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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生于公元1601年，逝于1645年，河南祥符人士，其祖籍乃大兴。字宪之，号道邻，崇祯元年凭借卓越的才华考中进士，此后仕途顺畅，一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在明末那风雨飘摇的年代，他成为了一名抗清名将，被后人尊为民族英雄。
崇祯皇帝（明思宗朱由检）在煤山自尽后，南京朝廷陷入一片纷乱。凤阳总督马士英等权臣谋划拥戴福王朱由崧登上皇位。朱由崧，作为神宗朱翊钧的孙子，当时正在淮安避难。然而，兵部尚书史可法却坚决表示反对，他列举福王朱由崧的七大“劣行”：贪财、好色、酗酒、虐待部属、不孝、不学无术、干预朝政。
史可法心中属意的人选是潞王朱常淓，但马士英却勾结几位总兵，强行将福王朱由崧迎到南京即位，并将次年定为弘光元年。史可法虽然心中不满，但也只能无奈地屈从，称臣于新帝。
朱由崧登基后，史可法与马士英均被加封为东阁大学士。马士英有个老相好，名叫阮大铖。此人天启年间曾任都给事中，后因依附魏忠贤而被罢官在家。如今马士英大权在握，便援引阮大铖入朝为官，并晋职尚书。
二人狼狈为奸，排斥异己，而他们的主要目标便是史可法。史可法本就看不惯这种蝇营狗苟的作风，加之为了保卫南京，他毅然决定自请镇守扬州。他将江北防线精心划分为徐泗、淮海、滁和、凤寿四镇，各镇均由总兵镇守。
从战略角度来看，史可法的这一布防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问题在于各镇总兵皆是马士英的党羽，这使得史可法虽然名义上是统帅，但实际上却号令不行。史可法又上疏建议北略中原，主动出击清军，但奏疏却被马士英搁置不报。再加上弘光皇帝沉迷享乐，不理朝政，史可法陷入了孤掌难鸣的境地。
清廷获悉朱由崧于南京登基后，即命豫亲王多铎统领大军南征。彼时河南尚未落入清军之手，巡抚御史陈潜夫提议组军拦截清军进犯，然马士英非但不准，反将陈潜夫召回调离，致使清军畅通无阻，长驱直入。史可法接报后，急忙命令高杰于徐州布下防线，随后又命他转驻归德。
高杰为与睢州总兵许定国共谋抗清之策，仅带少数随从前往睢州。岂料许定国已暗中叛降清军，他表面上设宴为高杰接风洗尘，实则心怀叵测，暗布杀机。许定国将高杰灌醉后，趁机挥刀斩下其首级，送往多铎军营邀功请赏。
多铎率领军队继续前行，徐州守将李成栋未经战斗便投降了清军。随后，清军转向进攻宿迁，刘泽清率领四万兵马、千艘战船前来迎战。然而，清军却施展诡计，正面进行佯攻，而主力部队则偷偷绕到明军背后，切断了明军的撤退路线。明军被迫退至沿海地区，清军则轻而易举地渡过了淮河。
史可法得知清军已渡河后，便率军前往抵御。然而，途中又接南京命令，因左良玉叛变要他回师保卫南京。史可法只得率军兜了一个圈子，却始终未能遇到作战对象。待回到燕子矶时，又接到圣旨，说左良玉已被打败，令他返回扬州。
史可法回到扬州后，立刻整肃军队、安排防御，并调遣各镇兵力前来支援。然而，各总兵却抗拒命令，拒不出兵相助。投降清军的将领李士清甚至潜入城中，劝说史可法投降，却被史可法严厉斥责后逐出城外。紧接着，清军对扬州城发起了猛烈攻击，双方激战两昼夜，胜负未分。
而原本部署在城外的明军却毫无作为，史可法心知他们已然逃散或已投降清军。此时，有部将提议掘开淮河河堤，用水淹没清军，但史可法断然拒绝，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我岂能牺牲百姓的利益来作战？”
城中的守军大多已伤亡严重，史可法深知难以长久坚守。于是，他撰写了遗表，劝谏弘光皇帝要节制情欲、不要听信谗言、努力谋求生存；同时，他也给母亲和夫人写了家书，信中仅提及他希望死后能被安葬在太祖陵旁。史可法将遗表和家书交给副将史得威，嘱其秘密出城分别呈递，随后他便下定决心，誓死守城。
到了第七天，扬州城内外尸如山积。清兵以尸为梯纷纷登城，史可法拔剑自刎却被参将将剑夺去，并被拥着出了小东门。史可法一面走一面大呼“我便是史督师”，当即被清军抓住送往多铎处。多铎对史可法执礼甚恭并劝其归降，但史可法却毅然拒绝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
清军占领扬州后，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杀扬州百姓。这场大屠杀延续了十天之久，死亡人数逾八十万，史称“扬州十日”。那段时间里，扬州城内血流成河、尸骨堆积如山，史可法的遗体也因此难以辨认、不知下落。
亲历者王秀楚在《扬州十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惨状。一年后，史可法的家人拿出他的袍笏，默念着“史督师魂兮归来”，将他的衣冠葬于扬州城外的梅花岭。
史可法的英勇事迹和忠烈精神被后人广为传颂。1772年，乾隆皇帝追谥史可法为“忠正”，世称“忠烈公”。乾隆还御笔亲题“褒慰忠魂”四字以赞其英勇忠烈，并挽诗一首让人摹镌勒石竖立于祠壁两旁。史可法的名字和事迹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英勇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