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没有地域歧视的人啊，这个我必须要声明一下。我没接触过上海人，也没去过上海这个大城市，对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印象和理解，全都来自于电视和网络。怎么说呢，这地方在网上的风评不是很好，也就导致我也觉得“阿拉”不好。

最近读了关于大会堂的一些陈年往事，这才发现，上海这城市还真是人才辈出，尤其是在建国初期，对国家的建设着实是有着大贡献的。

上海翻修的这个国宴厅，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国宴厅，人民大会堂在修建的时候，真正的国宴厅是另外一个地方，名叫“大宴会厅”，这个大宴会厅能举行大规模的宴会（能容纳5000人）。当时，也在这里举行了不少盛大的晚宴。

不过到了九十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在国际上，流行的是节约和简约的外交接待礼仪，咱们也就顺势而为和国际接轨。因此，往后在大宴会厅举办大规模的外交晚宴，显然就不合适了。所以，就得重新寻摸一个地方来招待外宾了。

这“西大厅”也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选中成为了新的一个国宴厅；这西大厅也是沾了福气，从籍籍无名的小角色，一下成为了外交舞台上的明星——国宴厅。

但是呢，当初装修和设计西大厅的时候，就没想过有朝一日这个厅室会成为举办国宴的地方，因此，这地方存在着两个很现实的难题。

硬伤：狭长的过道式结构；

软伤：没有空调、天花板是木头结构、装修落伍等等，总的说来，软装方面和一个国宴厅就不匹配。

软伤这些方面吧，其实还好解决，最为头疼的还是“狭长的过道式结构”。

一个举办国宴的地方，不说要弄得多么的金碧辉煌，最起码你要给人一种宽敞的样子嘛。这种过道式结构，很明显就不是招待贵宾的地方。因此，如何打破这种结构，就成了“破局”的一个关键所在。

客观的说，当时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的城市，还真就只有上海，换作是别的城市来搞这个工作，那简直就是为难了。于是乎，在九十年代出的时候，上海也是当仁不让的接下了这个重大的任务。虽然给的工期也不长，只有区区五个月，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搞定这个事，还真是考验能力。

话说回来，上海敢接下这个任务，也是有底气的，因为拥有一个主心骨——蔡振华。

人民大会堂修建于1958年，到了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当时参与大会堂修建和设计的老专家们，还活着不多了。蔡振华当年不仅参与了大会堂的修建，更巧合的是，他和西大厅是老朋友了，曾经有两次参与到西大厅的装修和设计工作中。对于西大厅，蔡振华老先生可谓是很熟悉了，这个厅室的角角落落，他是了然于胸。

有这么一个主心骨坐镇，上海这才有了很大的底气。

前期的各种工作准备就绪后，随着上海建工集团的那120多个工人来到西大厅，也就正式打响了这次战斗。那一年是1994年，那一天是5月6号。

本来给的工期就只有屈指可数的5个月，加上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留给真正施工的时间就更不多了。因此，这些来自上海的工人们，只能是轮班制的24小时不间断施工。在整个工作环节中，最耗费体力的一项工作，就是把那些数吨甚至是上百吨的材料，从车子上卸下来，然后在慢慢的挪进施工现场。

不得不佩服上海人的实干精神，在工期内就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工程。

西大厅的验收会，也在1994年的9月1号，在焕然一新的厅室里举行（14:00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