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enhagen期待金砖国家合作走向制度化，中国产能满足巴西电动车需求，并表示巴西不会选边站，在采矿领域会保持自主权，扩大中巴矿业合作。
本文转自作者｜王英良
石昊（Pedro Steenhagen）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获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全额奖学金。作为“观中国”（Observa China）发展总监、中巴关系及葡语工作组组长、《GGN》地缘政治观察站政治评论员，他拥有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国际关系学院（IRI/PUC-Rio）国际政治分析与管理硕士学位、克里奥国际学院国际关系以及法律和社会学专业学位、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国家法学院科学系（FND/UFRJ）学士学位。除这些经历外，他还曾担任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UFMG）的客座讲师、Getulio Vargas 基金会（FGV Direito Rio）“巴西-中国研究中心”和金砖国家政策中心的研究员，并作为阿威罗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他的最新著作包括论文《例外的倒转：从政治角度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建立》（《葡萄牙历史电子杂志》，2024）和《中国与“BRI”倡议：巴西的看法》（FGV Direito Rio, 2023）。
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包括你的学习方向，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经历，毕业后你理想的工作是什么？
Steenhagen：在攻读硕士学位的第一年，我开始在“金砖国家政策中心”担任研究员，帮助启动了一个关于中国在巴西和拉丁美洲投资的学术项目。在第二年，我写了一篇论文，主题是“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方式”，其中把“BRI”作为中国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我还获得了上海市政府奖学金，由此前往复旦大学参加2018年“金砖国家暑期班”。我从小就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暑期班的经历进一步坚定了我对中国研究的热情，我深知我必须在中国读博士，最好是在复旦。
在我人生重要关口，我想说，我的硕士论文导师玛丽亚•埃琳娜•罗德里格斯（Maria Elena Rodriguez）教授和保罗•埃斯特维斯（Paulo Esteves）教授以及复旦大学和上海市政府，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我与中国结缘的路上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高文勇（Evandro Menezes de Carvalho）教授，他曾在复旦暑期学校给我讲课。硕士毕业时，我在一家专注于法律和金融市场的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几年后，当我看到有机会与 Evandro 一起参与一个名为“‘BRI’与巴西”（BR&Br）的研究项目时，我找到了新的一份工作。在 “FGV Direito Rio”巴西中国研究中心，我告诉高文勇教授我会为了这个机会放弃我此前职业生涯中的一切，而且我做到了。从此，他不仅成为了一位真正的良师益友，也成为我的一位亲密朋友。
可以看出，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复旦大学在我的学术和整体职业轨迹中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存在。我非常感谢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复旦大学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我的地方了。我有幸师从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SIRPA）院长苏长和先生作为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也有幸担任左才教授的助教，我一直受到大学里每个人的善待。事实上，我在中国、上海和复旦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中国人是我见过的最热情、最有爱心的群体之一，包括我的教授和复旦大学的所有工作人员。
我的研究兴趣包含：中国和巴西的政治、外交及对外政策；中巴、中欧关系；澳门、大湾区及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关系；金砖国家与全球治理和发展、文化和全球南方相关主题。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作中，我一直在研究中国地区和城市的国际化、中巴在地方层面的互动以及这些地方政府对外关系所生成的国际网络。
毕业后，我打算在大学或公司、组织工作，从事的专业领域相关的地缘政治、社会经济、政府关系/商业问题。我的最终目标是推动与学术机构、政府、企业和其他相关参与者的密切合作，继续帮助建立中巴两国间的桥梁，并在各方面为加强两国间的伙伴关系做出积极贡献。
问：巴西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中巴在全球南方、乌克兰与俄罗斯冲突等议题上有着广泛的对话与合作空间。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例如乌克兰战争持续、印度与中国竞争加剧等，你认为中巴友好合作将带来什么影响？
Steenhagen：去年6月，中国外长王毅在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时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积极推动金砖国家合作，让金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全球治理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近日，新开发银行行长、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荣获中国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友谊勋章”。此外，被广泛视为中国老朋友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总统确认，他将参加10月22-24日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这些情况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尽管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但中巴两国是密不可分的伙伴，金砖国家是致力于加强对话合作机制和团结的平台。
中巴双方一致认为，需要建立基于全球伙伴关系的治理，以促进国际体系的“民主化”，扩大历史上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机构的包容性、代表性和合法性。现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巴西的情况具有标志性意义。消除饥饿和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改革这三个优先事项都直接涉及中巴利益。不仅如此，它们还与金砖国家乃至全球南方的需求和愿望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望进一步提升——值得纪念的是，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战略伙伴关系。早在1993年中国就与巴西建立了双边关系，随后于2012年建立了“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此外，巴西即将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而迪尔玛仍将担任新开发银行的掌舵人。这是南美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展示领导能力和与中国在多个领域密切合作的机会窗口。
归根结底，中巴两国交往富有成果，两国的深厚友谊对金砖国家极为有利。鉴于将所有这些国家聚集在一起形成共有利益，它不仅可以对集团的舆论和目标产生积极影响，而且还可以形成示范，激励其他国家加深多层次的互动并吸引新成员或合作伙伴的加入。事实上，在下一次峰会上，预计将详细阐述金砖国家合作伙伴的类别，而不仅仅是成员的宣讲，这将进一步加强该集团的影响力。我希望我们也能看到金砖国家合作逐步走向制度化，即使这种制度化努力需要从更基础的层面展开。
中国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典范，特别是在国家发展领域，同时在金砖国家合作和全球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巴西历来被视为能够沟通南北、东西方的外交强国，是该集团的重要创始国。双方在双、多边交往特别是全球治理改革领域的密切配合，有望成为金砖国家发展新的推动力量。
问：当前，美国正在推动全球矿业联盟，目的是排挤和削弱中国的全球矿业优势。巴西是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诸如淡水河谷等公司享誉全球。你认为中巴两国在矿业领域的合作趋势如何？将会面临哪些挑战？
Steenhagen：2023年卢拉在北京进行正式访问时强调，“没有人能够阻止巴西继续发展对华关系”。几个月前，他已经警告说，他不会“与任何人进行冷战”，非常明确地拒绝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二选一”。尽管巴西尚未加入“BRI”倡议，但它通常是中国在拉美最大的投资目的地国家。
同时，美国在巴西影响力很大，与巴西有着长期深入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流。此外，美国仍然是南美国家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国，巴西与两国都有坚实的双边和多边议程。有趣的是，2024年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巴西联邦共和国建交50周年，也是巴西和美国建交200周年。
美国对中国关键矿产——先进武器系统和清洁能源技术的关键组成部分的担忧根深蒂固，促使美国政府努力推动建立新的全球矿产伙伴关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还因为选择进入美国该行业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在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等美国国际倡议和《2023年矿业学校法案》中都看到了这些关注点。当谈到巴西与美国在该领域的交流时，值得注意地是，例如，各国最近成立了战略矿产对话和“美国-巴西关键矿产工作组”。
尽管如此，巴西在国际领域有着寻求更多自主权的传统，并致力于与全球不同国家建立关系。在采矿领域也不例外。淡水河谷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和镍生产商之一。在1973年（中巴正式建交前一年）向中国出口了第一批铁矿石，并于1994年在上海开设办事处，北京和青岛办事处分别于2015年和2019年成立。2006年，中国成为淡水河谷最大的市场，最近，淡水河谷企业和机构事务副总裁亚历山大•丹布罗西奥（Alexandre d'Ambrosio）表示，中国与淡水河谷之间的关系是深厚和多方面的，且超越了采矿业范畴，延伸的领域还包括可再生能源、技术交流、救灾和灾后重建。
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一样，采矿业也越来越着眼于未来，强化其在社会环境、金融和技术部门的承诺及标准，并寻求改革其在政府、公民和市场中的形象，这无疑是该行业，特别是中巴合作的总体趋势。然而，一些关键挑战仍然存在，其中包括需要进一步投资强化劳动力的吸引力、加强教育和培训，减少对采矿活动的负面评价；改进许可证审批流程以简化生产，加强处理环境保护和灾害的法规预防和缓解，并管理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预防紧张局势加剧和持续冲突造成消极的地缘政治和金融影响。
问：目前，欧盟已通过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关税的新决议。它计划对出口到欧盟的中国电动汽车征收45%的关税，这将逐步收窄中国电动汽车出口欧盟的“机会窗口”。你如何看待电动汽车在中国的兴起？中国与巴西在此问题上有哪些合作机会？
Steenhagen：我相信电动汽车是帮助世界迈向更可持续未来的重要工具之一。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投资和出口方面处于全球前列，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和电动汽车供应链的主导者。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等相关政策的引导下，中国汽车行业似乎已恢复了相当的产业创新和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
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仍然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美国和欧盟都是中国电动汽车重要的海外销售市场，但它们最近宣布并推动对这些产品的进口征收新关税，旨在保护本国汽车产业。这可能会提高买家的支付成本，影响汽车行业，甚至影响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然而，其他正在崛起的市场可能为中国带来新的机遇。
根据巴西发展、工业、商业和服务部的数据，2024年上半年进口电动汽车的91.4%来自中国，这一情况彰显了中国在技术和生产方面的影响力。此外，电动汽车的销量打破了所有记录，与2023年相比增长了1800%，证实了巴西消费市场存在极大的潜力。事实上，巴西现已成为中国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最大进口来源国。因此，比亚迪、长城汽车和Zeekr等许多中国电动汽车公司最近宣布在巴西展开绿地投资，并开始在巴西生产和销售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然而，中国和巴西在该领域的合作机会并不局限于私家车，因为这个南美国家计划在未来几年加大对清洁公共交通的投资。
与大多数拉美国家类似，与中国相比，巴西在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例如，在一个缺乏规模化铁路系统的国家，即使在里约热内卢这样的大城市，地铁覆盖范围也相对有限，人员和货物的陆路运输严重依赖道路、公共汽车和卡车。根据“C40 Cities” 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30年，有32个拉丁美洲城市的电动公交车数量将增长7倍以上。里约，可以说是巴西的“明信片”和全球环境变迁的参考，是中国与巴西拓展合作潜力的一个理想城市。
根据法律，到2040年，里约现有的公交车将逐步被电动汽车取代。现任且已实现连任的该市市长 Eduardo Paes 曾在比亚迪和 C40 工作，几年前他曾展示过有兴趣使里约成为“BRI”倡议的“中心点”。目前，巴西已被证明是电动汽车进口的重要市场，并显示出成为中国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的区域中心的明显优势。然而，中巴在该领域的合作还可以更广泛。比如，展开厂房投资固然好，但如果两国间能够进行有效的技术转让，并且中国为巴西创建本土化的国家电动汽车制造商或合资企业提供更有力的支持，那就更好了。从这意义上说，中国不仅可以促进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还可以通过人文交流、学术塑造、产业政策协调和共享等方式促进技术合作。这将进一步强化“合作共赢”理念，为在海外特别是在拉美国家“讲好中国故事”做出贡献。
问：作为在上海的国际学者，你对即将到来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有何期待？你认为巴西参展会带来什么新的惊喜吗？
Steenhagen：2018年开展以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各国、地方或地区政府、国际组织和企业开展业务，寻找合作机会，讨论从可持续发展到创新等诸多重要议题的场所，以此加强合作网络，促进交流合作。第7届展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巴西目前已有150多家跨国企业报名，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在国际环境趋向紧张的背景下，中国提供的此类空间进一步突显全球化、协作、开放、包容的价值。
巴西一直是进博会的坚定支持者，迄今为止的每一次活动都体现了巴西的参与。2024年，与往常一样，负责巴西企业出口促进、吸引外资和国际化的官方机构巴西贸易投资促进局（Apex-Brasil）将与经济发展秘书处一起成为进博会的展览合作伙伴，马托格罗索州政府和中国贸易中心在上海设有常驻代表。除其他活动外，预计仅 “Apex-Brasil”一项就将吸引食品和饮料行业的30家公司（去年为23家，2022年是14家）参加活动，并举办第五届“中巴创新周”进博会创新展区。
3月，里约热内卢为11月在中国举行的CIIE举办的推介会，吸引了来自巴西地方政府、商业协会和企业的100多名代表。例如，里约热里尼奥州政府表示，它将支持巴西公司参加博览会。同月，上海市市长龚正鼓励巴西淡水河谷利用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进一步优化其在上海和中国的投资。因此，除上述努力外，预计这一届中国进博会还将有来自巴西地方政府、已在华投资的老牌企业、计划在华投资的创业公司等代表的参展。
最后，我必须说，虽然我赞赏巴西参加进博会和其他中国展会，令我感到困惑的是，这个南美国家没有看到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潜力，也没有适当地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商业机会的渠道。澳门特别行政区将于2024年举办庆祝回归中国25周年的纪念活动。虽然澳门是中国和葡萄牙以及其他葡语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链接点。由于同属葡语语系的关系，它在中巴伙伴关系的背景下被忽视了太久，尽管它作为“一个平台”在两国之间有着未挖掘的潜力，是中国与美洲特别是拉丁美洲之间超越文化和历史纽带的独特桥梁。更大意义而言，澳门特区已经与“BRI”倡议、中国全球倡议、粤港澳大湾区等联系在一起，并在澳门论坛之外推出了其他卓越的倡议，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我希望巴西政府能够认识到这些事务的价值，在中国和有关地区政府的支持鼓励下，建议给予澳门特区更多的关注并投入更多的精力。
问：你如何评价阿根廷总统米莱推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你认为这些以“自由主义”为中心的政策会在南美洲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治理模式吗？
Steenhagen：在阿根廷，金融斗争、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平等不一定是新鲜事，但阿根廷人民现在所处的危险境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到目前为止，米莱在宣传上把国家的许多灾难都归咎于他的前任，但我认为问题是在执政近一年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在很多情况下却变得更糟糕。
米莱于2023年12月10日上任，截至今年年底，阿根廷的年通胀率为211%。他上台后的首批行动其中之一就是将阿根廷比索贬值50%以上。到2024年初，该国的天然气成本几乎翻了一番，食品价格和医疗费用上涨了约50%，年通胀率几乎达到300%。同时，他的政策寻求削减对各种服务补贴，并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包括教育等重要领域的公共开支。如此严厉的紧缩计划不仅没有取得些许成功，而且还留下了社会混乱的痕迹。
平心而论，米莱的“休克疗法”已经显现出一些宏观经济效益，比如留出一定的预算盈余空间、小幅补充美元储备、减少进口、减少资金外流等，一系列措施赢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总裁的赞誉。然而，这些政策有可能限制经济增长并使该国陷入衰退。更糟糕的是，米莱未能成功驾驭阿根廷政治并为其政策找到坚实的政治支持，比如整合在国会中占据少数席位的政党，预计他在未来几年将继续面临更多的治理挑战。
与此同时，在米莱总统第一任期末，工资和养老金已远落后于通货膨胀率，工人的购买力因物价上涨而大幅下降，阿根廷的贫困率飙升至53%，这是从42%基数上的大幅跃升。从2023年底开始，通货膨胀率达到237%，比他上任时高出约25%。尽管公民可能认同国家在财政调整方面需要改变方针，但最近民意调查显示，由于改革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结果，民众生活水平继续恶化，与米莱的“蜜月”期即将结束。对他的政府的正面评价从5月的54%下降到9月份的42%，这引发了人们对他长期政治能力的质疑。尽管米莱政府的其他成员在政治和社会经济上仍具相当不确定，但反对派在民众面前并没有表现出强劲复苏的迹象。
现在判断米莱的政策是否会以某种形式对南美洲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还为时尚早，而且由于一些关键原因，米莱政府不太可能在该地区建立新的治理范式。首先，如上所述，这些政策并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迄今为止，事实证明米莱政府在政治和社会经济上都付出了高昂代价。其次，阿根廷的经济格局在南美地区颇具特色，而米莱的短期政策正是针对这些特殊且又紧迫的因素。此外，这些严厉的政策往往很不受欢迎，也很难获得广泛的支持。当然，该地区的多个社会已经表现出相应程度的政治“两极化”，这意味着像博尔索纳罗或特朗普这样持分裂和有争议的人物及案例在国内和区域内获得足够的支持以全面形成新的治理范式将面临巨大的障碍。同时，从中长期来看，米莱一直对南方共同市场提出严厉批评，他不太可能与邻国进行深入接触，特别是在当前涉及最近“新左派浪潮”的地区形势下——这种浪潮是否会持续下去还有待观察。最后，由于历史经历，如殖民主义剥削和帝国主义干涉，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南美国家在经济政策上长期采取“进步主义”态度，这些力量在许多领域仍然具有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