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中，1921年7月1日参会的最年轻代表是19岁的刘仁静，来自湖北应城，他是该次会议13名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1920年10月，刘仁静在北大加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他与张国焘代表“北大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他崇拜托洛斯基，曾赴土耳其会面，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唯一见过托洛斯基本人者。
刘仁静因1929年8月加入“托派”被开除党籍。其在“文革”中的状态引人，他是否能避开这场政治风暴？
1967年上半年，文革席卷全国。居住在北京的刘仁静因历史原因屡遭批判，此次亦未能幸免，遭受批斗、抄家，并被勒令打扫胡同。
他在胡同口揭下炮轰刘少奇的大字报欲带回家，被红卫兵殴打。6月，公安部以“反革命，颠覆政府活动”罪名将其逮捕，关入北京秦城监狱。
刘仁静之子刘威立时任南京某厂厂长，自参军转业至南京后，他努力与父政治划清界线。但“文革”期间仍因家庭出身入狱，其女刘文澜则在上海工作。
刘仁静夫人陆慎之面临困境，丈夫被捕致收入中断，她孤身一人，生活陷入艰难境地。
她申请来沪投靠女儿遭户籍警拒绝。女儿刘文澜只能从微薄月薪中挤出20元寄给母亲，节日另加5元，两人生活十分拮据。
1971年，相关方面批准她前往上海，陆慎之与女儿得以重逢，实现了亲人团聚。
1972年4月，母女收到刘仁静来信，要陆慎之回京照顾他。陆慎之拒绝道：“他坐牢还叫我陪？不去。”之后刘仁静连发数信，内容相仿，陆慎之均未回应。
之后，上海户籍警催促，陆慎之携女返京。抵京后，公安部人员即与她们交谈，称无需顾虑，她们自由。并安排车辆，送她们至延庆县广积屯甲1号监狱见刘仁静。
刘仁静在延庆监狱时，并未与普通犯人同处，而是被安排于“单独院落”内。
小院位于农场一角，内有两间平房、一间小厨房及一间厕所。
看守人员居于对面，有两三间房，且有独立通道。刘仁静无“陪伴”不得出院门。院外有高墙、哨兵及电网重重把守。
陆慎之母女抵达后，农场教导员及另一领导来访，告知生活费等生活细节，并谈及父亲在场的生活与劳动状况。
刘仁静年逾七旬，尚能劳作。监狱领导说明情况：他与众人一同在院中，一人松土，一人挖坑，他执小篮放种，另一人覆土。
1973年，刘仁静夫妇的父母被转至北京大兴县团河劳改农场，住独院，环境改善。院子毗邻树林，看守人员亦减少至两人。
后搬至北京近郊少管所旁闲置房，仅一名刘姓看守且常不在。他大方表示：“院子门无需关，我不担心你们逃走。”
刘仁静风趣地回答：“为何要走，此处衣食无忧，甚是不错。”
在少管所时，刘仁静夫妇境遇好转，女儿每次探望，他们会获安排车辆前往京郊名胜游览。
刘仁静晚年言：“共产党对我情深义重，无论我犯何等大错，均未舍弃，且为我指明生活道路。”
但好景不长，刘仁静遭遇了一场突发交通事故并离世。事故具体情况为：他因意外不幸丧生。
1987年8月5日晨，刘仁静穿越新街口外大街至北师大操场晨练时，被22路公交车撞倒。虽迅速送医抢救，但因颅脑破裂、失血过多，于262医院（现火箭军总医院）不幸离世。
在办理刘仁静丧事期间，其子刘威立向有关部门寻求为父亲一生作出总结。鉴于刘仁静经历复杂，部门认为“人生定论”难以确定，故未予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