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国在中南海怀仁堂里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授衔仪式。

在这场意义重大的授衔仪式上，诞生了十位元帅，十位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和800名少将，可谓将星璀璨，盛况空前。

因参与授衔的将士们众多，评级标准又很复杂，政策性极强，所以相关工作非常繁琐。从1953年起，军衔实施委员会就开始有条不紊地推进工作。

在这期间，委员会拟定的元帅、大将和上将名单，都会交给毛主席过目，让他老人家来确定最终人选。

面对送上来的名单，毛主席做出了三次批示，从而引发了红四方面军上将人选的变动。

那么，毛主席的三次批示都说了些什么？所谓的变动，又是“变”在哪里呢？

毛主席的三次批示

1955年1月16日，距离授衔仪式还有八个多月。

这天一大早，彭德怀与罗荣桓就向毛主席提交了《关于元帅、大将、上将的问题报告》，以此来确认这三个军衔的具体人选。

其中，元帅和大将的人选是由中心书记处选择的。确定人选后就提名中心政治局集会，集体通过方可确认。而上将的评定工作由中央军委负责，再上报中心书记处审批即可。

为确保严谨公正，报告里撰写了两份方案。第一份方案，元帅人选为十一位现任军委委员，大将人数为15人，上将人数为58人。

另一份方案，元帅人数不变，大将人选在第一份方案的基础上增加七人，上将则缩减七人，定为51人。

两份方案均是初评，且通过了军委的一致同意，由彭德怀与罗荣恒联合署名。

收到这份报告后，毛主席就叫上中心书记处成员，大家一起开会讨论。

中心处的工作人员们拿着名单反复斟酌，对上面的人评估了一遍又一遍，最终确定了几点要则。

第二，以这个标准来看，大将的人选有点“超标”。因此，大将名单上的宋任穷、肖克、王震和周纯全，都要放到上将的名单中去；

第三，上将的名单不太妥当，还需要再做调整，另行评议。具体怎么调整，毛主席给中央军委传达了评衔指示，一共有三条。

首先，兼任军队职务的地方工作干部暂不参与第一批现役军官的评衔工作。等到第二期的地方干部评衔阶段，再确定人选。

其次，毛主席同意军委拟定的第二套方案，将上将人选暂定为51人。除此之外，名单还需要再加上东北军代表人吕正操。

最后，也是比较难办的一点，就是控制红四方面军在上将中的比例，总人数不超过上将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当时，军委确定的上将名单中，来自红四方面军的上将有12名，分别是：许世友、陈再道、王宏坤、傅钟、徐立清、陈锡联、王新亭、谢富治、王建安、洪学智、程世才和李天焕。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红四方面军评为上将的人不应超过十个。

红四方面军作为党的王牌战力，是一个“大山头”，资历老、级别高的干部太多了，实在难以取舍。

而且，这51人中，宋任穷、肖克、王震、周纯全和吕正操这五人都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放到上将队伍里的，肯定动不得。所以，军委可以调整的人数，只有46人。

为了增加可选性，军委拿出了事先准备的第一套方案，也就是那份58人的名单。两个数字相减，军委需要缩减12人。

在这种情况下，舍掉谁，留下谁，就要好好斟酌一番了。

为了彻底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更好更快地拟定上将名单，彭德怀和罗荣桓多次召开军委评衔会议，商讨初评上将名单。

经过多次研究和讨论之后，军委终于确定了51名上将人选。

这次的改动中，以红四方面军的人事变动最为频繁。毕竟，它是被毛主席单独拎出来强调的，不能在上将名单中占比过多。

那么，毛主席的这三次指示，具体给红四方面军带去了怎样的变动呢？最终名单又是如何确认的？

一波三折的上将评衔工作

1955年1月末，外面寒风凛冽，呵气成冰，军委会议室里却是一片热火朝天。大家坐在会议桌前，围绕着一份名单反反复复地讨论。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军委首先就把五名兼任军队职务的地方干部挑了出来，移出上将名单。另有七名军队将领，也被剔除在预评上将名单之外。这其中，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就占了三位。

这三位分别是谢富治、程世才和李天焕。

谢富治此时正主政云南，工作重心从军队转移到了地方，符合毛主席说的情况。所以，他的评衔工作放到了第二期，上将军衔保留，只评不授。

至于程世才和李天焕，都是由公安系统上报的拟评上将人选。当时，公安系统上报的上将人选一共有三人，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胡志明主席力荐的韦国清。

毛主席的指示下达后，公安系统的上将名额由原来的3个降为1个。

军委考虑到，程世才在解放战争未担任兵团职务，故将其改评为中将。李天焕虽然在解放战争期间担任20兵团政委一职，但这算不上正职，只能是兼职，他的工作重心依然在地方。直到进入公安系统后，他才慢慢转到军队工作。

从李天焕的资历和经验来看，评为上将确实有点勉强。于是，李天焕也被移入了中将名单中。

最后，韦国清作为公安系统的“独苗苗”，保留了在上将名单中的“地位”。

就这样，忙了一个月，51名上将人选终于确定了。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3月中旬，老大哥苏联举行元帅、大将晋衔，有十名大将脱颖而出，比中国的少一人。

这下子，原本定为11人的大将名单又要做出调整了。

中心书记处对大将人选再次进行评议，决定把大将人数缩减为十人，名单中的张宗逊改评为上将。

上将名单中增加一人，在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必然要减少一人。对此，军委快纠结疯了。

幸好，毛主席也没有再出难题，亲自出手审查名单。他一手拿着笔，一手捏着名单，皱着眉思忖良久。最后，他在“王建安”的名字后面打了一个“×”，意为此人不应评为上将。

毛主席说，王建安这个人性格过于骄傲自满，难以接受批评，也很难做到自我批评，不如先将其改评为中将，再以观后效。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建议中央军委在上将名单中再加一个人：陕北红军军事领袖代表阎红彦。这个提议，获得了中央军委和中心书记处的一致同意。

于是，在改了又改之后，上将的名单总算是确定好了，一共是52人。

1955年7月11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郑重地审查确定了第一期现役军官授衔名单。至此，第一期现役军官评衔工作告一段落，地方干部的评衔工作立刻提上日程。

这一次的授衔对象是毛主席第一条指示中，那些与军队有着历史渊源，或者和某一地区革命斗争史有联系的地方领导干部。

负责此项工作的罗荣恒在综合评估过后，选出了43名符合条件的干部，上报给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经过讨论后决定，把这次的机会留给担任军队实际职务的干部。那些1952年没有参加过军队评级，后又转到地方任职的领导干部，不参与此次的军衔评定工作。

有了这个条件做前提，43人被筛出了一大批，最终确定授予现役军衔的有四人，分别是：乌兰夫、赵尔陆、叶飞、谢富治和王恩茂。

这五人中，只有王恩茂是中将军衔，其余四人皆授予上将军衔。也就是说，此时的上将名单，已经增加到了56人。

之前说过，55授衔仪式只授予了55人上将军衔，怎么有56人呢？别急，事情还没结束呢！

1955年9月3日，已经确定了上将人选的中央军委召开军委总结会，由罗荣桓宣读元帅、大将和上将名单。

中央军委确认了名单之后，将其上报给毛主席审阅。

对于元帅和大将人选，毛主席没有意见，和军委的看法相同。但在看到上将名单时，他出神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下了一道指示：上将名单再减两人，以54人为宜。

接到这道指示后，中央军委又紧张地投入到了相关工作中。

这56名上将，各个都是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顶天立地的好男儿，实在是难以抉择啊！

就在中央军委焦头烂额之际，曾任红四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现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主动找上门，请求中央军委将他改评为中将。

徐立清说，自己是从红四方面军出来的，而主席曾说过，红四军的干部不能在上将名单中占比过高。所以，减掉他合情合理，能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指示。

而且，徐立清主管干部授衔的详细工作。改评为中将，能让他在干部队伍中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更有利于他开展工作，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

最后，主动要求改评为中将，能让他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正确的评估，鼓励他艰苦奋斗，克服为名为利的危险思想。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我不要上将，给个中将就行了。”徐立清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徐立清主动让衔的无私举动，让中央军委又是感动又是赞赏。中央军委接受了他的降衔申请，将他改评为中将军衔，名列中将首位。

和徐立清做出相同举动的还有廖汉生。

廖汉生不是红四军的人，他是贺龙的心腹爱将，红二军团的组织部长和六师政委。56名上将中，只有他一人是红二军团的。

新中国成立后，廖汉生先是担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和省政府副主席，从无到有地建设青海，然后又主持西北军区工作，最后出任国防部副部长，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以说，廖汉生要军功有军功，要资历有资历，能进入上将名单，合情合理。

不过，当廖汉生的老上级——贺龙元帅得知上将名单要削减的事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廖汉生的军衔太高了。他找到军委表达意见，说廖汉生评个中将就行了，不用评上将。

廖汉生觉得贺元帅的话言之有理。他提交了降衔申请，主动提出将军衔降至中将。

这样一来，上将名单减到了54人，完美达到了毛主席的要求。可这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54名上将中，红二军团的代表一个都没有，这合理吗？显然不合理。

于是，在9月16日的国务院第18次全体会议上，中央决定再增补一名上将，就从红二军团里选。

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最后一名上将的荣誉落到了红二军团独臂战士——贺炳炎的身上。他也是我国唯一一名准兵团级上将。

中央军委将确定好的55人上将名单呈给毛主席，毛主席总算满意了。

1955年9月23日，周总理签署了001号将军授衔令。五天后，55名战功赫赫的英雄走进怀仁堂，被授予上将军衔。其中，从红四军里出来的，有十人。

以上，便是55年授衔仪式之前，红四军上将人选的变动情况。看完了不得不说，这可真是一波三折，好事多磨。

在这个过程中，负责评衔工作的干部们殚精竭虑，称得上劳苦功高，而毛主席也展现了他惊绝高妙的平衡之术。

最令人感动的是徐立清和廖汉生，居然主动放弃上将军衔。高风亮节的品质，豁达开阔的心胸，让人佩服不已。

其实，不仅仅是这两位将军，55年授衔中，主动降衔的比比皆是。

前有毛主席拒接大元帅之位，后有粟裕三次辞帅，还有徐向前、罗荣桓和叶剑英，都曾找到毛主席，表示愿意让出元帅之位。

徐海东、许光达、孙毅等将军，也都曾提交过降衔申请。不慕名利的背后，都是一颗颗无私奉献的爱国之心。

诚然，被授予军衔是一项巨大的荣誉，但他们的功绩，却不是一个军衔可以概括的。不为名利争短长，一片丹心照日月，向这些先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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