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瞻对地处康巴，康巴人以彪悍闻名，而瞻对人则是“彪中之彪”。当地人也以此自豪：瞻对就是一块铁疙瘩！两百多年来，清廷官兵、西部军阀、国民党军队、西藏地方军队乃至英国军队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这个地方，搅得风生水起。阿来的这本新书就是以瞻对200余年的历史为载体，将一个民风强悍、号称铁疙瘩的部落“融化史”钩沉出来，讲述了一段独特而神秘的藏地传奇，同时也展现了汉藏交汇之地的藏民独特的生存境况，并借此传达了作者对川属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
作者: 阿来 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副标题: 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 出版年: 2014-1
1912年二月，清帝退位。三天后，袁世凯就任中国民国大总统。 很快，流亡印度三年、刚回到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接到袁世凯的电报，大意是：之前辛苦你了，现在中华民国成立，五族亲如一家，你被“前清”剥夺的封号，我给你恢复。 但达赖喇嘛很不领情。他发表这样一个声明，称自己不想要原来的官位和封号了，只希望“履行在西藏的政教统治权”。 另外，达赖说：“清王朝帝国已经垮台，西藏人受到鼓舞，起来驱逐了卫藏地区的中国人，我也安全回到我公正而神圣的国家，我现在正着手把东藏朵康剩余的中国军队赶出去。” 大总统的面子掉了一地。他已经被达赖视作“外国人”了。此时的达赖，对远在汉地的中国政府，已经不打算有任何敬畏。 但仅仅8年前，他还曾 “面朝北京方向行九叩礼”。那时，他刚刚接受皇帝的赏赐。 关于这种反转，藏族作家阿来在他的最新作品《瞻对》中，用历史资料进行了解答。 《瞻对》是一本非虚构的作品，写的是有清以来，各种“中国政府”对瞻对数次讨伐、反复平叛、反复失败的经历。 瞻对，就是今天四川省甘孜州的新龙县，位于317国道川藏北线与318国道川藏南线之间，属于“大藏区”范围内的康巴地区。 历史上，它是一个典型的“化外之地”，皇帝管不到，土司管不了。因为土地贫瘠，刀耕火种无法生存，这里出产的康巴汉子大多只能当强盗，比如南下到川藏大道上的理塘、巴塘，打劫过往茶帮。 今天，尽管这里仍是水深林密，但按阿来的说法，只要坐飞机到康定机场，早上下飞机，再驱车大半日就可以抵达新龙了。但今天的人们不可能再抵达当年更名前的“瞻对”了，因为它是一个已经融化的“铁疙瘩”。1950年，解放军的第十八军，只用一个排的兵力，没有经过任何战斗就将这里解放。 那时，已经驾崩151年的乾隆，如果得知这一结果，恐怕禁不住要抢一句他爷爷的歌词：我真想再活五百年。 算上亲政和垂帘听政，乾隆一共当了63年皇帝，派兵打过两次瞻对，但最后都不幸“诈糊”。他的子孙们也好不到哪去，用阿来的话说，“每隔几十年，这样的事件就重复循环，连大臣上报的文书都差不多。” 这也是我读完《瞻对》后的一大感觉。前面70％的篇幅，中央政权和西藏的关系，都只是在一个环形铁轨上兜圈子。 纵观整个清朝，对藏区采用的都是放养式管理。土司是世袭的，强盗也是世袭的。他们每天都在争夺土地、互相杀戮。但每当篡位成功，土司们脑子里想的东西，却和被杀掉的前任没有任何不同。那些年，瞻对和它所代表的藏区，每天升起的太阳和五百年前并无不同。 早在乾隆上位以前，全球范围内，大航海时代和它背后的刀光剑影，已经在历史的地平线上隐隐可见。 但清朝的统治者们，一直乐于看到藏区这种时间凝固的存在，因为这样“便于管理”。 随着时间推进，随着各种势力的渐次加入，这种循环和兜圈子的速度越来越快，离心力也越来越大。脱轨的准确时刻，就是在1904年。 但起因要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讲起，还是跟瞻对有关。 1896年，甲午海战的硝烟刚刚散尽。夏天，一名驻扎在瞻对的西藏军官，插手当地的土司斗争。在阿来查到的资料里，这名藏官一度命令下属 “开枪轰击官兵”。这里的“官兵”，指的是大清派驻在当地的中央军队。 前面说过，瞻对是康巴地区，属四川省管辖。统领西藏的噶厦政府，怎有资格在这里驻军？原来，朝廷在上一次征讨瞻对时，一度久攻不下。刚好，那一次作乱的匪首是一个藐视西藏政权和达赖喇嘛的家伙，朝廷于是顺水推舟，邀请噶厦政府从拉萨派兵前来帮忙。 请神容易送神难。平叛后，这支远道而来的藏军，先是要求朝廷支付军费。大清肾虚，无力交货。最后，藏军亮出底牌：不给钱可以，把瞻对划归西藏吧！ 大清只好应允。这是大清后退的一小步，却是噶厦政府前进的一大步。 那时，由朝廷扶持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早已成为藏区的最大教派。它的势力已通过格鲁派寺院的不断修建，渗入到康巴地区。 统领西藏的噶厦政府，并不是一个世俗政权。它的最高领导都信奉藏传佛教，遵从达赖喇嘛。因此，它把瞻对收入版图，就相当于达赖喇嘛的手伸出西藏，伸进四川。 因此，当1896年清兵被藏军“轰击”时，朝廷的面子再也挂不住，只好动武。阿来说，“这是清朝对如今只是一县之地的瞻对第六次用兵。” 在我看来，这一次征讨将直接导致汉藏关系的转变，超稳定状态就此被打破。 战事很顺利，那名带头闹事的藏官，溃退到金沙江西岸的昌都，最后死在那里。但朝廷和西藏噶厦政府的关系空前紧张。为了维稳，皇帝不得不把刚刚收复的瞻对，重新赏赐给达赖。打赢战争、主张在瞻对大行改革（即“改土归流”）的四川总督鹿传霖，则被撤职。 一条粗壮的梁子就此结下。时间终于来到1904年。英国人第二次入侵西藏。藏军用原始武器对抗装备先进的英军，一败涂地。 此前，朝廷并不愿看到西藏违背中央的旨意，坚持抗战。 一是这样的话，朝廷会受到英国的压力。二是因为假设藏军万一打赢，从此就更不会听命于那个对他们来说很偏远的北京政权。 对朝廷而言，“和平谈判”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他们对惨败的西藏完全没有同情之心。驻藏大臣有泰在向皇帝报告时，甚至说得很露骨：“倘番众果再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即是说，有泰希望的是英军胜利，藏军败退。只有这样，事情才会有转机。 但西藏人是怎么想的？阿来在书中写到，西藏方面早在1888年英军第一次入侵前，就下令备战。他们的命令是这样写的：“宗教之敌——英国，对我西藏佛教圣地图谋颠覆之企图，有增无减，对此应有准备。” 阿来分析说，这一阶段，在噶厦政府眼中，西藏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佛教圣地。即是说，在彼时当政者看来，遭遇危机的是宗教，而不是“民族”或者“国家”。 抗英战争失败无法避免，后来签订《拉萨条约》时，连英国人都还知道，如果只有噶厦政府签字，而驻藏大臣有泰不签字，这会是一个无效的条约。 但朝廷没有把握住这个最后的机会。 英军进入拉萨前就已出逃的达赖喇嘛，后来亲自到北京，面见光绪和慈禧。他很想讨到一项改革措施。 按清朝规矩，无论是达赖还是噶厦政府，有事想上奏朝廷，都必须经过驻藏大臣传达文书。这原本是为了强化驻藏大臣权力，加强中央管理的措施。 但在十三世达赖生活的时代，因为一系列缘由，驻藏大臣和噶厦政府之间已经互不信任。达赖想要的就是“单独上奏”的权力。 但在一场欢乐祥和的国宴后，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达赖亲眼看到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登基，但也看清这个王朝风雨飘摇的真实面目。 想要的改革没要到，达赖悻悻而归。孰料，很快他却发现，不想要的改革却大张旗鼓地改到了自己头上。 此时，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正在西藏大力反腐，开掉那些买官卖官的藏族官员。他还缩减编制，撤销川藏线上原有驿站的文武官员。省下的钱，在西藏建立新军，购买新式武器，培养现代军官。 另外，川边大臣赵尔丰正在康巴地区大刀阔斧、实行“改土归流”：废除世袭权力，让数百年的土司一边凉快；限制寺院特权，统治权改交给朝廷派来的官员。 回到拉萨前，达赖喇嘛还听说，新任驻藏大臣联豫正上奏朝廷，请求调川军入藏、稳定改革局势。 作为藏区的最高领袖，达赖不可能没有怨气。回到拉萨，他对亲自到郊外迎接的联豫，视若无人，一句话也没有。对此，作为一个有身份的驻藏大臣，联豫也是怨气冲天。 1910年2月，川军抵达拉萨。 这是一直军纪松弛的军队。刚刚抵达，就在一个叫做玻璃桥的地方枪杀喇嘛，进而在经过布达拉宫时胡乱射击。 原本是一支用于稳定局面的军队，但自己却成为一股不稳定的力量。惊惧不安的达赖，只得再次出逃，但这一次他没有再去蒙古或者北京，而是一路向南，逃到英国的殖民地印度。 事情就此搞大。 随后就是辛亥革命，正在拉萨的川军兵变，内斗，不一而足。再后来就是民国。当达赖给袁世凯回复电报时，另一支川军——四川都督尹昌衡带领的西征军，正在往拉萨前进，试图恢复那些辛亥革命发生后，被藏军攻占的地区。 据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一书描述，达赖听到尹昌衡正朝拉萨进军，第一反应是“惧，向英使乞救。英借口保护商务，派兵进驻江孜，为藏声援。” 这个江孜，当年可是藏军抵抗英国人入侵时，血战过的地方。这时，却变成藏兵欢迎英军进驻，保护西藏。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还向中国民国外交部提出“中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并以不承认中华民国相威胁。中华民国中央于是下令尹昌衡停止西进。 随后，川边藏区还将经历更多动荡，中央和西藏的关系还将进一步恶化。但汉藏关系的反转，至此已成定局。两者间的矛盾，至少已经被噶厦政府的一部分人，上升为国族矛盾。 回过头看，直接的导火索是清廷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阿来在《瞻对》中的观点是，改革不能被当成替罪羊。 “细读晚清史料，破除了过去读二手书被灌输的错误印象。晚清与治藏有关的这些人，赵尔丰、张荫棠、联豫，他们是要搞真改革的，而且在短短几年中，在清朝国力最为衰弱的时候，真还身体力行，做到了从雍正朝以来就想做而一直没做成的事情。只是这样的改革来得太晚。
山下
清末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