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出现了一条提示，上周的屏幕使用时间报告已新鲜出炉，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 6 小时 57 分钟。一天 24 个小时，除去睡眠的 8 小时以外，手机的使用已经占据我每天日常生活的 43%。这个数字着实让我吓了一跳，我真的需要把自己接近一半的生命都奉献给手机吗？

手机被人们视为一个“ 工具 ”，工具应该是你随时可以自主决定使用或者不使用的东西，但不妨做一个设想，如果让你现在立马把手机关机，持续一周，你觉得你是否还可以正常生活？

带着对手机和互联网的怀疑，我打算做一个挣脱它们的实验。我计划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把手机、电脑等全部关机并丢在家里），然后在全中国游走一圈，在数字化已经覆盖每一处生活细节的当下，以没有任何数字网络装备的方式与当代社会发生接触。这种以肉身去体验种种不确定的幻想，令我着迷。

2023 年 11 月 27 日，经历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后，我终于要开始践行这场 “逍遥游”。我人生中第一次爸妈两人一同为我送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出国留学时都没有享受过如此待遇，对于他们而言，网络里与网络外的距离，好似前所未有的更远、更陌生，也更危险。

我有一个 40 升的背包，几件衣物、一双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这就是随身所有的东西。

出行的所有行李

我在太原站售票大厅的屏幕上扫视着即将出发的列车，随机选择了一趟前往临汾的火车。如今还会在售票大厅购买火车票的人，几乎都是一些老人，他们形单影只，背着陈旧的大布囊，趴在窗口用我听不大懂的各地方言询问着无精打采售票员。

去临汾的列车上，整列卧铺车厢中没超过三位乘客，一位列车员与我唠了一下午嗑。他说如果下次有缘再见，给我讲讲他断指的故事

我的出行从第一站开始就遭遇了困难。到达临汾时已是傍晚，我沿街溜达找到一家亚朵酒店，但在这里过夜一定得在手机上下单。我给前台出示了需要的证件以及现金，但工作人员焦头烂额操作半天之后，却依然无法在前台的电脑上完成预定。她的职业生涯好似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一方面她对这个时代还有人不用手机表示深刻怀疑，另一方面她第一次发现眼前的电脑竟然连这个简单的操作都难以完成。

另一位前台小哥给我推荐了其他酒店。但另一个尴尬的问题出现了，我没有导航，最终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画出一个地图。

前台小哥给我画的地图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情形。” 湖北省博物馆的门口，一位工作人员向我解释，现在但凡要进入博物馆参观，唯一的方式就是在手机上进行预约，然后拿着预约码扫码进馆。

“可我就是不用手机啊，所有证件我都有，难道不可以在您们门口登记吗？”

“规定就是规定。”

博物馆门口的另一侧出现了一位老者，戴着一副度数不低的眼镜，穿着灰色夹克，背着双手。老者好似一直在暗中观察我们，从他有些气愤的口气与我捕捉到的只言片语中，我感受到他在为我打抱不平。

他认为博物馆不让一个看起来忘带手机的人进馆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哪有这么死板的人，纯粹胡搞！走，跟我走！”

检票大门为了分散游客，有多个入口，我和老者正犹豫不知从哪个闸口进入。这时来了一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他颇有礼貌地弯着身子向老者询问，确定老者已是 65 岁以上人群，于是邀请他走老年绿色通道。

站在身后的我正犹豫自己该怎么办时，老者扭头摆手说：“跟上啊！” 工作人员看出来我和老者并不相熟，但又不知该如何开口，犹豫几秒后问：“这位，是您的陪护吗？”

“对对对，没错，陪护，我的陪护。”

“好，那您也和老人家一起这边走。” 绿色通道不需要刷二维码，也不需要任何预约，只要在通道的前台手写登记即可。

前台的工作人员拿着我们俩的身份证，看见一个山西太原籍的孙子陪着一个湖北某县的爷爷，面露几分不解，女前台狐疑地看了看我，但也不知要问些什么。

“好啦，现在你不用跟着我啦，该我跟着你啦。” 站在曾侯乙墓馆藏大厅的门口，老者面带有几分调皮的对我说。

湖北省博物馆绿色通道入口

在不同城市之间迁移的过程中，我最主要的交通方式是坐火车，而且一般都会选择慢速绿皮车。我没有列车时刻表，每次游荡完一座城市后，都必须去到火车站售票大厅现场询问和购买。多数情况下，买完票都得在候车室等上几个小时，如果没有当天的票那就在当地多住一晚。有时火车站离市区太远，便直接在候车大厅横睡下来。

空无一人的新疆和田站候车大厅

我手中的地图是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大最新的 2015 版中国地图。上面标示有明晰的铁道线路。但有些地图上显示有铁路的地方，在售票厅却买不到票。

比如，地图上显示从新疆哈密到内蒙古额济纳旗有一条直通的铁路，额济纳有著名的西夏遗址黑水城，我心心念念许久。当我跑到现场，想要买从哈密出发的车票时，却被告知从来没有过这条路线，这是一条军用铁路线。

坐火车于我而言，就像是观看电影一般。而这样奇妙的电影，需要保持缓慢的节奏才可以正确播放。

车窗外流动的电影

当没有了手机与互联网，我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在眼前发生的各种事情上。普通火车不仅可以使我能更舒服地观看窗外电影，车厢内的人也更容易建立沟通。当时间慢了下来，路程再次拖长，地球好似也大了几圈。

当我去到潮州时，发现现今只有一个距离市区 20 公里的高铁站，名为 “潮汕站”，这是潮州与揭阳、汕头共享的高铁站。原本位于市中心的潮州站在今年正式停用。除部分货运以外，完全没有了客运列车，这也就意味着但凡想来潮州，除了动车高铁以外，别无选择。

可能对大多数人而言，既然已经有高效、快捷、干净、舒适的动车高铁，那为何还要选择老旧、破败、带有异味的绿皮慢车？但总有人，会认为选择出行方式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方便快捷。

沿途我坐绿皮车时，经常会遇到整列车厢中空无一人的状况

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当我坐火车到达一个新城市，出站后我会随意搭乘一辆公交车，让它把我带到这个城市的任意角落里。

但当我去到粤东时，这里的交通系统已发生了变革。我在潮州曾坐在公交车站等了超过一个小时，但没有见到一辆公交车和出租车。网约车似乎已成为所有人出行的选择。

在梅州，酒店曾帮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火车站。在和司机的聊天中我才得知，这个拥有 540 万人口的城市，目前仅有 50 辆出租车。甚至在两年前，原有的出租车需要整体报废，更新换代为电车，但因为没有出租车公司愿意以及有能力购买新式电车，全城的公司整体摆烂。有半年时间里，梅州市没有一辆出租车。后来政府找到旅游公司资助了部分费用，如此才有一家公司购买了 50 辆车。但半年空窗期已过，大部分原有的出租车司机早已另谋出路。以及受整个网约车平台的冲击，出租车行情直线衰落，导致仅有 10 位司机愿意为之工作。公司招兵买马又耗时半年之多，才逐渐把这 50 辆车勉强分配完成。

没有了手机以后，我有更多机会观察周遭，但是周遭的一切还都浸泡在手机里

一些偏远的乡镇里，偏僻的街巷中隐藏着各种偏门的事情

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去到一个个陌生的地方，因为没有任何 App 可以为我提供推荐和指引，于是我只能从历史和书本中寻找我的 “小红书博主”。

在湖南时，沈从文是我的博主。90年前，沈从文乘坐小船在沅江上飘荡了 23 天回到老家凤凰，他书写沿途的风土人物，写成了《湘行散记》这部温情的散文集。90 年后，我正巧和彼时的沈从文同样年纪，我计划沿着他的书，重走他的旅途。

但是当我去到《湘行散记》的起点常德时，站在沅江边的我发现，整条沅水中修建了一个个大坝水库，这里已完全没有了客运轮船，甚至连码头都荒芜了起来。

无奈之下，我选择了坐小巴车和公交车的方式，一站站去往沈从文曾坐船途径的地点。除了沿途风貌的变化外，最令我头疼的是地名的变化。虽然仅仅过了 90 年，但是沈从文笔下沅江沿岸乡镇的名字，在今天的地图中一半以上都对不上号。我只能一边行走一边猜测又一边与当地人沟通询问，以此实时定位我与历史中的位置是重合抑或错位。

这期间我认识了许多有趣的人，他们都给予我不同的帮助。每到一个乡镇，我都会拿着《湘行散记》中提到的地点与故事询问当地人：比如曾经是风月场所的桃源 “后江”；“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 开的杰云旅馆；沈上船启程的魁星阁码头；卖白带子的翠翠所在的泸溪老街等等。

土生土长的出租车司机皱着眉头挠着后脑勺，操着常德普通话说：“我在常德生活了四十多年，几乎就没离开过这里，怎么你问的问题我一个都不知道，常德犄角旮旯哪里我不晓得！”

但当我去到沅陵，这里本被我误以为是沈从文描述的沅州，在与一位当地乡贤聊天后才得知，沅陵就是古代的辰州，而所谓的沅州还在更西部的芷江。

这位乡贤与我一同站在沅江边的小山上，对照着沈的描述，他为我指出了书中的所有地点，原来的中南门码头因为修水库上涨水位已淹在水底；沈心心念念的白塔依然屹立山头；沈从文大哥修建的旅馆 “芸庐”，现在被当地人承包做成了民宿。乡贤大哥为我带路，那一夜，我在沈家芸庐老宅的原址进入梦乡。

沅江边晒太阳的阿姨们

当时沈从文从常德坐小巴车去桃源，与“ 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 ”一道，票价 1.5 元，用时一个半小时。90 年后，我也坐上小巴车走在相同的道路上，与一位戴纽约洋基棒球帽的老人一道，票价 15 元，还是一个半小时。

算命先生借助手机APP查阅客户的未来运势

辰溪，曾是沈从文笔下令人神往倾心的美丽地方，今日沿江几乎全部都是贫民窟

南疆的莎车是一座古城，这里的古意不是徒有其表，其实际生活方式也非常古朴。来莎车之前，我的现金就已快花完，在莎车我能刷卡便刷卡，顺便在寻找银行和 ATM 机。令人意外的是，莎车虽然拥有 90 万人口，被称为全新疆最大的县，但却找不到一家国有商业银行。

我在这里询问了不下十几二十个人后，终于找到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但我的银行卡在这里却无法取现。

在莎车的第二天傍晚回到酒店后，我全身上下只剩下6块钱现金，这一天我只吃了一顿酒店的自助早餐。

走投无路的我找到酒店前台，因为这两天的酒店费用我都是刷卡支付，于是向他们提出是否可以再多刷 100 块钱，然后他们给我现金，只为了让我有钱可以吃一顿晚饭。

我已经习惯一路上的人对于我不使用手机而产生各种奇怪的目光，这次莎车的酒店前台也一样对我百般不解。她们说从未遇到过要用这种方式吃晚餐的情况。她们对我的怀疑远大于对我的同情。三个女人面面相觑，支支吾吾半天后说，“ 你去旁边的便利店吧，他们应该也有 POS 机 ”。

随后我跑遍了酒店周边的所有店铺，从餐厅、便利店、药铺到洗衣房等等，十几家商铺中没有一家可以刷卡，更别说用这样方式交换现金。

“现在我们去银行都办不了 POS 机，而且也没人办。刷 POS 机每一千块钱消费，银行要扣 4 块钱手续费。像我这样的小店，一年一百万的营业额，就要扣四千块，两百万就是八千块，我又不是做大买卖的不在乎这些钱。微信支付宝一扫就可以直接进我裤袋，干嘛还要刷卡”。一位便利店的老板对我解释。

在我挨家挨户找 POS 机的过程中，偶遇了两位维族彪形大汉，两人手里拿着一大摞百元现钞，他们也在一家一户找店主，询问愿不愿意给他们微信转账，他俩想用手里的现金交换。

有的店家同意，但是也只换一部分现金，每次大概几百块到一两千。但两位大哥手里握着的现金少说有两三万，于是两位大哥便每家每户找人商量。一边加微信转账，一边把指头吐上唾沫点着钞票。

我们每隔一会儿便在不同的店家里面相遇，有时正同时进入一家店铺，我问：“请问有 POS 机能刷卡吗？”；两位大哥随后问：“你们能微信转账换现金吗？”。大哥应该是已闯荡江湖多年，但从来没见过我这样的路数。终于在我们第无数次邂逅于一家卖淋浴头的商店里时，两位大哥中更壮的那位面带十五分的不解，歪着脑袋看着我说，“兄弟你这是干啥呢？洗钱也没你这么个洗法的啊。”

最终还是大哥给我指了条明路，他们手舞足蹈的给我比划着在城市的哪个角落里有一个 24 小时的 ATM 机。

我在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和司机讲：“我现在身上没有钱，你载我去农业银行的 ATM 机那里，如果找到的话，我就可以取上钱给你支付，如果找不到那我给你支付不了，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嗯”，司机小哥没有一句废话，甚至没有朝倒车镜看我一眼，冷酷的驶向了城市边缘。

拿现金换微信转账的两位大哥

因为没有手机，我无法随时随地了解任何信息，所以每当我去到一个新城市时，首先会打听两个地方。第一是当地的博物馆，它可以使我简略地获悉本土知识；第二是独立书店，我可以搜寻一些与当地人文历史相关的书籍，然后在漫长的候车、乘车以及无边无际又无人打扰的夜晚里，去汲取我所需要的知识。这些内容不仅填补着我脑中的空白，也时时刻刻左右着我前进的方向。

从进入甘肃开始，我逐渐买到大量与西域考古相关的书籍。从 1870 年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到 1925 年的兰登华纳尔，仅仅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批批西方探险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从世界各个角落纷至沓来。这批人一开始是以地理学、动物学与民族学的探索而进入新疆，但在地理发现的过程之中，却无一例外开始更多转向对历史与考古的探索。

斯坦因、斯文·赫定以及冯·勒柯克是我最重要的引路人。我决定跟着他们的足迹去到整个南疆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各个遗址。他们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从这些地方发掘带走无数文物，南疆一度被称为是西方的 “文物银行”。

位于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是西域少有的没有受中原文化影响，但希腊化风格显著，并且犍陀罗气质强烈的遗存之地。不论从使用材料、绘画风格、内容独特性以及保存完好度来说，艺术史学者在日后都一致认为，克孜尔石窟壁画堪称中亚艺术的巅峰之一。

冯·勒柯克作为一个对中亚文化研究颇深的学者，当他第一次见到这些壁画时，便意识到其独特性与重要性。当然他在这里没留任何情面，用极其粗鲁的方式，把刀刃切进墙内，剥离了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壁画。于是，整个克孜尔石窟几乎所有有价值的作品，被德国人全部抢夺。

1907 年 1 月，冯·勒柯克带着 128 箱之多的文物，包括他们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切割的大批壁画，浩浩荡荡地回到了柏林。由此填充起民族学博物馆最重要的收藏。但这并不是这些文物最后的归宿。仅仅三十多年之后，柏林在二战中遭到猛烈空袭，因为大量壁画被装在博物馆的墙面上无法转移，于是壁画连同建筑，在炮火的爆炸声中，全部被夷为废墟残渣。

如今当我去到克孜尔石窟，一些空洞简陋的石洞内，因为没有任何可以展示的实物，所以把冯·勒柯克盗走的壁画照片装成展板立在原洞窟之中。只是如今不仅在原址，即使你飞去柏林，也再也找不到一片那些壁画的残粒。

当我遇到任何问题，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询问和求助于街头的路人

苏巴什佛寺遗址废墟，德国冯·勒柯克考察团曾来此发掘多次

整个旅程中，写信寄信是我唯一可以与外界进行联系的方法，这也是唯一可以让我的亲人朋友知晓我身处何处，并让他们放心的方式。我想恢复一种 “家书” 传统，通过书写传达我沉淀后的感情。我在旅途中把对他们的思念都用书法写成了信件邮寄出去，与他们隔离的过程使我更静下心来思考身边的关系。

我在昆明给家人寄出的信

我在武汉的邮政所寄信时，柜台人员在操作完所有步骤后却发现，整个邮局里面竟然找不到一张邮票。他们仅有一些集邮纪念册中夹有邮票，但是需要整套销售，并且价格远大于实际邮资。我说：“连邮票都没有的邮局，这还是邮局吗？”

工作人员苦笑着耸耸肩：“如果不是你今天要寄挂号信，我们都不知道这里竟然没有邮票”。类似的事情还出现在兰州、敦煌等地。他们有时惊呼没有邮票，有时发现没有信封。于是我只能被迫升级，在我寄出的信件里，有几封都是自带邮资的纪念款或珍藏版信封。

在新疆和田邮政所寄信时，负责我的工作人员发现自己根本不会寄挂号信，他好像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客户，也从未办理过这个业务。最终他请来邮局领导，老前辈手把手教给他处理挂号信的所有步骤，作为一位邮政工作人员，他第一次在邮局里使用邮票并贴在了邮件上。

在运城的邮政所中，我是出现在整个大楼里的唯一顾客。我把折叠好的信件递给业务员后，想打破一些无趣的沉寂，于是好奇的问她，“现在寄挂号信的人还多吗？”

“不多，你是这周第一个来寄的。”

“那其他都是什么人来寄信呢？”

“现在我们这儿寄信的一般都是监狱里的犯人，外面的家属和里面人联系好像只能寄挂号信。”

“啊…… 那没有什么普通人来吗？”

“一般人谁现在还寄这个啊？”业务员小姐瞄了我一眼，又转到了电脑显示器上。“哦，或者还有法院的人来，有时打官司的传票也寄挂号信。”

时空的错位可以让沟通变得急剧单一。网络内外的朋友，监狱内外的亲人，这不仅是方式的单一，也是语汇的单一。

但是单一并不意味着贫乏，相反它可以达到另一层面的丰富。我需要把各种分散的情感都汇聚到单一的管道之中，把所有零散的信息都组织到单一的框架之内。所以当我在书写信件的时候，不会像平日微信聊天时，想起哪句就说哪句，随时随地连续发送几十条。现在只有一次发送机会，而且这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发送信息的时刻。

当我出发之后的第三天，在运城的酒店里第一次打算给父母写信时，拿起毛笔的我却很久很久都不知要如何落笔起头。但是此刻我必须硬着头皮去思考，如何把支离破碎的感受聚拢到这几页纸面上。

收到信的人有什么反应我无法知晓。当我到达昆明时，我已决定好云南之后的第一站是四川攀枝花，所以我让昆明的酒店前台帮我预订好攀枝花的同品牌酒店，然后把那里的地址也写在了寄给父母的信件上，并表达期待可以在那里收到他们的书信。

类似的事情我做过多次，但是每一次当我抵达时，都没有任何收获。

在攀枝花我第一次收到父母寄来的信件。当时距我出行已经过去近两个月。我从来没有和身边的亲人失联过如此长的时间，当我在酒店前台拿到那张 A4 开本的大号信封时，父亲那熟悉的恣肆笔迹，像是活泼的舞蹈家在我眼前翩翩起舞。我等不及想要立马回到房间拆开信封。

整个旅程中，我总共寄出的信件大概有 40 封，而我在旅途中收到的信也有 5 封，这些信来自于四位不同的人，从 10 岁到 62 岁。每一封信的内容和信件纸张的质感都在我脑中历历在目。它们已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收藏品。

我坐在一地鸡毛的沙土地上，彝族阿姨帮我施展了全套苏尼作法，这种原始宗教习俗隶属于彝族毕摩文化

“你肯定是间谍”。客运站的一位工作人员气哄哄的对我说。

“只有间谍不想让人知道他在哪，只有间谍不想让别人找到他。你说，你不用手机是不是就为了不让人找见你，除了这个理由，你还有啥原因能不用手机。我告诉大家，这肯定就是个间谍！”。这位工作人员越说越激动。

我在赤峰客运站想买一张去往宁城县的班车，它位于赤峰市南部，与辽宁接壤，那里据说曾为辽代都城。辽代总共有五个京城，皇帝在不同时节去到的地方都会成为皇都，最终形成了五京的格局。我打算前往的宁城县就是中京大定府。

从赤峰前往宁城的班车非常多，但都是通往宁城不同的乡县。售票员问我具体要去宁城哪里，我对宁城的了解只有 “辽中京”，但是在场没人听说过这里。热心的售票员帮我在大厅吆喝着他们的宁城籍同事，可连土生土长的宁城人竟也说不知道。这是我在辽上京遗址博物馆中清楚了解到的地点，肯定不会有错。

这时那位车站大姐从人群中出现了，她颇有见地的给我提出了解决办法，“你用手机查一下那个遗址在什么地方，不就知道在不在宁城，或者在宁城什么乡镇了嘛。”

“不好意思啊，我没有手机。”

“你没带手机啊，还是手机被偷了？ ”

“不是，我现在不用手机。”

“啊？为啥？”

“没啥啊，我就是不用手机。”

于是接下来就出现了最初的那一幕。这位中年女士起先是表现出极度的困惑，随后她开始自言自语地进行分析，经过缜密的推导之后，她得出了结论。

这个推理结果令大姐颇为兴奋，她沉浸在自己逻辑贯通的自得之中，但在不断的自言自语中，这种兴奋开始转变为愤怒。她走来走去，并且和身边的人反复大声说着，“这个人绝对是个间谍！”

在我身后排队的人似乎也并不急着买票了，而是和身边的人一起打量着我，当大家把我当作 “热闹” 在看时，我好似正在体验一场沉浸式演出。旅途中我偶尔会给自己创建随机人设与陌生人沟通，但是我贫乏的想象力却从来没有扮演过 “间谍” 。

一路上，有人认为我为情所困而采用一种荒谬极端的方式出走；有人询问我是否在信仰某种教派，教义是不让人使用网络；有人认为我是社会学家、有人冠名我是个独行侠、有人称我是当代徐霞客；有人猜测我是在搞网络直播，要用这种方式作为噱头引人关注；有人认为我在挑战打卡；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伪装成学生无辜的模样，但是总在麻烦别人询问各种问题。

一些正逐渐消逝的东北街道

2024 年 4 月 9 日中午 1 点，我回到了家乡太原。134 天之前，我也是在此刻从这里出发。

爸妈刚刚吃完午饭，但妈妈立即又给我做了一碗刀削面。山西老规矩，上车饺子下车面，吸溜完这顿面，整个旅途就算圆满了。

我坐在书房里，重逢了躺在书架上已经关机四个半月的手机和电脑，但是我却没有任何欲望想要触碰和打开它们。

在旅行之初，我曾经在无数个日夜想念它们，当我在街头迷路之时、当我不知下一站要去往哪里之时、当我想了解列车时刻表和余票之时、当我深夜遨游找不到住宿之时、当我孤单寂寞幻想是否有人联系我之时、当我思念家人和朋友之时。但如今当我再次面对它们，我的内心却产生了长久的抵触。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平行世界在过去的四个半月里发生了什么，我怕有很多不可预知的东西集中向我冲来，打破现在平静的生活状态。

在家中悠闲生活了一个多星期后，我还是打开了手机和电脑，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与之隔绝。

以前每天睡觉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手机消息，每一个清晨或多或少都有些七七八八的信息。现在我已经累积了一百四十多个清晨，心想，手机至少得震动几个小时我才能收完消息吧。我已经预留好至少一整天时间去浏览所有信息。

手机开机后，前十分钟没有任何反应。我想那些信息可能都在来的路上，正拥挤堵车，再等等看。

半个多时候后我再来查看，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一个小时过去了，它还是死一般的安静。于是我打开了微信，发现整个页面和我离开时的状态没有任何区别。关机期间，我没有收到任何一条信息。其他 App 也是如此，微博、Instagram、网易云音乐、支付宝也没有反应，就连以往每天都会给我发广告的淘宝，都没有了任何推送。脱离网络的这四个半月，网络也完全把我抛弃了。

但我知道姥爷和姥姥在联系不到我的期间，经常会给我微信发消息；女朋友也和我讲，期间她每每想与我交流，都会给我微信留言。

事后我才了解，原来在互联网的规则中，外界给你发送任何信息，接收端必须得在 3 天 72 小时内处于可接收状态，信息才会收到。如果超出这个时限，那这些消息就会像掉进大海中的石子，再也没有找到的可能了。

那些永远也看不到的消息，多少令我有些遗憾，感觉好像错失了什么。但再想想，却感觉似乎什么也没有错失。

从打开手机的那一刹那开始，我其实就等于再次跳进了数字利维坦的漩涡之中。几日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中，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终于选定一家后，我又在其余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新的对比和挑选。而当我躺在精心挑选的酒店大床上时，发觉这和我在脱网旅程中每次随机入住的连锁酒店也没有相差太多。

此刻，我回忆起在旅程中如果没有盯着手机挑选酒店时，自己都在做些什么。那些长无止境的时间里，我都读着什么样的书、看着什么样的风景、观察着什么样的周遭；那些躺在酒店的百无聊赖里，我都在思考着什么问题、书写着什么样的感受；那些在旅途中我一次次询问和麻烦过的人，他们为我提供了那么多温情的帮助，此刻他们正在何处；在我笔记本上有二十多位留下微信号码的朋友，他们等待着我结束脱网旅程后加上他们的微信，可我还迟迟没有添加。

我意识到，那 134 天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人生中精神最饱满、注意力最集中、工作最高效的一段时光。如此紧凑的 4 个半月中，我走完了全国 24 个省中的 68 个县市；途中结识了许多朋友；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 40 本；我把所闻所见拍摄成影像，素材多达 2T；最重要的是沿途我可以不受任何打扰去专注写作，旅程中我共写下 22 万字散文。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绝对专注的人生体验。

我不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技术革命伴随着人类每一次的进化发展，它为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提供帮助。随着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开始异化成为一种新的利维坦——数字利维坦。

《荒野生存》中，一位美国富家子弟，放弃了名牌大学的学位，放弃了可以去到哈佛求学的机会，把自己银行卡里的全部积蓄24000美金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剩下的零钱现金他统统点燃烧尽，没有与家人朋友道一声告别，只身去往阿拉斯加，把自己置身于荒蛮野地，临近饿死都没有想过回到都市，更没有想过向任何人求救。最后他窘迫而幸福的死在了大山茂林之中的一个废弃公交车中。他悲惨又欣慰，虽然死的很痛苦，但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他已经最大限度的远离了他所唾弃的庸俗世界。

这是一位绝对理想主义者做出的极端实践，超级流浪汉的故事不仅被写成了传记，而且还拍成了电影。

“勇敢地做你以前从未想过、做过或犹豫半天却不敢尝试的事。这么多人活得很不快乐，但却不主动改变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受到安全、服从、保守主义的生活观念制约。这样的生活虽然表面上能够给人心灵上的宁静，但其实安全的未来最伤害人心中冒险的灵魂。人的灵魂中，最基本的核心是他对冒险的热爱。人生的欢乐来自我们的新体验，因此再没有比每天面对不同的地平线和新太阳，更能令人心生喜悦。如果你想从生命中活得更多，就必须先放弃自己追求安全、一成不变的习惯，接纳起初也许令你觉得疯狂的、看似狼狈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段“超级流浪汉”在流浪途中的感悟。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每一位热爱自由的人们。（杨淏）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BIE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