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夏天，闷热异常。绿皮火车K492次，满载着退伍老兵，从成都一路向徐州驶去。车厢里，汗味、烟味和兴奋的交谈声混杂在一起，我穿着笔挺的军装，胸前别着军功章，怀里揣着战友们的合影，思绪万千。一张小小的纸条，竟在这趟返乡的列车上，悄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这究竟是一张怎样的纸条？它又隐藏着什么故事？
旅程伊始，车厢里热闹非凡。大家虽然热得汗流浃背，却都不舍得脱下这身象征荣誉的军装。我对面坐着一位扎着麻花辫的姑娘，穿着藕荷色的确良衬衫，手里一把塑料扇子轻轻摇着，不时用大眼睛偷偷瞄我，又羞涩地低下头。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张纸条和她有关，更不知道它将带来的巨大改变。
后来，列车长笑着走过来，递给我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说是那位姑娘留下的。纸条在夏日的风中飘动，我的心也随之悬了起来。
“班长同志，我是李建国的妹妹张红梅。我哥患了尿毒症，一直瞒着连队……”纸条上的字迹娟秀，却字字如针，刺痛着我的心。那一刻，我仿佛明白了李建国这半年来的种种反常：频繁请假、不断往医院打电话、省吃俭用、把罐头都寄回家……
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我想起那年野外拉练，我脚扭伤，李建国二话不说背着两个人的装备，硬是走了二十公里。回到连队，他肩膀都磨破了，却咧着嘴说：“不疼！”这个平时话多得像麻雀的家伙，在成都军区的退伍仪式上，却异常沉默，临别时，他递给我一支大前门，手抖得厉害，我打趣他：“舍不得你老班长啊？”他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抱了我一下。
下了火车，我心急如焚，顾不上回家，直奔省城找到在纺织厂工作的副班长王德明。我把纸条递给他，他看完后，一拍桌子：“这个倔驴！”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王德明四处奔走，联系战友们筹钱。老赵家境最困难，两个孩子要上学，却毅然当掉了妻子的金项链。老钱刚分到一套筒子楼，还没来得及置办家具，就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装修的钱。老侯刚谈了个对象，正准备买自行车，听说这事，也二话不说掏出了所有积蓄，甚至为此和对象闹起了分手，他说：“兄弟都快没命了，还谈什么对象！”
到了医院，我看到病床上的李建国瘦得皮包骨头，脸色蜡黄。他看到我，挣扎着要起来，我一把按住他：“你小子，还嫌命长是不是？”他眼圈一红，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我故作轻松地斥责他：“得了，都是当兵的，你咋这么矫情呢？”其实，我的心里早已酸涩难忍。
张红梅白天在纺织厂上班，晚上还要来医院照顾哥哥，整个人都憔悴了许多。我看着她消瘦的脸庞，心里涌起一股心疼。
那段时间，我天天往医院跑，几乎顾不上供销社的工作。领导找我谈话，说再这样就要辞退我。我想着工资也不高，大不了重新找工作。父亲知道后，气得直拍桌子：“你这孩子，自己还没着没落的，整天瞎操心！那么多战友，咋就你这么上心？”我回答：“爸，这是我战友，咱不能见死不救啊！再说了，当初在部队，他没少帮我。”父亲叹了口气：“你啊，就是心太软。”
李建国的手术很顺利，但后续的护理和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把工资都用来买药，自己省吃俭用，有时实在拮据，就去码头扛货。张红梅知道后，总是下了夜班，特意给我带个肉包子。我说不用，她却笑着说：“你帮了我们那么大的忙，这点心意你都不收，那我多过意不去。”
一来二去，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在意这个善良的姑娘。在供销社看到扎麻花辫的姑娘，我的心跳就会莫名的加快。
我们的恋情一开始并不顺利。母亲觉得我们是城乡差距，担心以后相处不好。红梅的父母也嫌弃我在供销社工作，觉得我没有前途。红梅为此哭了好几次，我安慰她说：“不急，咱慢慢来，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李建国出院后。他专程来到我家，跟我的父母讲述了我在部队的种种事迹，如何帮助战友，如何讲义气。他郑重地说：“叔叔阿姨，我妹妹要是跟了老班长，这辈子准能过好。”
如今的李建国，身体已经恢复，在机械厂当上了车间主任。他逢人便说：“要不是我这一病，我班长和我妹子还成不了呢！”
那张泛黄的纸条，我一直珍藏着。每次看到它，就想起那个闷热的夏天，想起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想起那些携手同心的日子。如今，我和红梅的儿子都上初中了，李建国每次来，都要拉着儿子讲当年的故事。
站在自家小卖部的柜台后，望着窗外的月亮，我的思绪回到了那个改变命运的夏天。命运的安排，往往就是如此奇妙。一张小小的纸条，连接了战友情、爱情和命运的转折。那么，您觉得，是命运的偶然，还是人性的必然，促成了这段美好的故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