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东欧以及前苏联境内，相继爆发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这便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拓展阅读：）。

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之后，这些国家纷纷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并迅速转向了资本主义道路，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重创。

伴随着红旗的降落，苏联成为了历史

如果将这场“由社转资”的大变革视为“第一次革命”，那么在多年以后主要发生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颜色革命”，足以被视作“第二次革命”。

对于“颜色革命”的兴起，很多学者将其视为“社会主义世界大变革的衍生物”。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国家境内会爆发“颜色革命”？为什么“颜色革命”能得到大批群众的积极响应与支持？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布拉格之春

“第一次革命”之后，各国的共产党组织迅速失去了执政党地位，他们或沦为在野党，或干脆停止了活动。与此同时，前国家领导人们纷纷下野，国家的最高权力转移到了“改革者”的手中。

为了全面推动国家的“资本主义改造”，“改革者”们不仅引进了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诸如多党制、选举制、私有制、新闻自由、公民社会等理念也迅速在这里落地生根，并在理论上成为了所有人都不可逾越和挑战的原则。

柏林墙倒塌

1）“由社转资”的天然局限性

需要指出的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的“资本主义化改造”，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走上正轨。具体而言，这些国家在政治文化、社会条件以及思维方式等环节，与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样的大背景，极大影响着各国在“革命”成功之后新的政治形态的形成。

北约东扩史

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但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新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是前苏联时期的高级官员。因此，这些人的身上一直呈现着极为鲜明的矛盾性特点：

1991年12月8日，《别洛韦日协议》签字仪式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矛盾”。

比如选举制和多党制要求“国家政权只能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任何一个党派都“不能自己赋予自己垄断国家政权的权力”。但作为对比，无论是新的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派，都将“取得国家的最高权力”视为自己的终极奋斗目标。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过渡的社会时期，几乎所有的“改革举措”都显得矛盾和不协调。

春风得意的叶利钦和他的支持者

但不管怎么说，新的政治原则至少在理论上成为了国家运行的最高准则；以选举制、多党制、新闻自由等为代表的民主化所要求的基本形式，逐渐成为了民众普遍接受的政治制度。

因此，尽管各国在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实践中，存在着进度不同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情况，但这些国家的领导阶层们都在致力于让民众相信，“自己的一切行为都符合这些民主化原则，新的国家从未想过挑战和颠覆这些原则”。

1991年12月30日，独联体成员国首脑第一次会议在明斯克召开，正式宣布苏联解体

2）“民主化”衍生出的“新危机”

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些“由社转资”的新国家而言，推动“民主化进程”的举措，意味着国家不得不进入一个“全面向西方开放的政治系统”。换言之，国家的行政机器很难阻止因“民主化”所引发的的民众的社会意识的变化。

以前苏联各加盟国为例，如果从苏联解体开始算起的话，35岁以下的各国居民，几乎都是成长于新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的一代人。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与生于前苏联时代的老一辈人有着结构性的差异——他们关注的重点并非是现政权“是否民主”，而是现政权与理想的民主政体“存在多大的差距”。

俄罗斯的地方选举

社会意识的显著变化，造就了新的社会力量，培育新的人文精神，提出新的政治诉求，最终形成了新的政治发展空间。

正因如此，在各国的“颜色革命”中，青年组织与团体表现得异常活跃。简单地说，在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境内，几乎都有代表性的青年组织，它们所起到的舆论宣传和冲锋陷阵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由此可见，“民主化进程”造就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颜色革命”浪潮的基本政治背景。

但需要指出的是，“颜色革命”尽管也伴随着“改朝换代”。但是，“颜色革命”取代或推翻的对象不是政治制度，而是国家政权或执政党。因此，“颜色革命”不是对“第一次革命”成果的全盘否定，而是对第一次革命“成果”的继承和深化。

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化进程”固然为“颜色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政治条件。不过，单纯依靠“民主化”的口号，很难掀起一场波涛汹涌、全民参与的社会革命。

原因很简单，打着民主旗帜的政治反对派，组织核心只是一小部分社会精英而已，他们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极低，社会影响力也非常有限。

波罗的海运动

“颜色革命”之所以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形成星火燎原之势，根本原因在于反对派动员起了大量各阶层的普通民众。简言之，“颜色革命”的发动和组织者可能是政治反对派，但响应者与参加者的主体是数量庞大的普通民众。

需要重申，这些“参与革命”的普通民众，大部分并非“严格要求国家推行西方民主制度”，也不一定都具备“亲西方倾向”。造成民众怨忿和不满情绪的根源，无外乎是贫困、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等情况。换言之，“颜色革命”给了他们表达不满的机会。

一度动荡不安的吉尔吉斯斯坦

1）爆发“颜色革命”的首要原因：贫困

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的经济发生了雪崩式的下降。与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相比，1994年格鲁吉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72%，工业下降了84%，农业下降46%，基础建设投资减少95%。

从1995年开始，格鲁吉亚的经济终于有所好转，但恢复速度非常缓慢。直到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仅比1994年增加了63%而已，依然没能超过苏联解体前的水平。截至2002年为止，90—95%的家庭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

2008年俄格战争中被击毁的格军坦克

曾被誉为“苏联粮仓”的乌克兰，一度拥有着良好的农业条件和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但在苏联解体后，国家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

数据显示，从1992年到1999年，乌克兰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5%，约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为了生计，数百万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俄罗斯或其他国家打工。对此，一些乌克兰学者表示，在所有独联体国家中“乌克兰经济是搞得最差的”。

尽管从2000年以后，乌克兰的经济有所恢复，但多年积累下的结构性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根除。

混乱的乌克兰

与原本“家底殷实”的乌克兰不同，苏联解体之前的吉尔吉斯共和国，一直都是经济最落后的加盟国之一，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国家。其中，农村人口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66%，工业化程度很低。

苏联解体后，持续的经济衰退，使得该国经济雪上加霜。直到1999年，全国500万人口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高达60%，部分地区的贫困线以下人口甚至超过了80%。进入21世纪之后，尽管该国的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但贫困的现状依然非常严峻。

资料显示，当地70%的乡村没有自来水，41%没有医院和保健机构，60%没有交通服务和公路，人均月收入一般不过20—30美元，一些人的月收入甚至不到10美元，13%的居民收入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直到2002年，全国的贫困人口依然占到了52%。

夜间冲击政府官邸的吉尔吉斯斯坦抗议者

2）“全民贫穷”背后的贫富分化与官员腐败

在“全民贫困”的大背景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大小官员聚财敛富的情况极为猖獗。

在苏联解体之初，格鲁吉亚10%最富有居民的收入，是10%最贫穷居民收入的2530倍；乌克兰境内所有大型银行的领导层，几乎被前苏联时期的领导干部所包揽；原乌克兰议会的450名议员中大多数，都成为了top级别的富翁。

叶利钦与俄罗斯寡头

讽刺的是，尽管民众的生活日益困苦，但各级大小官员们非但没有想着“为民请命”，还大肆利用手中职权捞取利益，“能捞一把是一把”。因此，官场贪污腐败之风泛滥，裙带关系盛行，民众的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

更为讽刺的是，连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家属们也纷纷加入到了“抢钱大队”当中，丝毫没有避嫌的意思（拓展阅读：）

最高领导人的家庭虽小，但对社会影响极大。他们的家庭一旦出现负面新闻，特别容易激起民众的反感心理。

谢瓦尔德纳泽、库奇马和阿卡耶夫

不客气地说，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爆发的“颜色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反对现政权统治”的社会革命。生活困苦的抗议者们，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和愤怒，因此彰显出了极其强烈的破坏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革命很快演变成了一场极具破坏性的暴力行动和社会骚乱。

一言概之，生活贫困以及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贪污腐败与社会不公等因素，是“颜色革命”在这些国家境内爆发的社会背景。

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

除了客观存在的社会因素之外，各国境内普遍存在的地域和族群对立，也起到了很强的催化作用。

地域与族群的对立，不仅反映了宗教、文化、历史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两大阵营最基础的框架。在乌克兰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颜色革命”进程中，对立双方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地域和族群对立特征。

2022年3月8日，一对情侣在乌克兰伊尔平告别

1）“橙色革命”与“俄乌对立”

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主要分为东部和西部地区“两大阵营”。东部与俄罗斯为邻，居住着大量的俄罗斯族居民，社会生活与俄罗斯息息相关；西部与波兰接壤，基本都是乌克兰族，社会生活受波兰的影响源远流长。

众所周知，在漫长的历史中，乌克兰的土地几乎一直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因此，历史上的乌克兰的东部和西部地区，有着十分不同的遭遇和命运（拓展阅读：）。

“拼图”乌克兰（图片via：地球知识局）

从1654年起，东乌克兰被纳入进了沙俄版图（拓展阅读：），西乌克兰长期处于波兰的统治范围之内。

1917年底，东乌克兰建立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18—1920年间，西乌克兰的东加利西亚和西沃伦等地被波兰占领。1922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了苏联的加盟国之一，西乌克兰彻底沦为了波兰的殖民地。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9月17日，斯大林命令60万苏联红军越过苏波边界，在进攻波兰东部的同时占领了西乌克兰。次日，苏德两国以“皮萨河—那累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一线”为界瓜分了波兰。11月，东西乌克兰实现了“合并”（拓展阅读：）

2014年纪念乌克兰大饥荒活动

这样的历史，造就了乌克兰东西部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另外，乌克兰东部集中着国家70%的工业，经济产值一度占到了全国的70%以上；西部地区以农业为主，经济相对落后（拓展阅读：）。

一言概之，与生俱来的结构性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共同造成了乌克兰东部和西部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在某种意义上，“橙色革命”足以视作乌克兰东西部矛盾的大爆发。

克里米亚公投现场

2）吉尔吉斯斯坦的“南北对立”

与乌克兰相似，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也有着极为严重的“地域对立”情况。基于地理和历史，流经吉尔吉斯斯坦的锡尔河，将中亚地区“切割”为了“游牧区”和“农耕区”——锡尔河以南为农耕区，锡尔河以北是游牧区。

简单地说，中亚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存在着肉眼可见的区别。具体而言：

锡尔河

结合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可以看到：

南方地区与属于中亚伊斯兰教核心区域的费尔干纳盆地相连，“伊斯兰化”的程度较深，像奥什和贾拉拉巴德都是著名的伊斯兰文化古城，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农耕文化特色；

北方地区毗连哈萨克大草原，“伊斯兰化”的程度较强，民众的宗教意识相对淡薄，社会生活更世俗化，呈现着较为明显的游牧文化特色。

由此可见，两大区域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两种文明”的对立。

吉尔吉斯斯坦行政规划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尽管吉尔吉斯斯坦的南方地区人口众多，但基本以农业为主，其他产业的规模比较有限；作为对比，北方不仅是该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国家的大工业也基本都在该地。

因此，与北方居民相比，南方居民的生活更为贫困，社会问题更为严重，对“北方人把持国家政权”的情况更为不满。实际上，该国的“颜色革命”就是从南方发起的，南方居民也是这场社会革命的主体。

由此可见，地域和族群的矛盾与对立，可以视为“颜色革命”爆发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倘若离开对这一因素的探究，我们很难全面理解“颜色革命”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一度占领政府大楼的吉尔吉斯斯坦民众

文章接近收尾，我们不能不提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起到的“巨大作用”。事实上，美国从未对此有过掩饰。理由很简单，“向全世界推行民主制度和西方价值观”一直都是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

早在2005年3月，美国国会就在《2005年推进民主法令》草案中明确要求，“美国应该利用所拥有的手段，支持和协助外国巩固民主原则、民主秩序和价值观念，包括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保证全民的选举权利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政府每年会拨出大量经费，用于支持这些“非民主国家”的“民主化改造”。

深夜的美国白宫

1）美国人都做了什么？

美国政府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进行前期筹备，比如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培育亲西方力量，助力反对派势力的发展；其次是直接促使革命的启动，影响和操控政局的发展，间接帮助反对派夺取政权。

具体推行这种外交战略的的机构，也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机构，包括驻当地国家的使领馆以及政府、国务院、议会与其下属机构；另一类是非政府组织（拓展阅读：），比如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为代表的各种基金会组织。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子机构

2）如何具体推动“颜色革命”？

具体推动“颜色革命”的基本方式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柔性干预，另一个是金钱资助。

一般情况下，美国官方不会直接插手这些“非民主国家”的“颜色革命”进程，但大多会进行“柔性干预”。比如不承认选举的合法性，向当权者施加舆论压力，向反对派提供信息和策略咨询，组织对选民的投票问询调查，间接支持反对派的游行示威等等。

金钱资助是另一个很重要的推动手段。活动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官方用于“民主改造”的拨款，另一个是各种非官方或半官方的金钱资助。

比如在2004年，索罗斯基金会先后向乌克兰的非政府组织和反对派资助了约6000万美元，旨在用于为大学生积极分子提供培训、为“独立”报刊和电台提供支持、为选举提供监督和民意调查等活动。

乔治·索罗斯，美国企业家、投资家、慈善家、索罗斯基金会创始人，以试图阻止乔治·布什的再次当选总统而闻名

3）如何评价美国人的“小动作”？

对于乌克兰境内爆发的“橙色革命”，英国《卫报》评论员在专题文章中如是写道，“这个运动（橙色革命）是美国人的创造，是根据大众营销和推行西方品牌的方式、经过周密和精确的计划制造出来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不同国家境内爆发的“颜色革命”完全都是美国一手策划出来的，也不能认为“颜色革命”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美国的资助和支持。

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大力支持，“颜色革命”并不一定会在此时此地发生，即便发生了也不一定能够如此迅速地取得成功。由此可见，美国是“颜色革命”爆发的具有关键意义的、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

乌克兰橙色革命

总的来说，各前社会主义国家境内爆发的“颜色革命”，主要各国推动的“民主化改革”进程为政治背景，以各国国内普遍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为社会条件，以各国境内地域和经济结构的特点为历史文化基础，以美国的大力推动为外部因素。由此可见，“颜色革命”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是极其多元且复杂的。

更为关键的是，“颜色革命”的具体表现形式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出现，且并不会局限于上述提到的这些发展中国家。原因很简单，绝大多数国家内部，都存在着诸如贫富差距过大、地域发展失衡等可以引发“颜色革命”产生的因素。

因此，国家大政方针的制订与政治家的个人品质，将会对于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全局性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