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建国以后，董竹君得知女儿国瑛的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闻听消息的她特地乘坐火车来到北京看望女儿。
周总理与妻子邓颖超得知董竹君母女俩都在北京的消息，专程邀请他们于周末晚上就餐。更让他们感到他们意外的是，这一次周总理竟还特地派专车接送他们。
闻听喜讯的母女二人自然是喜出望外。就在当天下午，董竹君在家焦急等待着。
就在快要赶去周总理家时，她又给女儿打去电话，叫她赶快回来。
等到，董竹君母女赶到时，周总理已是等候了十几分钟了，可是邓颖超夫妇还是热情地出来迎接。
这一次的聚会的气氛舒服、融洽，吃饭时也没有一丝官僚主义。简单的几句交谈以后，周总理对董竹君说：“这些年来，你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工作。”
董竹君拿起桌子上的杯子，回敬周总理一杯。接着周总理说：“你作为都督夫人，甘愿抛弃荣华富贵，而去选择追求真理，参加革命，很不容易呀。”
说完这句以后，周总理又对国瑛说：父亲是副总督，母亲是锦江饭店老板，女儿是八一厂制片厂创始人，你们一家两代人都是国家的功臣呀。
在周总理话语落下后，整间屋子里的人都喜笑颜开。
董竹君是谁，周总理又为何特地宴请她和她的女儿呢？
1900年，董竹君出生于一贫苦家庭。他的父亲是卖苦力的黄包车夫，母亲则是有钱人家的佣人，他们一家子清贫度日。
董竹君对自己的童年她说这样回忆的：家里常常会有素食，即便是青菜、萝卜，也只可以买得起便宜货。
尽管说他家贫穷，可是他们的思想却是开明的先进分子，董竹君的家人们清晰的意识到，穷人如果想要改变命运，那唯有读书。
在董竹君8岁那年，人称小西施的董竹君就被送至了私塾读书，她的父亲对她讲：“你务必要好好读书，这样你未来才有前程。”
年幼的董竹君看着父亲的脸，她用力地点了点头。
在读书的三年时间里，也是董竹君童年里最快乐的时光，原本她以为这种快乐会一直延续，却不料，生活未能如愿，它总会在你最得意的时候给你重磅一击。
董竹君12岁那年，她的父亲不幸染上重病，高昂的诊断费也让这个家庭濒临崩溃，加上因为治病所借下的高利贷，更是直接将这个家庭推向了万丈深渊。
在这样的背景下，董竹君父母只好忍痛“以学唱戏之名”，将董竹君送去了青楼，要抵押她三年时光，换取300块大洋。
后来董竹君提到这件事，是这样说的：“为在私塾读书时，曾读到割骨疗亲，卖身葬父，是为孝，因此为就如此做吧，这也可以让两位老人过点好日子。”
许多女子，一旦进入青楼，就会一步一步堕落，可是人穷志不穷的董竹君，她却是有着一身傲骨。
青楼老鸨逼她接客时，她没有说废话，而是拿起了匕首对准自己的脖子，厉声道：“要想我顺从！除非我死了！”
看着软硬不吃的董竹君，即便是身经百战的老鸨气也只能气的咬牙，可是却又对她讲无可奈何。
尽管说如今的董竹君身处逆境，可是他却从未曾向命运屈服，这似乎也预示着，董竹君会有一个不平凡的未来。
不久她就遇到才华横溢的军官夏之时，自此她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机。
董竹君喜欢称夏之时为夏爷，她是个很聪明的女孩，敏锐的察觉到之时和同伴们到青楼来，并非是为玩乐，更多的还是为谈论国事和革命。
在这一时期，照顾董竹君的阿姨，她时常会与董竹君讲述妓女的悲惨遭遇，这也让董竹君充满了担忧，她决定在老鸨逼进一步逼迫她前，必须要找到一位真心爱她的男子，逃出青楼。
相比起那些个做事粗鲁的客人，夏之时就显得有些不同了，他对董竹君十分礼貌，还会经常与董竹君聊天，倾听董竹君讲述自己的遭遇。
之后的夏之时便成了董竹君的常客，他会多去摆花酒，有时候董竹君的屋子不够用了，他还会借用隔壁的房间，只为可以多与董竹君相处一段时间。
渐渐的董竹君也对这位比她年长12岁的男子，生出了爱慕之心。
就在董竹君即将要被献出去时，夏之时却是在这个时候忽然不见了，原来是在当时袁世凯捕杀了一部分国民党人和原同盟会成员，夏之时也不幸遭到了通缉，他开始被迫躲藏了起来，同时这时候的他也准备逃往日本。
董竹君看准时机，她在一天夜里将看守灌醉后，然后又把身上所有的首饰、华服全部丢下，孤身一人逃至夏之时面前。
这天夜里旅店中，夏之时也向董竹君正式求了婚，尽管二人已是爱得死去活来，可董竹君却也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在得知夏之时还有个生病在床的夫人后，她就坚持要与夏之时约法三章：
1.她不会去做小老婆；2.抵达日本以后，必须送她求学；3.从日本读书回来后，他们要组织一个好的家庭，夏之时负责大事，她则是管家务。
对于这些夏之时一一答应了下来。
1914年，就当上海的春天即将结束时，15岁的董竹君与27岁的夏之时结婚了。
在结婚以后，董竹君就跟随丈夫去往了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可是好日子没多久，他在自传里这样写道:1915年夏之时回到四川，在他临行前还专门给了我一把枪，叫我防贼。假如是做了对不起他的事，那就用这把枪自杀。
夏之时还还急召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四弟陪二嫂读书，可这实际上的用意是监视她的一举一动，以免她红杏出墙。
1926年的这天，董竹君迎来了她的君26岁生日，也是在这一天，即将临盆的她，却是不得不出去不应酬亲友宾客。
这是董竹君第五次怀胎了，此前他已为督军丈夫夏之时生下了4个女儿。
在寿宴结束后，宾客们叫嚷嚷着要打牌游戏。对于这件事董竹君早教料定了，可是这一次晚霞路，那就得到凌晨了，她一个即将生孩子的孕妇，如何能够经得起这样折腾呢。她实在有些撑不住了，就不得不硬着头皮“求放过”：“你们在这玩儿吧，我今天实在有点儿累了。”
可是众人却是没有同意，无奈下董竹君只好打起精神陪在一侧，自她怀这胎的四五个月起，身子也变得有些浮肿了，等到八个月时，两脚更是肿得穿不进鞋。可是丈夫夏之时不仅不心疼，反倒是鼻子里哼哼道：“瞧你这怀孕症状，一看又是个赔钱货（女孩）”。
董竹君对于夏家重男轻女是早就领教了的。当初长女国琼不幸得了麻疹危在旦夕时，董竹君还专门腾出房间看护她。可是夏之时却不仅没有关怀，反倒是还斥责她“做了没必要的混账事”。
之后三女国瑛和四女国璋同时病倒，两个孩子眼看着危在旦夕，可夏之时不仅不走到孩子们身边，一尽父亲之责，却是埋怨起了董竹君为了赔钱货，在家务与照顾他的方面“不可以全面周到”。
假如没有之后发生的事情，董竹君也不会看不清自己的丈夫，那个口口声声喊着“革命”的夏之时，他的骨子里实际上还是个封建迂腐的主儿，他也早不是最初相遇的夏之时了。
自她嫁给夏之时以后，名义上是夏家的女主人，但是家里的大小事的决定权却全在丈夫手里，董竹君她每时每刻都在看丈夫脸色行事。未来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去学堂学习，让大女儿学习钢琴，连她也记不清说过多少好话了，可是就算如此，他的丈夫夏之时也依旧时时嚷着“叫她们不要念了，反正也迟早是其他人家的”。
想着过往的种种，陪在宾客身边的董竹君心理也愈发的不舒服了，这时身体也传来了不适，她感觉自己必须尽快离开这儿，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下。
看了看头顶的挂钟，这时刚好是凌晨两点。董竹君看到们正玩儿得热闹高兴，于是她就悄悄地去往了医院。
就在她生日的第二天早上8点，她的儿子夏大明在这个时候出生了。孩子出生以后，董竹君也因体力不支陷入了昏迷。等到他再次醒来时，已到了中午12点多。
接着她听一旁的丫头梅香讲述了自己这一次的幸运，如果昨日不提前来医院，恐怕就会离开人世。
在夏之时听到梅香的报喜后，他“唰”地从牌桌上站了起来：“梅香，你说的可是真的，太太这一次生下少爷了？”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夏之时也露出了喜色，他“哈哈”大笑三声，然后又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下刘海，接着对牌友们说：“为太太生下了少爷，改日我再叫大家来喝喜酒！”
等到梅香回到医院将夏之时的反应全部告知了董竹君，这时候的董竹君不由悲从中来，她猛地想到：自始至终，她的丈夫也没有问过自己一句话。自己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梅香不可能不与他讲这些，可是丈夫却根本未予理睬。
之后夏之时就为儿子办了“满月宴”，这一次大宴宾客。夏家人脸上堆满了笑。可是董竹君心里却是不禁想到：生了男孩就如此铺张庆祝，当初女儿治病、上学时候，却是都不愿出那一点点的钱。
不久夏之时竟在未征得董竹君同意的情况下，就决定把儿子过继给夏家三房做儿子。
就当董竹君指责夏之时，他却是讲道："你真是小家子气，过继了大明还能不是你的亲骨肉了？”
1929年，董竹君悲愤交加下，她带着四个女儿离开了夏家,就当所有人以为她会就词落魄时。
1930年，董竹君将自己所有家当换成了800多元，之后他创办了群益纱管厂。
1935年3月15日，她又在上海开了“锦江小餐”，专门经营川菜。店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她亲自打理。
“锦江小餐”一炮而红，当时上海最有名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要吃饭，也要排队。
杜月笙更是这里的常客，他几乎是每天都会来，有次杜月笙排队排得不耐烦了，就忍不住发起了火，他对店员嚷嚷道：“赶紧叫你们老板娘把店面扩充下，就这点店面够几个人吃的，要是有啥困难，让她直接来找我。”
于是“锦江小餐”便扩充成了“锦江川菜馆”。
渐渐的董竹君也正上海站住了脚跟。但是她眼前经常浮现的是，曾在日本时，她被那里的小孩指着鼻子骂“支那亡国奴”的场景。
那种毕生难忘的屈辱，也让董竹君投身革命的念头越发强烈了起来，她找到地下组织，恳请入党。
但是她被拒绝了，组织是希望她保持现有身份，这样也方便便协助革命工作。于是董竹君以一个“编外党员”的身份，开始了不遗余力地为革命提供全方位的支援。
1936年1月28日，董竹君开办了“锦江茶室”。个茶室除却供客人休憩、谈天以外，还有另外的一个目的，是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人提供掩护。
1945年3月，董竹君收到指示要她创办秘密印刷厂，其目的是在新四军进攻上海时，可以出版报纸、印刷文件等宣传。
董竹君向来是行动派，她让地下党员一位同志出面买下了永业印刷所，秘密经营，后来他又凭借此印刷了许多中共文献。这也为革命航船指明了航向，同时也为中国人民提供了足够的精神食粮。
1945年，周总理夫人邓颖超前往董竹君家中看望，并告知他务必要利用在上海的有利条件做好地下工作。
董竹君没辜负了邓颖超的信任。
1949年5月，此时的国民党已是走到了穷途末路底部，他们企图去暗杀一批民主人士，周总理在知晓事情后，不慌不忙的开始安排上海地下党竭尽全力，去保护宋庆龄和张澜等人的安全。
不久上海解放后，立即就送这些人北上，让他们前去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此外，策反杨虎也是地下党员的首要任务。
实际上，早在三年前董竹君就曾在总理介绍下来的过杨虎公馆，对其进行过展思想工作，可当时恰巧是赶上了杨虎亲信去拜访他，
但是，周总理还是给杨虎分析了国内外目前的形势，希望他可以走上正确的道路，对于这件事，杨虎也是一直谨记着。
在策反杨虎的事情上，董竹君有着很大的功劳，杨虎曾在深夜探访董竹君，借着这个机会，董竹君立即对他讲道：像你这样拥有地位、资历和名望的人，完全可以为这个国家、和无数的老百姓做更多的事。
杨虎从未曾想过，他的这个好友竟会对将局势分析的这般透彻，这番话可谓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后来在董竹君等人的屡次劝说之下，杨虎终于被策反了，这也让张澜等民主人士在得到保护的同时，还出席了当年全国政协会议。
这个过程中，董竹君还利用她的身份救国许多共产党人，因此董竹君是真的为共产党作出了许多贡献。
1951年，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公安局做出决定，准备在上海设立一个接待中央首长、高级干部的食宿场所。
而他们这一次所看中的便是董竹君的“锦江”，此时的锦江早已在董竹君经营中声名远播。
对于这件事，董竹君也有着自己的考虑，可是在她想来，这是为党和国家做事，因此，她没有丝毫犹豫的就把自己手中经营了16年，并在当时价值15万美金的锦江两店，交给了国家。
董竹君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她周围朋友们不解，同时也未她感到了深深惋惜。可是董竹君却坚定的说道：
我这一生都参与支持革命，就是因为这个目前，我从未把这些东西当成自己的财产，也不会将这些财产遗留给我的孩子们，我是没有这些老旧观念的。如今中国解放了，会有许多好事情要去做，就怕你做不来。”
1952 年，董竹君担任了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
1953年，周总理邀请她到西花厅用餐，在吃饭吃，周总理放下酒杯，对她讲道：“身为都督夫人你可以抛弃荣华，单枪匹马的参加革命，真是难得呀。
这一次几人交谈十分愉快，吃过饭以后，周总理还特意邀请董竹君前往怀仁堂看戏，对董竹君这样一个巾帼女子，周总理也是打心眼里佩服。
1997年12月6日，98岁的董竹君病逝于北京，她在生命的最后8年中，写下了47万字的传记《我的一个世纪》。
回顾她这一生，身在陷淤泥而不染，在富贵而自立，处逆境而自强，他活出了属于她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