰出人物。其中提及的一个陌生的名字令蒋经国感到困惑。这个人实际上已经选择投共，与蒋介石存在明显的分歧。然而，即使在生命的晚期，蒋介石仍然对这个人念念不忘，这引发了蒋经国的深思。

这个人就是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此时的张伯苓早已留在大陆。蒋经国对父亲与张伯苓之间的关系不甚了解。那么，张伯苓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何在蒋介石的垂暮之年，他的名字会被频频提起呢？

张伯苓与南开

1876年，张伯苓出生于天津南开的落魄秀才世家。他成功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并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到北洋水师中当起了实习水兵。就在张伯苓意图报效祖国之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北洋水师惨败，张伯苓亲眼目睹了丧权辱国的历史开端。

这次经历让张伯苓深刻认识到，要挽救国家，就必须从根源上改变，非创办新教育不可。因此，他毅然决定投身教育领域。

经过长时间的筹措资金和学习经验，张伯苓艰难的办学之路终于取得了初步的成功，1904年，严范孙立即请张伯苓当自家的私塾老师，张伯苓与严修共同创办了南开中学堂，掀开中国近代教育的新篇章。

张伯苓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为人正直，却甘愿放弃官职，一心兴学救国，这使得蒋介石对于张伯苓十分欣赏，几欲邀请张伯苓出任重要政治职位，以提升国民政府的社会声誉。

当“七七”事变爆发，南开遭受空袭之际，张伯苓正位于南京。听闻这一噩耗，张伯苓内心极度悲痛。蒋介石对张伯苓非常尊敬，立即向他承诺：“有中国即有南开！”这一承诺深深触动了张伯苓。自那以后，张伯苓便全心全意地配合蒋介石的教育文化宣传策略及一些政治安排。张伯苓期望在政府的支持下，南开能够尽快重建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在抗日战争期间，南开的大学部分迁往长沙，中学部分则转移到了重庆。张伯苓将大学的事务交给了校秘书长黄钰生处理，而他自己则长期驻扎在重庆。

在那个特殊的抗战时期，南开大学受创成为了中国文化教育领域一个关键的标志，吸引了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广泛瞩目，文化界名流如蔡元培、胡适、郭沫若等人纷纷表达他们的慰问与支持，为蒋介石营造抗战氛围、进一步团结文化界人士、增强国民党在教育领域的声誉提供了重要机会。不久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约见平津教育界重要人士数名。会谈中，张伯苓表达出其办学心血被毁的巨大痛苦，同时传递出对国家抗战胜利的坚定支持和重建南开的决心，深深地打动了蒋介石。

张伯苓与蒋介石

张伯苓为了南开大学的发展，与各方政治人物保持了巧妙的联系，以争取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支持。在1928年冬季与钱昌照的会面中，张伯苓对蒋介石十分赞誉。后来，蒋介石公开对张伯苓的南开教育理念和办学精神也表示了赞赏。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南开教授会立即发出谴责张学良的电文，张伯苓也同时致电张学良，呼请释放蒋介石。由于张伯苓与蒋介石交好，而周恩来毕业于南开，张学良也极其尊敬张伯苓，使得张伯苓成为此次调解的重要媒介人选。

1938年7月1日，西南联大正式建立。与此同时，张伯苓积极回应国民政府的舆论攻势和宣传策略，以此作为对国民政府支持南开办学的回报。当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成立之初，国民党通过其在政府中任职的南开校友，多次劝说张伯苓加入国民党。尽管张伯苓曾两次委婉拒绝，但在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亲自送上面党证时，张伯苓不得不收下了。

1945年8月11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中国。张伯苓随即向蒋介石请求预先拨付资金，以便于南开大学能够快速重建并恢复教育活动。蒋介石在收到张伯苓的信件后回应表示，愿意讨论资金问题，但提出了将南开大学转变为国立大学的建议。在战争时期的经济困难和资金压力下，张伯苓无奈地接受了这一提议，并提出希望在十年后能将南开大学改回私立。最终，教育部正式宣布南开大学转变为国立大学，并继续保留张伯苓的校长职务。

张伯苓曾向蒋介石推荐张廷谔担任战后天津的首任市长，蒋介石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尽管后来有人提出反对，但蒋介石驳回了调整这一决定的建议，只是增派了杜建时为副市长，并特别指示要避免与张廷谔产生冲突，以免让张伯苓不悦，这反映了蒋介石对张伯苓的重视。

张伯苓与周恩来

1913年，周恩来从沈阳考入南开学校。15岁的少年风度翩翩，充满活力，不仅在学习上表现卓越，还显露出卓越的领导潜质，迅速赢得了他的教师伉乃如的关注。伉乃如向严范孙和张伯苓推荐说，周恩来才华出众，未来必将大有作为。张伯苓也多次赞扬：“周恩来，南开最出色的学生。”

得知周恩来家境贫寒，张伯苓便为他安排了刻印蜡纸和抄写讲义的工作，以助他获得一些经济来源。周恩来入学的第二年，学校主动免除了他的学费和杂费，使他成为南开当时唯一的免费学生。张校长还曾任命他为校长办公室的助理秘书。

每隔几周的周末，张校长会邀请周恩来到自己家中用餐，通常享用的是天津特色的贴饽饽和熬小鱼。餐后，师生二人会就各种社会问题和国家大事进行深入的讨论，一聊就是数小时。后来，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宝贵的经历时，感慨地说：“我小时候，校长给我熬小鱼吃！”

1917年，周恩来以优异成绩获金质奖章与奖状毕业，报考公费留日。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情况万分紧急。考虑到张伯苓与张学良私交甚笃，又是周恩来的校长，国民党中央便想请张伯苓去劝说张学良。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给张伯苓拍来电报称：“西安事变，举世震骇，国家命脉所系至巨。吾兄与汉卿相知甚久，此时一言九鼎，当有旋转之道。”

张伯苓立即飞往南京。这时周恩来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张伯苓由衷欣喜，表示心中的大石终于放下，在回到天津后，在南开全校的庆祝大会上说：“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我们的校友周恩来发挥了重要作用，立下了大功。”

1938年底，周恩来来到重庆，领导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几乎每个周末他都会到张校长家，广泛团结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分析国内外形势，还给重庆南开师生作了《抗战必胜的十大论点》的报告。

张伯苓拒绝南下

1948年11月，蒋介石政权的统治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但他仍不愿接受失败的现实。为了使得共产党接管政权后国家文化断层，蒋介石一方面指示蒋经国等人，商讨如何“拯救”平津地区的学术和教育界知名人士，另一方面，他秘密命令军统特务去拉拢并监视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及其他知名人士，动员他们前往台湾。

所幸共产党方面早已洞悉其计，未雨绸缪。

南开大学的创始人、教育家张伯苓是蒋介石特别“关注”的人物之一。张伯苓性格忠厚谦逊，曾单纯地表示愿意帮助蒋介石，并于1948年7月担任了国民党考试院院长。

张伯苓到南京就职后，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他对此深感不满，上任不到一个月，就以“身体不适需要休息”为由，离开了南京考试院，隐居重庆，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在这段时间里，张伯苓通过报纸得知天津和北平相继获得解放，对自己一时的糊涂感到后悔。

正当张伯苓苦闷彷徨之际，他收到南开校友来信，信上有一句令他感动的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喜形于色，如释重负。“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学习时的笔名。张伯苓终于听从了自己学生的劝告，决心不离开大陆。

蒋介石也极力拉拢他，三番两次到张伯苓居所，催促他复任考试院院长，要求他尽快离开重庆，去台湾和美国均可，乘飞机如有顾虑，可在机舱设卧铺，夫人和儿媳都可以随行。张伯苓没表态，后来都婉言拒绝了。最后，蒋介石亲自两次到张伯苓家，态度非常急切，只要张伯苓愿意离开，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张伯苓沉默不语，主宾相对无言，场面一度陷入僵局。张伯苓坚信有周恩来的关照，自己的生活将无后顾之忧。加上年事已高，他不愿远离家乡和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蒋介石见此情形，知道再多说也无济于事，便起身告辞，无奈地离开了张家。

随着桂系的压力增大，蒋介石于1949年1月1日被迫辞职。1950年初，张伯苓前往北京，受到了周恩来的热烈欢迎。这标志着蒋介石与张伯苓的关系，以及蒋介石与南开的关系，画上了句号。

1975年4月5日，是蒋介石生命终结的日子。据蒋经国回忆，那一日的清晨，蒋介石的精神状态尚佳，他甚至向蒋经国询问了关于张伯苓先生百年华诞纪念活动的筹备情况，由此可见二人之间的深厚情谊，这显然非简单的政治利用所能解释。

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历程中，由于其承载了深沉的政治内涵及历史的纷繁复杂，这或许能让我们有更深的感悟。正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言，是一代接一代如张伯苓先生般的前辈，他们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才铸就了今日人才辈出、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

参考文献：江沛《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民国档案》2011年01期第69-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