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20日晨，薄雾中的北京城，天色愈发黯淡，有那么几分“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此刻的中南海医务室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所有人员被要求距离医疗室15米范围外。

戒备为何如此森严？因为病重中的周恩来总理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特地召见了中央调查部的部长罗青长。周总理将向罗青长移交中共最顶级的隐蔽战线名单和信息。隐蔽战线一直是周总理亲自领导，其中许多重量级的潜伏者，只有周总理知晓，他也是唯一拥有这份完整名单的人。

病房内，周总理对罗青长说：“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战友和老朋友不少人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海峡相隔，现在联络中断，但如果有一天我们统一台湾，他们一定会出力，而成功那一天，你们也千万不要忘记他们……”

“绝不有负所托。”罗青长郑重承诺，接过名单。周总理放松下来，感觉病痛再次袭来，剧痛中神情有些恍惚。罗青长清楚听到周总理反复叨念着一个名字“杨登瀛”。

出来后，罗青长立刻派人调查，杨登瀛是谁，何方神圣，为何能让周总理在弥留之际也不能放下？

杨登瀛，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他身居国民党高位，却在中国共产党最艰难时期毅然选择了我党，并作出巨大的贡献。周恩来、陈赓称他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

杨登瀛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却多次挽救上海地下党组织，帮助不少中共高级领导人化险为夷，这些人包括周恩来、任弼时、关向应等。

杨登瀛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声色犬马，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他无法舍弃女色和物质享受，这样一个充满了肉欲的花花公子，却在营救中共领导人，多次不惜一掷千金，以命相搏。

也许这就是人性，善与恶的化生，如孟子所言，人生在世，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1893年杨登瀛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前山，家境优越，亲戚从事与日本方面的贸易生意，他在16岁时被送去了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完成大学学业，主修经济专业。

杨登瀛属于典型的富二代，有钱又靓，在日本待了整整10年，深受日本开放的风俗影响，思想前卫，整日吃喝玩乐，莺莺燕燕，但学业却没有落下。

杨登瀛在这方面有点像文天祥，极尽享乐，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含糊。1919年回国后，他虽然是在日本洋行工作，但先后参加了“五四运动”和“五卅反帝斗争”。

日本洋行对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这种方式很不满，但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杨登瀛的业务能力太强了。他特别擅长交际，加上渊博的背景，与青帮头目、商界人员、租界官员、政府要员均有交情或交集。

他和这些人要么小时候一起下过乡，一起上过学，要么是现在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这让杨登瀛在上海滩左右逢源。

纸醉金迷中，迷迷瞪瞪过了6年。1925年杨登瀛认识了两个在日后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人，一个是青帮中人兼同乡杨剑虹，另一个是他的日语学生，中共地下党员陈养山。

三人年纪相仿，亦师亦友。杨剑虹和陈养山当时均属于无名之辈，杨登瀛没有轻视二人，反而在生活和经济上照顾他俩，很有及时雨宋江的风范，义薄云天。

杨登瀛在这两人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接他们回家，一个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成为了莫逆之交。

1926年，郁郁不得志的杨剑虹离开上海，南下广州投靠陈立夫。树挪死、人挪活，凭着胆大心细，换地儿后的杨剑虹混得风生水起，深受重用。

1927年，为了掌控当时经济中心和各方势力云集的上海滩，由CC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成立，也就是后来的“中统”。

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在上海进行渗透，开展情报战和肃清异己，因此作为本地人，熟门熟路，还是当红炸子鸡的杨被陈立夫委以重任，派回上海滩。

杨剑虹在上海滩的职务是特派员，名头不算响，但实权极大，他是中统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要抓什么人，杀什么人，基本上都由他决定。中统成立之初，人手非常紧张，杨剑虹想到杨登瀛头脑活络，交际广泛，邀他入伙。

杨登瀛本人是没有政治倾向的，朋友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尤其是现在的陈养山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一名得力办事人员。杨登瀛与陈养山的耳濡目染相处，让他对共产党救亡图存，改变现状的政治抱负深表赞同。

与这样的政党为敌且置于死地，杨登瀛于心不忍。他不想参与这种站队，打击异派的事务，于是委婉拒绝，但杨剑虹出于报恩的心态，一再相邀，有点你妈觉得你冷的味道。

杨登瀛见到过国民党对共产党及其他异己的血腥和残酷，不敢一口拒绝，面对国民党政要的一再邀请下，不敢不答应。

最终，杨登瀛想出了一条两全其美的方法，他告诉陈养山：“我考虑再三，决定既做国民政府的侦探，又暗中帮助你们共产党做事。”

陈养山把杨登瀛愿为“双面间谍”这条重要消息递送到了中央特科的周恩来，周恩来极为重视，亲自和杨登瀛面谈，并让陈赓亲自负责和单线联系，安排地下党人连德生做杨登瀛的保镖，方便传递情报。

杨登瀛自此成为特科第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工”，为了让杨登瀛能接触到国民党的重要情报，中央特科鼎力相助，帮助他步步高升。

中央特科不断向杨登瀛提供一些不太重要的党内文件或红色刊物，帮助他完成国民政府分派下来的查抄任务；若共产党内有人企图变节、意志出现动摇或严重违规，中央特科会通风报信，让杨登瀛抓回去交差。

“CC系”要员张道藩有一次酒后向杨登瀛吐苦水，说自己在党内有个政敌总妨碍他升迁，十分糟心。杨登瀛当即表示，为兄弟两肋插刀，为领导排忧解难是吾之本分。

杨登瀛回去后立即将人名告诉特科，陈赓一看这人本来就是特科想要除掉的，当即顺水推舟。没过一周，那人“蹊跷”地死于一场车祸，这使张道藩在国民党上海中央组织部站稳了脚跟，后又爬上了副部长的高位。

张道藩随口一说，并未在意，想不到立刻心想事成，张道藩非常高兴，将杨登瀛视为心腹，主动帮杨登瀛搭上了陈立夫的线，结识国民政府的更高层人士，风光无限。

福兮祸所依，不久后，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滥杀无辜，杨登瀛义愤填膺，忍不住在大众场合之上指责国民党，“一个政党应该有包容性，这样做是不对的”，这句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气得蒋介石将他关进大牢。

杨登瀛交友广，他入狱的消息一经放出，张道藩四处托人游说，上至北大校长蔡元培，下至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租界外国官员，洋行买办等都纷纷为他求情作保。

有了这么多人的说情，再加上杨登瀛的发言不痛不痒，并无实质性冒犯和错误，特别是无人知道他和共产党有关联，因此蒋介石认为杨登瀛是书生意气，大手一挥，算了。

四一二政变中，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人员死伤无数，唯独杨登瀛毫发无损、快速地被放了出来，不仅如此还升职了，担任要职，实属罕见。

杨登瀛常年出入十里洋场，而上海滩本身就是一个销金窟，杨登瀛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注定需要大量钱财，花费不菲。对此，中央特科对他进行了专项资金扶持，中央特科每月向杨登瀛提供三百大洋，遇到重要任务或需打通关系时，则送上金条。

当时的10个大洋可维持一家三口一个月的日常开支，由此可见特科对杨登瀛的重视程度。杨登瀛也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证明了他对中央特科而言是“值得拥有”。

英国巡捕房的政治处主任劳伯森是租界的实权人物，为了拉拢此人，杨登瀛送给劳伯森很多贵重礼品，并多次带他领略夜上海的灯红酒绿和大小深浅。

1928年4月，杨登瀛从劳伯森那里获得一个惊人消息，有一对何姓中国夫妇到新闸捕房自首，愿意提供一份有300多名在上海的中共地下人员名单，换取出国护照和五万美元赏金；

为了证明情报的真实性，这对夫妇提供了一条情报，让英租界巡捕成功抓住了中共沪西区委书记罗亦农。劳伯森说：“那两个人狡猾得很，说是要等条件和奖金都兑现了才能交出那份名单，我们正在准备护照和奖金。”

杨登瀛赶紧将情况报告给陈赓，陈赓立刻找到军委负责人彭湃，排查出叛徒是中央上海联络站的负责人何家兴和妻子贺芝华。当晚中央特科锄奸队在顾顺章和陈赓率领下，夜闯何家抢回名单，杀死叛徒何家兴，贺芝华重伤后装死逃过一劫。

贺芝华是朱德的前妻，鉴于这个身份，中央特科没有继续追杀她，派人传话让她管好嘴。于是贺芝华失忆了，伤愈之后，偷偷离开上海，从此隐姓埋名。

杨登瀛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挽救了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在营救罗亦农的事情上，杨登瀛也提供了大量情报，帮助中央特科策划武装劫狱，然而陈立夫下手更快，眼见罗亦农宁死不屈，陈立夫怕夜长梦多，提前将他杀害。

1931年4月一天，上海永安里44号，周恩来正要出门赴约与黄第洪接头。黄第洪是黄埔一期生，陈赓的同学，与周恩来有师生之谊，刚从莫斯科培训回国，被派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组，属于重点培养对象。

就在周恩来即将出门的那一刻，情报员连德生送来杨登瀛的急信。周恩来打开信封，惊出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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