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权固然好，却也往往意味着风险；若性命和荣华富贵得到了制度性保障，没人会愿意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杯酒释兵权”的成功，背后是一场各取所需、局部双赢的利益交换。

谈到“杯酒释兵权”，通常会理解为：赵匡胤通过一顿酒宴就解除了将领们的兵权。实际上，这一事件并没有如此云淡风轻，而是由一系列举动/政策所组成、分步执行的整体解决方案。并且就后果来说，也是喜忧参半，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

自安史之乱以来，将领拥兵自重、与朝廷分庭抗礼成了常态，唐朝的灭亡、五代的更迭，几乎都是武将以下犯上、将自己以往服务的对象取而代之（后唐取代后梁除外）。但如果就此认为这一乱象全是藩镇、武将的责任，那就有失客观了。这一时期的政权动荡主要分两种情况：

第一类，确实是武将心怀不轨。武将安重荣的那句话可以完美阐述这一逻辑：“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朱温灭唐建立后梁、石敬瑭反后唐、赵匡胤取代后周......都属于这种性质。

第二类，朝廷政策失当，过度防备、打压藩镇，对方为了避免兔死狗烹、武力反抗自保。比如在唐宪宗时期河朔三镇曾经归顺中央，但朝廷处理不当、对藩镇军民采取歧视性政策，导致对方再度反叛；后唐李存勖迫害功臣，李嗣源趁乱取而代之；后汉刘承祐忌惮大将郭威、残害其全家，导致对方起兵造反......

安史之乱形势图

因此，唐朝中期至宋朝建立前，之所以呈现出“朝为比肩之人，夕便有君臣之分，政权更迭如同走马”的乱相，本质是制度彻底败给了人性：安史之乱引发了朝廷与地方之间的信任危机，统治者与武将阶层的利益很难得到制度性的划分、保障，传统的君臣之礼荡然无存；双方为了攫取权益，完全付诸于权谋、武力，由此导致了持续上百年的恶性循环局面。

可以这么说，只有统治者能够合理解决双方的利益划分问题，武将夺权、藩镇造反的乱象才有可能被终结。而赵匡胤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赵匡胤之所以能够成功，首先基于以下两点优势：

其一，后周世宗柴荣打下的基础。

柴荣在位期间，已经针对骄兵悍将失控、藩镇尾大不掉的情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高平之战后，他以雷厉风行的手段，诛杀了70多个不听命令、临阵脱逃的将领，提拔、重用李重进、张永德、赵匡胤等人；其后他广募天下壮士、“选取优者为殿前诸班”，把麾下的禁军打造成一支战斗力强悍的精兵，对藩镇力量形成了压制。

可以说，若不是柴荣驾崩过早，也许后周就能解决困扰中原上百年的难题；而赵匡胤之所以能黄袍加身，正是因为他作为禁军统帅的独特身份。陈桥兵变后，禁军大小首领都是他的亲信，手里有枪、心中不慌，掌控最强大的军队，为他进一步解决武将乱政问题提供了保障。

赵普

其二，智囊赵普的协助

赵普是“陈桥兵变”的重要策划者，他不同于传统的儒臣，而是精于权谋、善于揣摩上意、能够解决问题的实干家。北宋初年，面对赵匡胤对武将势力的担忧，赵普提出了“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解决方案，取而代之建立文官治国体系。

手上有牌、心中有蓝图，这才为赵匡胤解决中唐以来的藩镇割据、武将治国乱象提供了可能。在具体执行时，他并没有急躁冒进，而是采取了有步骤、有重点、分阶段稳步推进的策略：

第一步，对自己的亲信下手。

乾德元年（963年），赵匡胤在宫内设下酒宴，招待禁军统帅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人。众人推杯换盏、其乐融融之际，赵匡胤以叹气引发话题，表示自己自从登基以来“未尝安枕而卧”。石守信等人作为赵匡胤的老哥们，起先信誓旦旦表示将领们不敢心怀不轨；但赵匡胤随之以当初自己黄袍加身为例：“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何？一旦以黄袍加汝身，虽欲不为，不可得也。”

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这样：人心难测，如今没有野心，不代表以后也会踏踏实实。

而赵匡胤既然敢把这话挑明，意味着已经埋伏了后手：对方要么放权、要么被人道毁灭。有理由相信：如果石守信等人没给出令赵匡胤满意的表态，后世“火烧庆功楼”的传说也许会真的上演。

赵匡胤

因此，面对赵匡胤“撕破脸”式的试探，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随即请皇帝指条生路。赵匡胤随即抛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禁军将领们放弃军权、提早退休；朝廷允许他们肆意敛财、购买田宅，世世代代享受美女陪伴、酒肉环绕、无忧无虑的荣华富贵生活。

说的直接点，就是用权力换取家族的世代富贵。

这种利益划分极具诱惑力：将领们冒着生命危险投身戎马，甚至还经常以身涉险、参与叛乱，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家族的富贵。因此，与其战战兢兢、随时身担风险，何不接受朝廷许诺的条件，安安稳稳地坐享梦寐以求的世代显贵？毕竟造饭是个高风险的项目，而且皇帝只有一个、何时轮得到自己，如今既不用担心兔死狗烹，还能坐拥固化的利益，何乐而不为？

于是，石守信等人在第二天纷纷借故请求退休，赵匡胤也兑现了诺言，让他们以节度使的名义在朝廷担任闲职，不久后衣锦还乡，过起了无忧无虑、纵情享乐的日子。

完全掌控禁军后，赵匡胤彻底具备了对藩镇动手的实力，随即开展了他的第二步动作。

首先，剥夺、分割节度使的权力。自唐朝以来，节度使之所以能拥兵自重，是因为他们完全掌控了辖区内包括军事、人事、财政在内的所有权利。为了改变这一情况，赵匡胤重用文臣，剥离各地藩镇的政务、司法、财政等权限；

王彦超

随后，直接剥夺节度使的军权。开宝二年（969年），趁着各地节度使进京朝见之际，赵匡胤再度上演“杯酒释兵权”，凤翔节度使王彦超等人很识相地向当初的石守信等人学习，纷纷交出兵权。第二天，他们都被留在京城，藩镇的兵马也落到了赵匡胤手里。

而仅仅架空以往的将领还不够，规模庞大的军队总得有人替朝廷带领，怎么避免旧事重演呢？赵匡胤随即开展了第三步：全新的制度。

进一步削弱敌方军队、强化禁军，“收厢兵之骁勇和荒年所募精壮之丁为禁军”，重内轻外，使朝廷手里的兵马保持巨大优势地位；

以文臣取代武将出任节度使，基层的知州、通判同样由文人担任。通判实际上是皇帝监督知州的耳目，重要文牍会签后才能生效；

创建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把统兵权、调兵权分割开来；也就是说，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带兵的不能调兵，从此没人能够裹挟军队造反；

创立更戍法，即禁军分驻京师与外郡，内外士兵定期轮换，但将领不调动，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让武将失去了反叛的能力；

通过这一套组合拳，文人官僚体系彻底取代了过去上百年的武将势力，全国的军事、行政、司法、财政权全部归于中央，唐朝中叶以来的武将专权局面彻底被终结，政权频繁更迭、战火频发的乱相结束了，华夏军民终于迎来了相对和平安宁的环境。赵匡胤的功劳毋容置疑。

但万事皆有两面。在赵匡胤重文轻武、重内轻外的政策下，中原王朝上千年的尚武之风被扼杀，军队战斗力锐减，导致面对周边游牧政权时长期处于下风；同时，为了兑现对那些功臣的承诺，北宋任由这些人“广置田产、多买奴婢”，世世代代享受着特权生活。由此引发了所谓的“田制不立”，导致北宋是少见的在立国之初就任由土地兼并现象肆意发展的朝代，这也为接下来的贫富分化严重、朝廷积贫积弱现象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