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3年至1945年，纳粹德国仅仅存续了12年，其中鼎盛时期是1939年至1942年。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欧洲大陆几乎所有国家（瑞典、瑞士除外），要么被德国人征服，要么加入其阵营。从北面的挪威海到南面的地中海，从西面的大西洋到东面的里海，德国人的足迹踏遍了这片南北长4500公里、东西宽3800公里的土地。
仅仅在20多年前，德国人怀揣着相似的梦想挑起了另一场战争。他们夺取了安特卫普，却拿不下凡尔登；他们屡屡战胜沙俄军队，却无力攻入俄国腹地。
是什么让德国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蜕变？
诸多因素中，在战场上对新式武器，尤其是坦克和飞机的成功运用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点。而这一点离不开古德里安以及德国军中一批有识之士的眼光和努力。正如英国军事专家李德·哈特所言：“他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没有他，也许希特勒在刚刚发动战争的时候就失败了。”
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德国陆军上将（按照东方的军衔规则，也可以称为大将）。一战时期一个低级别的通信军官；魏玛共和国时期一个默默无闻的探索者；纳粹德国时期一个攻城略地的开路先锋。
他是战场上的野兽，却从不滥杀无辜；他不仅治军严谨，也能为挽救士兵们的生命公然顶撞领袖。他因战功卓著而变得嚣张跋扈，他曾无限接近陆军的最高地位，却最终与之失之交臂。
古德里安就像是纳粹德国的晴雨表，当他崛起时，纳粹德国开始蒸蒸日上；等他沉沦时，纳粹德国变得日薄西山。
古德里安——见证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兴亡。
1888年6月17日，古德里安出生在维斯瓦河畔的库尔姆。这里属于德国陆军的发源地——普鲁士。
古德里安的家族并非世代从军，而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家族里的男人要么经营农场，要么从事诸如律师这类职业。古德里安的祖父迎娶了一位将军的女儿，这给古德里安家族带来了改变。菲德烈·古德里安——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的父亲成年后选择从军。当长子美因茨出生时，他已经是步兵营里的中尉连长。
3岁的时候，由于父亲菲德烈职务调动，古德里安一家搬到德国西部的阿尔萨斯，他在那里完成了小学学业。1900年，全家又搬到洛林。
1901年，当古德里安小学毕业时，父亲菲德烈在孩子学业上面临一个选择——要么继续读中学，要么进入一所陆军预备役军官学校。父亲所在的部队驻扎在一个小镇，这里没有中学。如果继续读中学就得到远一点的寄宿学校，不菲的开销是父亲微薄收入很难负担的。如果进入预备役军官学校，则一切费用全免。菲德烈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可以子承父业，继续从事军人职业。出于对经济状况的现实考虑，以及对军人职业的热爱，父亲最终决定将13岁的长子和11岁的次子一同送进位于巴登的卡尔斯鲁厄陆军军官预备学校。
走进预备役军官学校并非一定成为军官。1901至1903年，古德里安以优异的成绩在这所学校毕业，随后转入柏林附近的大里希特菲尔德高级候补军官学校学习。
在强调军事纪律的大里希特菲尔德高级候补军官学校，古德里安耳濡目染形成了一生的从军原则——建立在仁爱基础上的力尽天职、服从、责任感和事业心建立在仁爱基础上的力尽天职、服从、责任感和事业心。这种信条日后带给了他极大的荣誉，也注定了他在德意志第三帝国遭遇不可避免的悲剧。
1907年2月，古德里安顺利完成学业，被分配到驻洛林的第10轻步兵营担任见习军官，这个营的指挥官刚好是他的父亲。
1907年4月，他得到了一次为期8个月的短期培训机会。训练结束后被授予少尉军衔。次年晋升中尉。
1909年10月，古德里安返回家乡任职，并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军医的女儿玛格丽特·格内，并于1913年10月成婚。婚后二人育有两子，长大后也都成为军人。
1912年4月，古德里安调入第3电报营。两年后一战爆发，他调到第5骑兵师担任无线电台台长。1917年4月，升任第4军通信官。战争期间他随部队参加过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期间升任上尉。战争后期先后担任过第4步兵师参谋、第52预备役师代理参谋长、第14步兵团第2营营长等职。1918年曾短期调入陆军参谋部任职。
一战结束后，他得以留在军中，但被降职使用，改任连级指挥官。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军人处境十分尴尬。在战败、大裁军的背景下，为了保留住陆军基干，能够留在军中的军官都是通过精挑细选的。这些人有两种出路，一个是留在基层部队任职，另一个是进入陆军总部任职。两相比较后者因为可以接触更多新事物，也能够获得更多晋升机会，所以成为所有军官发展方向的首选。
1921日，经过一段混乱时期，德国武装力量结构成型。全国军队由国防部统一领导，下设陆军部、海军部、办公厅等主要机构。
陆军的名称改为“防卫军”，陆军部下设六大分支机构，即人事局、管理局（相当于总参谋部）和部队局（相当于战争部），以及训练处、特殊事务处和监察处。全国则设立2个集群司令部，所辖部队包括7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以及一些边防部队，总兵力10万人。
防卫军的每个步兵师都编有1个通信营、1个运输营和1个汽车营。古德里安在防卫军任职的最初几年调动频繁，1921年的秋天，他的职务是运输营的一名连长。对于他来说，能够在军中保留职务已经很难得，根本不敢奢望进入总部工作。
一天，他所在团的团长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询问他“是否愿意回到总部工作”？原来国防部运输兵总监部缺少一名参谋，于是要求陆军管理局推荐人选，这个机会阴差阳错地落在了古德里安的身上。
这种难得的机会自然让古德里安喜出望外，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可是这件事过了很长时间他也没有接到调令。就在古德里安已经不抱希望时，他于1922年1月突然接到国防部打来的电话，询问他为什么还不去报到。古德里安无法解释是哪里出了问题，于是立即赶赴慕尼黑，向运输兵总监柴希维兹将军报到。
见到柴希维兹时古德里安才明白这个职务并非美差。后者见到他后对他说：“先去研究摩托运输的有关问题，比如工厂、加油站、技术工作，还包括公路的工程问题以及其他的运输工具等等。然后开始着手研究摩托化部队日后如何使用。”
古德里安这才明白上级给他安排的是一些探索性的工作。他不懂高深的技术，也不愿意向理论领域发展，所以古德里安当场就提出自己“无法胜任”，希望柴希维兹把他调回原部队。
柴希维兹拍了拍古德里安的肩膀，告诉他自己没有人事权，然后又对他说：“我相信你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你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你一定会成为这方面专家的。”
就这样，古德里安开启了“盲人摸象”般的技术工作。
在德国陆军将领的认知中，决定战场胜负的毫无疑问是步兵，炮兵负责火力支援，骑兵负责战场搜索，至于运输营、汽车营都是后勤部队，任务是保障前线的物资供应，至于作战与它们无关。
一战时期，法国曾品尝到摩托化带来的好处。西线的几次战役，法国人凭借优良的公路和铁路系统为前线及时输送了兵员和物资，得以阻挡住德军的进攻，这就进一步做实了摩托化部队的实用定位。
与此同时，一战时期的英法联军也进行了“机械化”尝试。1917年11月，英军在康布雷战役中尝试大规模、集中使用坦克。然而在进攻首日依靠坦克成功取得突破后，英军统帅道格拉斯·黑格反而没了章法，结果在之后的战斗中损失惨重。
康布雷战役被德军视为典型的反面教材。德国人在战争末期虽然也尝试设计建造了坦克——A7V重型坦克，但直到战争结束时，这种坦克也没能形成战斗力。战后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德国不允许拥有这类武器，所以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瑞典。
随着研究的深入，古德里安把注意力集中在“摩托化部队直接向敌人的阵地行动”的可能性上。在他看来，德国处于“四战之地”，北面有丹麦，西面有法国、比利时，南面有奥地利，东面有俄国。这种地缘环境便于德国四处出击，也极容易遭到周边国家的夹击。所以德国在历次战争中都不得不考虑如何避免两线甚至多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一战结束后，德国处于无险可守、兵力奇缺的窘境。如果摩托化部队突破运输功能的局限，直接应用在作战上，就可以缓解这种局面。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要对摩托化部队进行装甲防护，也就是装备“装甲车辆”。
古德里安并不是德军中唯一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事实上一位名叫恩斯特·福克汉的陆军中尉比他研究得更深刻、更超前。福克汉在一战中就曾驾驶过A7V坦克参加过实战，而且还获得过一枚“坦克突击奖章”。战争即将结束时，他被协约国的炮火炸成重伤，伤愈后战争已经结束。
战后福克汉也进入运输部队任职，并与古德里安结识。福克汉此时对坦克的认知已经大大超过了古德里安。作为一种进攻武器，他认为坦克的性能指标应注重于速度、可靠性和续航距离，并预言未来战争中拥有强大火力的中型坦克将是作战核心。在战术上，他主张集中使用坦克，反对将他们应用到两翼，而是负责正面突破和反坦克。
当古德里安向他请教时，福克汉毫不保留地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几年后他还出版了《现代大战中的坦克》一书，成为20年代德国首屈一指的装甲理论家。
国外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人富勒和日后写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的李德·哈特。李德·哈特预见到未来“坦克可以作为远距离突击武器，向敌人的交通线发动进攻”，并呼吁应该组建师级装甲作战单元，以满足上述作战模式。
古德里安吸收着各方面的营养，开始尝试在军事刊物上发表自己的主张。渐渐地他开始有了一些名气，有人开始称呼他是专家，那时的古德里安还十分谦逊，自嘲说：“在一个盲人的国家里，一只眼睛的人也就有资格出来做皇帝。”
1924年下半年，古德里安奉命组织了一次纸上和实战相结合的军事演习，演习目的是验证坦克和骑兵能够配合执行搜索任务。演习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古德里安在演习中只有一种四轮驱动的载运车，它只能在道路上行驶，从而大大削弱了它的野外机动能力。
演习结束后，古德里安提出把摩托化部队从勤务兵种变成战斗兵种，但时任运输总监已经不是把他招入麾下的柴希维兹，而是观念守旧的纳兹梅尔上校，后者给予古德里安的答复很不客气：“见鬼，什么战斗部队！它们只配装运面粉！”
1924年10月，古德里安离开运输兵总监部，被派往第2步兵师。离开总部回到作战部队让古德里安感到高兴，因为该师师长正是对新事物持开放态度的柴希维兹将军，后者又给他安排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职务——给第2步兵师的参谋军官教授战术和战史课程。
这又是一份很难胜任的工作，德国军官都经历过严格的培训，绝非三言两语就能够搪塞的新手，他们在听课时会刨根问底、吹毛求疵，所以古德里安必须在讲课前准备好每一个细节。他需要多方查找资料，仔细核对每一个理论才敢把它们写进讲义。每一个结论都必须仔细思考、慎重推敲，这样才不至于被学生们难倒。不知不觉中，古德里安的理论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
1927年2月，古德里安被调回国防部运输处，晋升少校军衔。这一次他研究的课题是“用卡车运兵”。这个问题和一战时法国面临的“把部队运送到固定战线”不同，德军高层想要实现的目标是“在机动作战行动中，师级作战单元一切装备，连同炮兵的马匹在内都要用卡车装运，以提升部队的调动能力”。
古德里安很快就得出了结论——不可能。提升部队机动作战能力必须另外寻找解决途径。
1928年秋，无所事事的古德里安得到了一个新的机会，他被运输部负责训练工作的负责人斯托特麦斯特上校看中，邀请他担任战车战术教官。
这是古德里安第三次领受挑战自我的工作，因为他自己也从未近距离接触过坦克。不过基于对坦克的兴趣，他还是愉快地接下了新职务。
没有真坦克不要紧，他查找各种资料，开始尝试用帆布和铁板制作坦克模型。起初这种“一戳就破”的玩具还只能用人力推动，后来又变成了摩托化，可以自行移动。
就是依靠这种简陋的条件，古德里安开始培养德国第一批装甲指挥官。起初他组建了一个坦克排，然后是坦克连、坦克营，不同的作战单元能达到的作战效能通过无数次演习得到验证。古德里安对坦克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开始有了更清晰地理解。
1929年的夏天，古德里安获得了一次赴瑞典学习考察的机会。他和妻子玛格丽特先到了丹麦，在那里度过了几天难得的假期。
在瑞典古德里安见到昔日德国人自己造的A7V坦克，瑞典人从德国人手里拿到这批坦克后，已经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装甲部队。
这是古德里安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实物坦克，而且还亲自驾驶了它，这一年他已经41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