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章历县成立，于宝林被调到章历开辟新区，派任九郡区公安员。
此时章历县公安的工作，包括搞敌人的枪支，镇压便衣特务和摧毁敌人的国民党组织。济南日特翟伟在章历发展了很多下属，逐一抓捕和处理很麻烦。章历县委研究后，决定开个训练班，号召这些人悔过自首，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用党的政策把他们轰起来。效果不错，这些特务纷纷向我悔过自首。于宝林在九郡专门办了个一百多人的学习班，反响很好。
1945年鬼子投降后，形势更好了，更多的日伪特务向我投诚。刁镇一个叫小焦的，带着一支二十响匣枪回家去了，跟着特务就追上了，怕他向我方投诚。这个小焦也怪机灵，看事不好，和家里说了声就跑了，上熟人家里住了一宿。因他的枪已弄得很脏，就在坟堆里卸开擦了擦。
正擦着，发现他那一伙追上来了。他一边跑，一边装，到九郡就安起来了。他跑到我队伍住的门口。韩玉祥问他：“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找一位当官的。”韩说：“找当官的干什么？”“我有事。我是来投诚的。”韩同志有点马虎，说：“那进去吧。”小焦把手一举：“别，我还带着枪哩。”老韩就把枪掏出来了。这证明他的自首确是有诚意的，更说明我方的宣传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社会秩序稳定下来了。
对国民党的人员也进行了悔过自首的教育。悔过自首者，政府给予自食之路。来拿悔过书的很多。这样就摧垮了敌人的下层组织和伪政权，建立了我新政权。
环境一好又出了新问题，就是有些同志觉得形势稳定了，没有问题了，便产生了“刀枪入库，放马南山”的太平麻痹思想，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人骄傲起来了。
1946年秋冬，此时九郡区区长是张文朋，区书记是亓子远，公安员是于宝林。对敌斗争最尖锐的时候，区里只有这三个要职有短枪，其余像武装部长、农救会长等都不配备短枪。此时，由于我方迫敌伪悔过自首的声势很大，很多匪特来自首，但这些人有真也有假，假悔过的是为了侦察我方的实际情况，后来他们看清了在九郡区我方没有什么兵力，区中队只有十几人十几支破枪。
于宝林把敌人摸我情况的事情给同志们说了，可大家都满不在乎。这主要是前些日子动了敌人一下，对象驻狮子口伪三十旅的旅长，叫杨尚生。我方募了他的捐，武装了自己一下，改善了生活条件，就有些恋恋不舍了。要放在几个月前，大家能背着烂鞋破毯子就认为很好了。
动了杨之后，有些同志什么毯子褥单都铺上了，讲究的同志还搞了一些字画贴在自己屋里。于宝林说移防，这些同志说还没吃饭哩。于宝林说没吃饭也不等，咱们得边移边吃，北边吕家庄那里有卖高状馍馍的，为什么不拿来吃？这些同志说还没喝完酒，总之不愿走。
但于宝林考虑已住了一个多月了，必须得移防，决不能麻痹。张文朋、亓子远也同意于宝林的意见。可是区中队的同志们就像蜜蜂见了蜜一样光在那里吃，怎么也挪不开。没办法，大家也就迁就了他们。
到晚上，于宝林说，咱出去流动流动。后来于宝林想，这次流动在军事上也许是错误的。于宝林带着人出去了十来里路，到一个庄头上听了听动静，什么也没听到。估计时间不短了，于宝林说回去，大家才往回走。临走时有同志说，放两枪镇压镇压敌人，于是叭叭打了十几枪。
于宝林当时长了一身脓泡疥疮，走路很不方便。才投诚的一个同志，姓纪，年纪三十岁左右，比于宝林大五六岁。那天晚上于宝林用土方治疥疮，浑身难受，坐卧不安。待了会老纪起来解手。于宝林说：“老纪，装壶水坐到炉子上，等一会我洗洗手。”不一会水就烧开了，于宝林起来到路北区公所拿脸盆。当时生活困难，区委和区公所用一个脸盆。路南是区委，路北是区公所。于宝林在路南住，因为他兼区里的组织委员，就住在路南区委。
这时是四点多钟，天快亮了，于宝林正要去拿脸盆，忽听有响声，好像是从路北东边一个小庙里传出的，还看到有人影，但他没在意。于宝林他们住的这个庄东边就是田家庄，那里住着我部队的一个连，所以于宝林没害怕，也没起疑心。因为头一天，这个连还和于宝林他们联系，说部队想活跃一下文化生活，搞个高跷队。
但多年的对敌斗争经验让于宝林产生了一种本能反应，对着人影，他忍不住喊了一声：“谁？”然后，他就听到有人说话的嘀咕声。于宝林马上感觉不好，是敌人来了，把他们包围了。
于宝林回头就退到院里，把大门插上，接着就朝大门方向开了两枪，敌人的机枪也叭叭地连发。于宝林进屋就喊：“赶快起！”亓子远他们还在睡大觉。当时同志们睡觉一般是不脱衣服的，可他们太麻痹了，都脱了衣服。
情况非常紧急，敌人已在砸大门，枪声响成一片。这时候敌人已在区公所北屋、西屋、东屋上各架起一挺机枪。区公所就住在北院南屋里，敌人集中力量朝门和窗户开枪。同志们被堵在屋里头，后来冲出来了两个同志，其中有个好喝酒的同志思想比较麻痹，他冲到东屋里抵抗了一阵子，最后牺牲在那里。
南边宅子住的有武装部长高发正、农救会长谢春胜、区委书记亓子远，还有于宝林和一个队员。除了于宝林，其他几个人没打过大仗，所以就由于宝林指挥。于宝林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来了不少人，可能要超过于宝林们好多，大概有一个营的兵力。我们必须赶快转移。”
当时区委住的宅子外头是一条南北大街，宅子西边一条东北小胡同，宅子大门朝东。看看地形对我方有利，于宝林思想上也不那么紧张了。和敌人打了一阵子后，于宝林说：“赶快做好突围准备。老亓同志你在西屋里，高发正同志在东屋里，谢春胜同志你也上屋里去，于宝林在院子里，你们都听我指挥。如果敌人爬东屋，西屋里的同志打，敌人爬西屋，东屋里的同志打，敌人从北屋里进来，南屋里的同志打，只要我们多坚持一个小时，增援部队来了，就好了。”
正说着话，敌人砸开院门一下子涌进来了。于宝林看屋里几个人哪能抵挡得了，抓起手榴弹就扔，连扔几个手榴弹后，敌人乱成一锅粥，机枪也不叫唤了，人也不嚷嚷了，个个都抱头鼠窜。于宝林就说敌人不会撤，我们等天一亮就冲出去。
天亮了，于宝林第一个跳上南屋，一看上东是一条胡同，上西也不行，如果跳出去，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只有东边胡同没敌人，因为这是死胡同，敌人不来。于宝林就选定向东边的一条胡同里跳。他不是想跳进死胡同，而是想转移敌人的目标，因为看样子敌人已下了决心要消灭我方力量。
于宝林爬上屋，把鞋也丢了，上去后拾了拾上边的小瓦，因为不结实，一踩就哗啦哗啦地响。那几个人没打过仗，有点害怕，吓得连墙都爬不上去了。于宝林喊公务员拿过他扛的马大盖枪，双手提着枪的牛皮背带，那几个人就拽着枪爬上墙。于宝林说：“高发正你猛一点往那跳，但你要等一等，千万不要冲出去。”那几个人在运动，于宝林就在房子上看着。敌人不像开头那么凶了饿，大概是觉得人多势大，跑不了里面这些人。
第二个出去的是谢春胜，于宝林说：“你也往那个方向跳。”谢春胜一跳没跳过去，掉到街上去了，把脚脖子摔断了。他急得上南边推人家的大门。当时情况这么急，人家怎么敢给他开门。于宝林边打手势边说：“你别推人家的门了，赶快爬墙！”于是他就爬上了于宝林站的宅子南边的墙，因为这墙好爬。
屋里四人已出去了两个，还剩于宝林和区委书记亓子远。于宝林说：“老亓，你也赶快走。”亓子远说：“你走，我给你挡着点。”于宝林说：“不行，你赶快走！”最后于宝林跳过去一看，亓书记还没走，穿着单衣，冻得嘴发青，于宝林就把夹袄脱下来让他穿。
于宝林说：“老亓，你怎么还在这里？”亓子远说：“你没出去，我能走吗？”于宝林说：“咱赶快走，里边没人了。”亓子远问区公所怎么样了，于宝林说：“烧了。”
四人冲出后，到了庄子边上的一栋宅子里。这宅子不错，于宝林说：“咱就住在这栋宅子里，不能往外出了。”于宝林在那里进行战斗分工，还没说话，房东老大娘、老大爷满脸恐慌地跑上来。
他们大概认为于宝林有别的意思，老两口跪下来磕头要于宝林和他儿媳妇住在一个屋里，说敌人来了，他们就说是他儿子从外面刚回来。于宝林简单解释了一下情况，说：“你们别怕，赶快把大门顶好。”于是几人就住在他北屋里，老两口住在南屋里，其儿媳住在东屋里。
于宝林说：“你们一个人把住一个窗户，我把住门口，敌人不来便罢，要是来，咱们的子弹要放一个中一个，最后拉手榴弹。”敌人在大门口曾经砸过几次，也没砸开。
离于宝林他们不远的田家庄有我方一个连，是一个外号叫王结巴子的连长带着。天亮后，这个连跑来救援了，和于宝林他们一块战斗。这时敌人要冲过来了，队伍里里有个叫杨尚生的战士。他冲到林子里，敌人冲上来一个他就打一个。敌人一看八路了不起，就不敢冲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对群众做宣传。田家庄有一个姓穆的同志跑到县里报信，找到县委书记苏克强（即亓宗文）。苏书记才开早饭，听说九郡被敌人包围了，丢下早饭，骑上马，带上一个连急行军。真是马跑多快，人跑多快，到了九郡，敌人已闻风而撤。于宝林他们也就出来了。
这场战斗说明，麻痹大意是要吃亏的，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做好工作。
这场战斗我方吃了不小亏，区公所被敌人烧了，里面的同志都烧焦了。最后打扫战场时，于宝林和亓星晨局长一个个地抬出尸首。区长张云朋同志都被烧熟了，一抬他，把他的腿都提下来了。
因为吃亏，大家长了教训。愤怒让同志们满腔怒火，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地向特务展开清剿。
同志们一个整夜不睡觉，从九郡出发一直到辛家寨子，因为了解到那里有隐蔽的敌人和武装特务，采取长途奔袭，一下子把他们包围起来，用瓮中捉鳖的办法将其捉拿。
另一办法，就是利用赶集逮捕特务。敌人乔装打扮赶集，于宝林他们也不知道哪个是敌人，但他们有个办法，就是发动群众，看群众的眼色行事就行了。章历特务头子张金龙的传令兵就是这么逮住的。
因为九郡的工作队人手少，活动力不大，章历县委就抽调了一部分老同志过来。当时就有一个从部队抽调过来的指导员，姓李。李指导员为执行任务也参与工作队赶刁镇集。刁镇集是河东河西。工作队从九郡出发正好赶在河西。在河西路北的集上最热闹的地方叫“穷汉市”，什么抽字、算卦、卖艺等小买卖小玩艺都在那个地方。
在说书场子里，李指导员一搭眼见一个家伙很可疑。他就问那个人：“你是哪里的？干什么的？”正问着话，那家伙伸手就抓住李的枪，猛一下把李摔倒在地，但没把枪夺了去。旁边的工作队员冲上来把这个家伙逮住了。
同志们报仇心切，都想多抓个特务，好给牺牲的同志报仇。有一次于宝林和刘福海、王其仲等十几个人去枪毙一个特务。在行刑前，于宝林说：“咱赶个集，看看过去你了解、知道的人，看他们是否还干着特务勾当。你把他们认出来，这是你立功的机会，也是你帮他们别走上死亡道路的机会。”
几个人押着特务到了刁集镇“穷汉市”，又上北过了李峪河沟。于宝林说在这里执行了他吧。很奇怪，打了好几枪没打死这家伙，于宝林过去一匣子枪把他点了。就在这时，敌人在河东半截围墙下看着他们到底有什么行动。
被枪毙的这个特务，披着大袄，就好像没绑一样。等于宝林他们打死了这个特务，敌人这才开始打了起来。于宝林他们从刁家庄一溜西北下去，在一个小坟地休息了一会，才回到九郡。我在明处，敌人在暗处，于宝林他们十几支步枪也没和他们硬撑，但敌人也没敢追。
还有一次，是去打一个村子。那里有个大烟馆，一些特务经常住下。工作队包围了它，进去一看，两个特务在南屋睡觉还没起来，我同志进去就开枪，结果是个臭弹。敌人听见动静，一下子抽出枪来，同志们一看不好就退出来，贴到两扇门上。窗户底下屋门边都有我方的人。敌人也很狡猾，没往外追，把门一关就抵抗起来了。
这时同志们就爬上房子。刘福海最勇敢，最先上屋。他身上背着一支大枪和四枚手榴弹，他上去想把个窝扔个手榴弹把特务解决了。不想他爬上去时，敌人也因为被我包围，扒开房顶上的草要往上钻。第一个正好钻到刘福海的跟前，他一下子就把敌人敲死了。
另一个也钻出来，刘福海走过去抓住他的耳朵用手榴弹砸他的头，这一砸特务不敢钻出来了，就想缩回去，结果被屋上的箔账子把他的脖子夹住了，费了好大劲才硬缩了回去。特务冲到院子里，被我打伤，跑到栏里（即厕所）企图越墙而逃。
于宝林站在大门前，看着这个特务往上爬，因为他挨了一枪，刚爬到墙顶没力气了，就掉到下面粪坑里淹死了。
在我军连续的清剿下，敌人气焰被打下去了。罪大恶极的基本上被枪毙了，其余的匪特，如外县区的，就送到有关县公安局处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