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北麓附近的丛林中，有一座花岗岩材质的圆形墓冢，上有花岗岩宝顶，墓碑坐西朝东，平面布局呈圆形，冢直径1.5米，地面高度1.8米，占地面积10多平方米，由墓碑和墓冢组成，墓 前面有二颗尖尖的子弹头形状，墓碑上书“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陆军第九十七军第三十三师莫故师长国璋之墓”。
莫国璋，湖南益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三期步兵科，抗战期间曾经担任过团长、副师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调入第97军33师担任后少将师长。要知道，97军这支国民党的部队可以用“命运多舛”来形容，第97军第一次成立于1938年6月，辖第94师和骑兵第4师，前者是湖北地方杂牌改编，后者是失去靠山的东北军余脉，军长朱怀冰人称铁杆“磨擦专家”，当时，所部的目标是在太行山与日军打游击，结果根本没有与日军作战，却忙着搞摩擦，进占磁县、武安、涉县、林县等地，在武涉公路以南，漳河以北，修筑大量碉堡和壕沟来封锁八路军，并抢夺粮食，甚至杀害抗日干部群众，我军忍无可忍，129师向朱怀冰97军发动反击，通过激战端掉其军部，一举歼灭朱怀冰等顽固派万余人，全军只剩下2000余人，其番号被裁撤。
二年之后97军又重新组建，辖166师、196师，1944年11月，该军奉命进入广西南丹阻击敌人，结果被日军13师团重创，终致该军溃败，是役损失惨重，97军番号随即撤销。 不过，抗战胜利之后，97军又重新建立起来，辖33师、82师和新编第29师，我们单说死后葬在岳麓山的33师少将师长莫国璋，便是这支重建起来的队伍的长官，而且这个师的番号既不是“新编”也不是“暂编”，也就是说，他的部队非但不用担心被裁，而且能享受正规军的待遇，令后人唏嘘的是，莫国璋既不是死在战场上，也不是死的对手的枪下，他的死却是被自己的手下活埋，策划这次活埋师长事件的，正是当时担任97军副军长，曾经担任33师少将师长的段海洲。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段海洲，原名段振声，出生于河北安平县长屯村一个家道殷实的地主家庭，家庭富庶的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9岁那一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民国大学读书。那年代这所大校可谓是一流的名校，单说校址便是晚清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醇亲王府，还有一流的师资团队，蔡元培曾在此担任过校长。段海洲在这样的名牌大校就读，除了一般的学习外，当然也更多地接受了当时风气的熏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他通过同学间私底下传阅的一些书籍、小册子，接受先进思想，慢慢地成长为一名思想进步的有志青年，并立志报效国家，身体力行做点事情。
就在段海洲学大学毕业之后，他看到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感觉到枪杆子比笔杆子更有作为，于是决定弃笔从戎。就在他冒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的老家有一所十三路军的学校正在招收新生，这位刚刚出道的青年，自然不知道这支军队的性质，认为只要能进入军校，学习军事指挥专业，就能实现自己未来的抱负，于是毅然报名考入学校。
在军校段海洲这个北平民国大学的高材生自然是十分吃香，作为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天资也不错的青年，不仅文化素质高，接受能力强，学习也格外刻苦，军事体能越来越出色，很快就在班上脱颖而出，并受到了校长石友信赏识，校长对段海洲很是为器重，并且段海洲很快被提拔为军校的大队长，这个职位在学校已经是很高的了。
非常赏识段海洲的这名校长石友信，他的哥哥石友三是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骨干将领之一、陆军中将，此人投机钻营，反复无常，脚踏两只船，像走马灯一样换主子，而被称为“多姓家奴”，1939年底，石友三升任39集团军总司令，辖69军（石友三兼任军长）、新八军（高树勋任军长）。肥水不流外人田，石友三将自己的弟弟石友信提拔为师长。也成为了校长石友信的心腹的段海洲，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这段师生情在之后对重情重义而又糊里糊涂的段少爷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那时十三路军干部学校受石友三反蒋失败的影响，无法再继续办下去，于是被迫解散。
本来想通过军校学校而一振抱负的段海洲，没有想到被学校遣散回到老家，由于家庭条件好，自然也不用为生计发愁，但对他来说心情是十分的郁闷，总是对朋友、同学亲戚感慨英雄志短，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甚至有时借酒浇愁，终日苦恼。然而家国不幸英雄幸，此时全面抗战爆发，一时华夏大地生灵涂炭，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一时各地陷入混乱之局，各类武装鱼龙混杂，良莠难分，有枪便是草头王。
那时，不少地方的实力派趁机抢占地盘，占领山头，划分势力范围，组成自己的队伍，什么“保安队”“自卫军”“别动队”多如牛毛，非常猖獗，他们占山为王，为非作歹，小头目动不动就是“司令”一时间“司令遍地走，将军多如狗”，司令成了一个万金油一般的称呼，“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草台班子队伍首领可自称司令，这里多达数十股大小匪军，在当地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为害百姓。正在老家挑灯看剑的段海洲认为是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于是，段海洲挑头邀请来六个人，有小学教员，有武术老师，有在旧军队混过的军人，也有扛头锄头的农民，一番商议，大家都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袖手旁观”，尤其段在四村八邻名气不小的段公子，毕竟是正规军校的高材生，他的一番慷慨演讲让全体人员心诚悦服，既如此，那就干。先是在老家赶集时发表抗日演说，发放抗日传单，呼吁民众有钱出钱，有人出人进行抗击侵略者，得到了不少民众的响应。接着从自己家里掏钱搞了几支能打的枪，就算是武装起来了。
俗话说，名正则言顺，段海洲充分发挥在军校学习的强项，打出“抗日义勇军团”的旗号，到处拉人参加。一时响应者云集，除了年轻人的抗战热情外，我想跟段海洲的经济基础多少也有些关系，他们就驻扎在段海洲家所在的村子，吃饭问题由段海洲家解决。当然，也有给他泼冷水的人：国军那么多军队都不行，你区区百十号人，能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对抗，赶紧收手吧，别胡闹了！
不过，那时的热血青年段海洲就来信这个邪，他就象《水浒传》里的“九纹龙”史进一样，变卖家产拿出自家的钱组建这支规模并不大的队伍，经过一番操练之后，竟然出手打了几次日军的零散军队，有一次他领导这支队伍袭击一个外出“扫荡”日军小队，选择有利地形埋伏其必经之路，战斗打响后，由于决策失误，指挥不当，加之武器太劣，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损失不小。尽管是失败，但毕竟真刀真枪与日军干过，他的此举在当地引起轰动效应，他们撤离经过一个村庄时，见到本村的乡亲们全都出来慰劳之支失败的队伍，可见当年的百姓对日军是多么的仇恨。对此段海洲由于他真正抗日，后来部队发展快了很多，不久就达到近千人。同时，一些失散的国军士兵和低级军官也加入了他的队伍。
随着全面抗战的展开，日军由集中突破改为分头进攻，就在这一阶段，武强的日军主力被调往前线，城中只剩下少量伪军。段海洲认为与训练有素的日军打不行，与伪军过招还是绰绰有余的，于是他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率领“抗日义勇军团”对武强发起突袭强攻，并一举收复了武强县，获得了很多武器，一时声名鹊起。这次占据了一个县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当地民心，更多的抗日志士加入了段海洲的队伍。不到半年，地跨数个县城，专靠袭击日军的后勤线来获取补给，发展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在当地声望很高。他手下的兵力就增加到了6000多人，成为了河北民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段海洲又找来一位在兵工厂技术员就组建起了兵工厂，很快就具备了制造手榴弹、地雷、子弹的基本能力。拥有数千之众力量的段海洲并不是吃干饭的，他还不断寻找机会袭击日军，断断续续地打了一些小仗，通过媒体一宣传，可谓是名声在外，加上那时期信息传播渠道的原因，口口相传他有万众规模，为此各方面的势力开始盯上他，比如后来授予国军上将、时任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就给他封官许愿，指望他入伙，还有一些地方小军阀也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不过都被段海洲拒绝。
此时，随着队伍的扩大，所需要的地盘和资源也随之增加。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与其他民军的摩擦。特别是与河北民军第2路军司令赵云祥的矛盾日益加剧，双方因争夺地盘而剑拔弩张，一场内讧一触即发。段海洲觉得自己处于巨大的危机之中。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八路军129师一部来到了冀南开辟根据地，通过接触，段海洲目睹八路军是一支仁义之师，而且主张各路民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不许内耗，这与段海洲的理念不谋而合，他亲眼见证了八路军在与日伪军的战斗中屡战屡胜，深受感动。因此，他决定率部加入了八路军这个大家庭。
一支6000多的人马正式加入八路军，对当时这支开辟冀南根据地的这支也只有这么多人数部队来说，可以说是力量倍增。上级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师长政委都纷纷前来对他进行帮助，并将部队番号改为“八路军129师青年抗日游击纵队”，所部下辖3个团，还有一个教导大队，一个警卫营和一个迫击炮连。段海洲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李聚奎任命为纵队政委，徐深吉被任命副司令，是个标准的旅级干部，段海洲由一名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到民间抗日义勇军的领袖，再到正规革命武装的旅级干部，一跃成为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官之一，他的军旅生涯可谓一路高歌猛进。
段海洲率部加入八路军后，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紧接着，这支部队在众多革命前辈的指挥和帮助下，段海洲的军事指挥能力显著提升。他率领的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很快就在抗日战场上崭露头角。1939年春，日军对冀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扫荡"。段海洲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周旋。他善于利用地形优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屡次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在一次伏击战中，段海洲的部队歼灭了一个日军小队，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
接着，段海洲率部参与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对日进攻战役中，他指挥部队配合主力部队，多次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切断了日军的补给路线。特别是在攻打某个日军据点时，段海洲亲自带领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率先攻入敌阵，最终一举攻克了这个顽固的据点。这些战斗经历不仅锻炼了段海洲的指挥才能，也让他在八路军中逐渐站稳了脚跟。他的部队被誉为"冀南铁军"，成为当地抗日武装中的一支劲旅。也受到上级的表彰，被誉为改编后的一支模范军队。
然而，这些军事上的胜利，对段海洲这位八路军纵队司令员来说，仅仅是严峻考验的开始。由于他的家庭出身和所处的阶级立场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段海洲慢慢对我军的理念和纪律还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利益和组织纪律的问题上，他常常显得犹豫不决。首先，八路军开始在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政策。作为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军官，段海洲对这项政策感到困惑。他担心这会影响到自己家人的利益，也对我军的土地政策产生了疑虑。虽然他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这项政策，但私下里却常常流露出不满情绪。
其次，段海洲也逐渐感受到了革命队伍中严格的纪律约束。在他之前领导民间武装时，他习惯了相对自由的指挥方式。但在八路军中，每一个重大决策都需要经过集体讨论，个人意志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这种方式让段海洲感到不适应，他开始怀念过去那种"一人说了算"当霸王的日子。
更为严重的是，他的义勇军改编后不断有人逃亡，有的甚至拉着自己的小山头成群逃走，队伍很难控制，段海洲有点发懵，手足无措，只能把管理部队的事推给刚派来的政委李聚奎。这种情况，让段司令很紧张，一方面给八路军首长不好交代，另一方面更怕队伍乱了有人会谋害他。他心神不宁，睡觉必须在里间，枕头下要放两把手枪，半夜还经常起来，贴在窗户上听听外边有没有什么异动，那些手下还不断地骚扰着他，他受到了当初一些旧朋友的诱惑和影响，被鼓动他脱离八路军去投靠其它的人。
最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段海洲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以治疗眼疾为由，向政委李聚奎请假，回到南宫总部治病养伤，随后部队多次催促他返程，他给出的理由是“部队在豫北，行止不定，距离又远，回部队确实不易”。段海洲不回部队，闲着也是闲着，于是再请假，要“回老家看看”。迂回，反复，不知不觉，他最终走向了他真正想去的地方。正值此时，他的老长官石友三当上39集团军司令，“老校长”石友信又升任师长，他出面一番“诚恳”、“亲切”的叙旧加说服，任投向他们兄弟的怀抱。
不过，段海洲算是个仁义之人，他觉得八路军的长官对他礼遇有加，八路军抗日积极，堪称仁义之师，所以他走的时候不仅没有带走一个兵（其实也带不动了），还专门给政委、副师长写了告别信，还把自己回家时带走的5匹马和4支手枪都送了回来，走的也算光明正大。所以，后来八路军并未强求他，也未将其列入叛徒的行列，他虽然走了，但他留下的部队却一支坚定地跟随着八路军走，段海洲当年带入八路军的一些不下如陈元龙、陈子斌等都在后来成了组织的得力干部。
作为纵队司令的段海州从八路军开小差后，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并没有迎来他想象中的梅开二度，辉煌再现。但不得不佩服的是，在乱世之中成为光杆司令的段海洲在组建队伍方面的确是有一手，短短的时间他又拉起了一支象样的武装，所以，他的老家人都传说他是“蚂蚁精”再世：纵然是剩下几个小蚂蚁，照样能网罗一批跟随他忙碌的同伴。这不，离开八路军不久，段海洲又左搞右搞重新拉起一支队伍，有人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月，混入一些军阀部队便有升官的筹码，很快他便当上69军教导师2团团长，从一名八路军的旅级干部摇身一变为一名国军正规军的团级干部，从此跟着石友三、石友信兄弟冲锋陷阵，没有多久他又获得晋升，担任石友三部第5师副师长，后来还提拔为代师长，从此超过了八路军时期旅长的职务。
官虽然升了，但段海洲高兴不起来，原因是所部为夹缝中求生存的杂牌军，加之装备劣势，可谓是屡战屡败，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一次战役中，段海洲率领的第5师奉命坚守一个战略要地，日军投入了大量兵力，包括坦克和重炮，对阵地发起猛攻。他指挥部队进行了顽强抵抗，伤亡惨重。最终，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段海洲不得不带领残部突围。这次失利让段海洲倍感挫折。他开始质疑自己离开八路军的决定是否正确。在八路军时，虽然装备简陋，但有坚定的信念支撑；而在石友三部队，虽然职位更高，但却常常感到无力和迷茫。
1943年初，国民党军队开始对石友三部队进行整编。作为杂牌军，石友三部队面临被裁撤的危险。石友三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开始四处寻求靠山。他先是投靠了阎锡山，后又与傅作义搭上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段海洲作为石友三的得力干将，也开始接触这些军阀势力。接下来，随着战局的变化，石友三又开始与日伪势力暗中勾结。他派遣段海洲作为代表，与日军进行秘密谈判，企图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段海洲虽然内心抗拒，但为了自保，不得不执行这些任务。
这一时期的段海洲，可以说是处于人生的最低谷。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还要与自己的良知抗争。曾经的抗日志士，如今却不得不与侵略者打交道；曾经大名鼎鼎的八路军高级干部，如今却在军阀之间周旋。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段海洲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更让他无所适从的是，他的顶头上司石友三被部属高树勋逮捕活埋，段海洲的老校长也因奉兄命与日军联系的罪名被逮捕枪决了。曾经在干部学校当过石友信副手、现为集团军独立旅旅长的孟昭进首先高喊“为石校长报仇”！口号一出，曾在干校当过学生的干部们纷纷响应，而其中段海洲自然成了干校学生的“杰出代表”。就这样，“复仇者”们以孟昭进为主，段海洲为辅，和“凶手高树勋”打了起来。
结果这场混战段海洲以失败告终，没有出路的他率残部孙良诚的部属王清翰，暗自庆幸自己算是有一个归宿的段海洲，谁知事隔不久，他的上级王清翰跟着孙良诚也当了汉奸，这事他觉得万万不能干，于是又率领一团人决定脱离王清翰，重回国统区，所部队被改编为冀察战区第1游击纵队，他再次封为纵队司令，但这样孤魂野鬼般总不是办法，虽有番号，但没有靠山，在他的极力寻觅之下，似乎交上了好运，找到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他的游击纵队改编为第33师，且不是“新编”也不是“暂编”，是妥妥的嫡系正规军。
那时穿上少将师长将官服的段海洲乐呵呵的，他的部队也是欢腾一片。以为是混出了点头绪，迎来了真正的人生转机，但他没能高兴多久，33师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不是和日本人打仗，反到是和新四军搞摩擦，结果被新四军暴揍一顿。挨揍有功，没功劳也有苦劳，段海洲得到一个“四等宝鼎勋章”的安慰。抗战胜利了，段海洲以为终于熬出了头，认为可以安安稳稳当个和平将军，可他的部队人家眼谗啊。这不，新任军长上任不久，就给33师来了一次大换血。段海洲的3个团长被撤换了两2个，剩下那个也是明哲保身，不敢多说。已经无法掌握部队的段海洲终于被“保升”为有名无实的97军副军长。
把部队当成命根子的段海洲被架空很生气，对新任33师师长莫国璋自然意见不小，便找来33师当过参谋长党建国合计，决定凭借自己曾经在八路军当过纵队司令的关系网，决定再次弃暗投明，拉出自己的部属33师起义，我军承诺只要起义成功，段海洲担任江南地下军第7师师长，负责实施的党建国任命为副师长，这个“江南地下军”是授予湖南、湖北两省起义部队的番号，也就是说，段海洲计划中的起义部队已经被授予了番号，就等着人来了。可惜党建国办事不周，只是将33师师长活埋，自己带着师直警卫营参加解放军去了。
段海洲在知道党建国没能拉出33师，自己也无脸再拿着地下军师长的职务去解放军那边。此时全国即将解放前夕，段海洲终于认清了国民党崩溃的命运，在我军强大攻势下，第97军在武汉江北起义，由于他并不是这次起义的直接组织者和指挥人员，觉得无颜面对对他寄予厚望的战友，有自知之明的他索性离开了部队，带着妻儿辗转跑到重庆，隐姓埋名，开了个理发馆维持生计，指望的是再也不用奔波而安然终老。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新中国成立后，昔日八路军129师青年抗日游击纵队政委李聚奎，副司令员徐深吉分别授予上将、中将，这支部队的团级干部不少也授予少将，这些开国将军们一直没有忘记这个曾经的同路人段海洲，并派人找到了他，毕竟他有才华，有知识，有正义感，有抱负，也有实现这个抱负的大环境，甚至不止一次拥有大展宏图的机会。但是他糊涂，没主张，软弱，动摇，要么是被感情绑架，要么是脱离现实，最终碌碌无成，但还是给予了他很好的礼遇，在战友们的努力下，他担任了一名副县级干部。
晚年的时候，段海洲写过一篇《回忆我青年时代的一段往事》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深情回忆了他当年自己的部队接受改编，和政委李聚奎共同率领青年纵队战斗的日子，还回忆了师邓政委和徐副师长等领导对他的谆谆教诲，他沉痛地写道：“我历史上的大错，永远是我的前车之鉴，覆辙再也不可能重蹈……”他痛心疾首地说：自己当年离开八路军，是走错一步，满盘皆输。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一失足成千古恨。1990年，81岁高龄的段海洲在重庆寿终正寝，走完了他堪称传奇的一生。后人叹曰：倘若段海洲能沿着当初选择的道路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功成名就的概率很大，退一万步来说，至少没有后面一系列的人生波折，其坎坷经历的确令人唏嘘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