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肃托事件"的由来和发展
1939年秋冬，湖西抗日革命根据地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这是我党历史上一桩罕见的冤假错案。虽然时间不久即被发现、制止和基本纠正，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才得到完全彻底的澄清。
这次事件，始发于1939年七八月间。在此之前，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组成的苏鲁豫支队，开进湖西，一举消灭了王献臣的土匪武装，接着我们又改编了籍星科的土匪武装，这样，在湖西边区长期对我们骚扰的两股敌对武装基本铲除，湖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壮大和发展。1939年5月，湖西特委升格为湖西区党委（又称苏鲁豫区党委或山东第五区党委）。当时，山东省委也改为山东分局。湖西区党委的组成是：书记白子明、组织部长郝中士、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政府工作部长陈筹、青年部长孙衷文、社会部长赵万庆、委员李毅。我因转入苏鲁豫支队，未参加区党委。当时，区党委下辖有湖边地委、鲁西南地委、肖宿永中心县委以及单县、沛县、丰县中心县委等。1939 年上半年，苏支支队长彭明治和政委吴文玉带领一、二、三、七、九等几个大队，在陇海铁路以南活动，我也带着新改编的独立大队，随同主力部队活动在铁路以南。在湖西区中心地带活动的主力部队只有苏支四大队，由支队副队长梁兴初任大队长、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宏鸣任大队政委。总的看来，当时湖西根据地形势发展很好，抗日武装不断壮大，根据地日益发展，群众已广泛发动起来，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日斗争。但在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下，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譬如说区党委组成不久，领导干部分别来自不同地区，彼此间尚不十分了解和默契，有些人还有些宗派主义思想，在正规部队与地方武装之间，也因各自占领的地盘大小、武器多少而发生矛盾，苏支政治部主任王宏鸣与区党委军事部长张如，甚至因此闹不团结。还有的人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意识，王宏鸣与区党委青年部长同时爱上湖边地委妇女部长，而这位妇女部长却讨厌玉宏鸣，王即对妇女部长怀恨在心。同时，在急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下，也未免泥沙俱下，钻进个别敌对分子，乘机以售其奸。当时的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就是一个来历不明的暗害分子。我在义勇队二总队任政委时，他是政治部的锄奸干事，曾亲眼看到他审查对象时，采用肉刑逼供，用刑手法熟练，诡计多端，即感此人有可疑之处，拟对他的情况进行调查。恰在此时，他被特委书记白子明调特委任秘书，不久又升任单县中心县委书记、湖边地委组织部长。在后来的"肃托"中，正是这个王须仁，挑拨离间，玩弄阴谋，制造矛盾，严刑逼供，疯狂屠杀党的优秀干部。湖西地区的"肃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与条件下发生的。
1939年7月间，湖边地委所属干校有些学员在议论毕业后的工作去向时，流露出有不愿服从组织分配的思想情绪，并在学员的文艺演出以及自发组织的"同乡会"中，明显地暴露出来。
湖边地委发现这些情况后，认为问题严重，甚至主观臆断背后有阶级敌人煽动，决定由组织部长王须仁处理此事。在此之前，又适逢康生连续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的文章，虚构和夸大"托派"的声势，使一些人产生了对"托派"的神秘感和恐惧感。王须仁即将湖边地委干校发生的一般性思想问题，捕风捉影地与"托派"联系起来，随意搜集整理了主持干校实际工作的教师魏定远的一些材料，罗织罪名，无限上纲，而后将魏逮捕审查。王须仁对魏定远亲自审讯，采取诱供、逼供方式，施加酷刑，硬逼魏承认自己是"托派"，并编造了湖边地区有"托派组织"的供词。
王须仁将逼供所得材料，先后向湖边地委与湖西区党委领导白子明等人做了汇报。这些领导人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也没有分析王须仁的材料来源，反而大加赞赏其"能干"、"有'肃托'经验"，还正式指定他为湖边地委"肃托"的负责人，从此，王须仁更加有恃无恐，胆大妄为。他依据魏定远的所谓交代材料，又逮捕了一些干部，采用更加残酷的肉刑，指名逼供。如追问"是不是托派？"被审查者如果否认，往往加重刑罚，甚至活活被打死过去，除非点头称是，方予松刑。如此这般审讯，被逼供出来的"托派"便越来越多，被指控为"托派"的人，也由一般学员，扩展到许多领导干部。如鱼台县委书记史为功、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宣传部长袁化哲、军事部长尹易生及湖西区委宣传科长兼团结日报社社长朱华，甚至区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等。被逮捕的人也越来越多，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王须仁感到事态越来越大，要放肆地大干，必须有主力部队支持，而当时在湖西区中心活动的主力部队，只有王宏鸣带领的四大队。王宏鸣很年轻，当时只有二十多岁，但参加过长征，自称是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之一，居功自傲，极端狂妄，正想借"肃托"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其与王须仁一拍即合。未向苏鲁豫支队请示汇报，便妄自肯定湖边地委的"肃托"完全正确，甚至擅自决定"肃托"工作由他俩统一指挥，遂使事件进一步恶性发展。"二王"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随意逮捕审讯，逼供诱供，甚至召开大会公审判决，或不加审讯集体活埋与枪毙，成批成批地将一些忠诚的共产党人，诬以"托派"的罪名而杀害，其中包括湖边地委的宣传部长、军事部长、妇女部长等领导干部。地委书记、区党委委员李毅也被打成"托派"。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又将罪恶的矛头指向湖西区党委。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下，湖西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完全成了他们的傀儡、工具和帮凶。他们率先逮捕了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同志。
马霄鹏是一位20世纪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很高的党性原则，长期从事党的地下斗争，是党内比较负责的重要领导干部。审查和逮捕这样的干部，理应请示上级领导部门，但他们却肆意践踏党的原则，拒不请示就擅自逮捕审讯，而且赤膊上阵，亲自动手，使用种种残酷肉刑，百般毒打，硬逼马霄鹏承认自己是"托派"。马霄鹏同志在严刑拷打和有人当面"作证"的情况下，仍坚贞不屈，毫不动摇，并抱着对党负责的态度，严厉告诫他们说："白子明同志，我是山东分局派来的。你要相信分局，你要对党负责！"又说："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敌人！"然而，"二王"与白子明等对这些忠告听不进去，反而对马霄鹏同志更加严刑毒打，一直活活打死，使这位深受干部和群众爱戴的老党员含冤去世。
接着，"二王"又包围了湖西区党委驻地单县东南的王于庄，妄图对区党委进行武装包围。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与军事部长张如出村查看情况，迎面碰上了王宏鸣与王须仁。"二王"不由分说，将张如扣压，而后对白子明说："区党委除你一人外都是'托派'，你住在托匪窝里好危险呀！"而后又编造谎言说："中央有电报来，指出湖西区党委是'托派'司令部，为防止暴动，中央特派王宏鸣率主力部队前往采取紧急措施，我是奉中央命令来的。"这时白子明已完全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彻底屈服于"二王"。而后，在"二王"授意下，白子明给区党委其他委员写信说："尽快到苏支四大队队部来有急事相商。""二王"想以此将整个区党委一网打尽。正当区党委的成员犹豫不定时，"二王"已率队开进区党委机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统战部长王文彬、社会部长赵万庆、青年部长孙衷文以及组织部长郝中士等统统逮捕或软禁起来。至此，湖西区党委除书记白子明一人外，其他八名委员全部被打成"托派"。
在这种情况下，好端端的湖西根据地一时间一片阴森恐怖，处于瘫痪状态。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二王"一伙人把党和人民的好干部、好儿女当成"敌人"残杀。在王文彬同志坚决与他们斗争时，竟将这位湖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在当地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声望的老党员，诬以"托派"的罪名，在公审"托派"的大会上当场枪决了。为掩人耳目，他们还伪造中央名义、盗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张贴处决通告欺骗广大党员和群众。
在"二王"的操纵控制和当时湖西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的参与下，"肃托"像瘟疫一样在湖西地区迅速恶性蔓延。他们在瓦解了区党委之后，又逮捕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指挥长李贞乾同志，并将罪恶之手伸向苏鲁豫主力部队。
（二）受诬被捕及山东分局的"电报"
当"二王"与白子明等在湖西中心地带大搞"肃托"时，我还一直带着队伍在铁路以南打游击。当时因日伪封锁、地域分割，交通与联络都不方便，对路北的"肃托"情况并无真实的了解。有一次，肖宿永中心县委书记李砥平从区党委开会回来，传达"肃托"的初步小结时说："'托派'很狡猾，善于伪装，工作越积极的越有可能是'托派'!"我听后很不理解，因为大家都是参加革命的，为了打日本鬼子都在拼命工作，谁不积极呢？
1939年10月，留在湖西中心地带的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队长梁兴初同志，突然带了一个骑兵排来到路南我的驻地，好像是要执行什么任务，却又对我支支吾吾。在几次接触中我向他询问了路北的情况，谈到"肃托"时，我问他王文彬怎样，他回答说是"托派"，又问到李贞乾、陈筹等怎样，他说也是"托派"，再问到孙鹤一、朱华如何，仍回答说都是"托派"。就这样，我就不敢再问了。因为这些干部，有的是同我一起打游击的战友，有的是我从徐州带出来的干部，我都比较了解，现在怎么一个个都成了"托派"呢？梁兴初在路南住了一个星期就回路北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梁兴初原是奉命拘捕我的，由于我带着那么多队伍，怕引起事端便未轻易下手。
梁兴初走后不久，我突然接到命令，免去独立大队政委，降级调任支队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科长。这个蹊跷的任命，使我意识到一定是把我和"托派"联系了起来，我只得离开独立大队。适逢当时整个支队奉命调往路北，我随支队机关路过陇海路不远即被逮捕了。捕后，我了解到梁兴初从路南返回路北途中也被"二王"逮捕了。派他到路南，原来是"二王"玩弄的阴谋，一则借其捕我，另则又便于对他进行突然袭击。"二王"乘梁兴初到铁路以南的机会，严刑逼迫一些人编造了梁是"托派"的口供，甚至极其卑鄙地把一个年轻的女干部打成"托派"，而后又百般折磨，逼使其承认以女色勾引梁加人"托派"。当梁兴初从路南回来时，王宏鸣带了一个骑兵排，以迎接为名突然将其逮捕。梁兴初同志是位老红军，又是苏支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队长，对他的逮捕既进一步扩大了事态，也更清楚地暴露了王宏鸣的政治野心。
我被捕后的第二天即开始受审。首先出面对我审讯的就是王须仁。对这个人我早就因其来历不明而怀有戒心，现在竟然来审问我，因而对他的审讯根本不予理睬。他审问了许久，我一句话也不回答，有时只给以昂然蔑笑。王须仁无奈，只得把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搬来。我见到白子明后认为他应该了解自己，情况可能会有好转。因为湖西特委成立时，正是他来传达山东省委的指示："特委书记与部队政委之职非王（文彬）即郭（影秋）"。后来王文彬任特委书记，我任部队政委，现在怎么一下子都变成"托派"了呢？因此，我对白子明说："子明同志，在徐西北区委与鲁西南工委合并时，是你传达的山东省委指示，你对我的情况应该是了解的。"然而，白子明却对我冷淡一笑说："那时有那时的情况，现在你已经走向新的战斗生活了。"说着，就是这位区党委书记，竟凶狠地对我动起刑来。种种刑具轮流使用，开始坐"老虎凳"，继之用子弹刮肋骨，灌辣椒水，压杠子等等。一边动刑，一边逼我交代"托派"问题，审讯从下午两三点钟起，一直持续到晚上九十点钟，我曾几次昏死过去。他们却一无所获。后来，他们用电刑，我又昏死过去。他们坐在一旁狂呼乱叫："看！看！郭影秋又装死了！"又过了许久，当我仍处于半昏迷状态时，白子明拿了张似乎是电报纸的东西，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并阴阳怪气地说："这里有真凭实据。哼！哼！这是山东分局来的电报！"接着他又若有其事地说："我问你，你是不是郭子化领导下的干部？"我说："是。"他又说："那好！山东分局的这个电报说郭子化是托派，他在分局已交代自首，而且供出你也是'托派'。"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感到有些惶惑，对这伙人的阴谋诡计毕竟估计不足，还以为真是山东分局来了电报。便身不由己地说："我一直是郭子化领导下的干部，他本人既然是'托派'，又发展了我，我还能讲什么呢？"就这样算是我承认了自己是"托派"而终止了审讯。
当我被押回牢房后，夜深人静头脑逐渐清醒了，回想审讯中的一切，突然醒悟过来。心中暗想："郭子化领导我做的都是革命工作，他怎么会是'托派'，他批准我加入的是共产党，从来没讲过什么'托派'，莫非我中了他们的圈套。"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彻夜没有合眼。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请牢房门口的警卫叫来警卫营长，请求这位营长借些纸和一支笔来，然后我给苏支支队长彭明治同志写了封信。大意是说：昨晚我的口供有错误，郭子化在山东分局承认其是"托派"，那是他的问题，他过去领导我做的是革命工作，从未向我讲过"托派"的事，更没有说过发展我加入"托派"。我参加的是共产党，是按党的指示工作的，即令他是"托派"也与我无关。昨天，我在昏迷中承认自己算是"托派"，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请求组织上处分我，甚至枪毙我，但我绝不是"托派"。不料，这封信并没有到达彭明治同志手里，而是落到"二王"等人手中，这一下又惹了大祸！
当天上午，"二王"等人又把我提出来审讯，审讯是在一个院子里的露天下进行了，王须仁等审问者坐在一条长桌子上，同时受审的还有肖县的民运干事陈景文同志等。审讯开始后，王须仁从桌子上跳下来，训斥陈景文不该翻案，一边骂一边亲自动手，拳打脚踢地把陈景文打倒在地，拽起来再打倒，打倒再拽起来。王须仁又随手捡起一个木榔头向陈景文的头部猛击，把陈打得血肉模糊，陈仍是坚贞不屈，最后竟把这位共产党员活活打死。而后又凶狠地对我说："郭影秋，你是不是也想翻案，奉劝你还是再好好想想，下午再审问你，你自己看着办，如坚持翻案，陈景文就是你的下场。"这等于向我宣告：如翻案就要遭杀害。
面对这露骨的威胁，我做好了被枪杀的准备。不过，内心深处却十分痛苦，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并非牲在与敌人的战场上，而是被诬为"托派"，死在"共产党"的枪口下。我甚至想高声呼唤：党中央！毛主席！你们可否知道，湖西的共产党员和干部正在遭殃！
（三）罗荣桓急奔湖西扭转危局
就在这一天下午四点左右，我果然又被拉了出来，怀着矛盾和凄凉的心情准备最后被处决。随后我被带到一家四合院的三间西屋中，进屋后，我看到在中间厅内的桌旁坐着三个我都不认识的人，而"二王"等人却都不在，其中有一个人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答："郭影秋。"
问："你认为'肃托'怎么样？你坐下讲。"
答："'肃托'是正确的，我被冤枉了！"
问："谁冤枉了你？"
答："郭子化。"
问："郭子化在山东，他怎么会冤枉你？"
答："郭子化在山东分局自首，还咬了我。"
问："郭子化在山东分局自首，你怎么知道？"答："是白子明拿着山东分局来的电报这样讲的。"
发问者生气地拍着桌子说："岂有此理！这完全是捏造，造谣！告诉你郭影秋同志，郭子化并没有自首，山东分局也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电报。这件事是错了，你是被冤枉了。"接着又自我介绍说："我是罗荣桓。"还指着旁边的两位同志说："这位是张经武，这位是郭洪涛。我们不是来审讯你的，我们是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来解决湖西的问题的。"还说："郭子化同志也来了，你一会儿会见到他的。"
我听到罗荣桓同志的名字，又听说张经武、郭洪涛、郭子化同志都来了，而且是来解决湖西问题的，顿时激动得泪如雨下，甚至放声哭了起来，满腔的委屈和痛苦想一下向罗荣桓同志倾诉出来，可又不知从何说起。
罗荣桓同志也似乎理解我的心情，亲切地说："郭影秋同志，你是个好同志，八路军正规部队到来之前，你就在湖西打游击，我们是了解的。你好好休息养伤，准备继续为党工作。"我就这样得救了，梁兴初、李贞乾等同志也得救了。那些被关在"训练班"里的几百名"肃托"对象也得救了！湖西地区连续几个月来的血雨腥风终于被驱散了。
原来"二王"一伙的倒行逆施，早已引起天怒人怨，他们的疯狂屠杀使湖西地区的干部和群众逐渐由怀疑不满转向抵制和愤怒。一些受害干部的家属，不断想方设法向有关方面反映，有些被审查而逃跑出来的干部也通过各种渠道向山东分局和党中央报告。还有些在重刑下被逼承认自己是"托派"的同志，也深感"二王"一伙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在牢房中，共同研究，偷偷写了详细材料，托人转到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因此，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首长对湖西的情况已有所了解，并几次电话指示湖西区党委负责人与王宏鸣等人，警告他们要停止乱捕乱杀。特别是当李贞乾、梁兴初和我相继被捕后，苏鲁豫支队也直接给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作了报告。于是，罗荣桓同志决定会同山东分局领导同志来湖西制止事态发展。他们动身之前，还特意向湖西下达指示：在他们到来之前，即刻停止审讯和捕杀。但"二王"等人却拒不执行。
当时，罗荣桓同志是一一五师师长，郭洪涛同志是山东分局书记，张经武同志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长，郭子化同志是山东分局统战部部长。他们得到湖西"肃托"的真实报告后，日夜兼程越过日寇的层层封锁直奔湖西。到达湖西后，严厉斥责了"二王"等人乱捕乱杀的非法行为，指出他们如此胆大妄为，不向山东分局和一﹣五师报告是完全错误的。最后，罗荣桓同志明确宣布：
第一，立即释放一切被冤枉的同志，恢复其工作。
第二，解散"训练班"，所集中的各地、县"托派"对象一律回原地区、原单位工作。
第三，改组苏鲁豫区党委，为稳定局面，白子明仍任书记，我和郝中士同志任常委，孔真、刘剑任委员。
第四，撤销王宏鸣的任职，调回一一五师师部，将王须仁押解一一五师师部审查。
如此处理后，王须仁自知罪孽深重，在押解途中畏罪自杀。王宏鸣后来也原形暴露，1941年2月，公开叛变投敌，充当了汉奸郝鹏举的团长。
罗荣桓同志在湖西地区处于危亡之际，采取果断措施终止了"肃托事件"的进一步恶性发展，挽救了一大批党的干部，重新恢复了湖西地区党的工作，从根本上扭转了湖西岌岌可危的局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1963年罗荣桓同志病逝后，我在《吊罗荣桓同志》的悼诗中，还感慨万分地写道："四围敌垒不闻鸡，雪拥南阳急马蹄（按：南阳指微山湖北端的南阳湖）。惠及生人肉白骨，至今歌颂满湖西。"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罗荣桓同志任务繁重不可能在湖西根据地停留很长时间，湖西"肃托"中的许多善后工作和遗留问题，罗帅不得不指定吴文玉负责处理。然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致使湖西"肃托"中的遗留问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妥善解决。
【郭影秋(1909- -1985) ，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1930年考入江苏教育学院，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在沛县中学教书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湖西中学。1935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后投笔从戎，曾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从解放战争开始，郭影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历任川南行署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8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