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秋天，银杏叶落满了县中学的操场。我攥着半块玉米面饼子躲在教室后门，看着会计室的玻璃窗折射出细碎的金光。
秦淑娟总在正午时分坐在窗前打算盘，乌黑的辫子垂在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算珠清脆的响声能穿透整个走廊。
那年我十七岁，是县城知青点的插队青年。
每到周末，我都会揣着省下来的粮票，蹬着二八自行车往三十里外的公社跑。
车筐里装着从知青食堂顺的咸菜疙瘩，后座绑着给生产队买的农药，但真正让我风雨无阻的，是能顺路去供销社会计室讨口水喝。
"陈卫国同志，这是上个月的工分表。"秦淑娟从算盘上方抬起眼睛，睫毛在阳光下镀着金边。
她总是这样连名带姓地叫我，却在递本子时悄悄塞给我两颗水果糖。玻璃纸在她掌心揉出细响，像极了会计室窗外那棵老银杏在风里的私语。
1975年深秋，我蹲在武装部门口的台阶上啃着凉馒头。
入伍通知书揣在胸口焐得发烫，暮色里传来胶鞋底摩擦砂石路的声响，秦淑娟抱着个蓝布包袱站在路灯下，辫梢沾着夜露。
"这份地图送给你，或许到了部队或许能用着。"她把包袱塞进我怀里，转身时发梢掠过我鼻尖，带着雪花膏的茉莉香。包袱里是整整齐齐的《中国公路交通图册》，扉页夹着张字条："愿做启明星，照君万里程。"
新兵连的夜晚，我借着厕所灯光翻烂了那本地图册。秦淑娟的来信总是周三准时到达，牛皮纸信封上印着供销社的红色公章。
她说公社来了新的放映队，说老银杏今年结果特别多，说会计室的算盘换了新珠子。
我在熄灯号吹响前把信纸按在胸口，仿佛能触摸到她指尖的温度。
1977年冬天，我戴着三等功奖章站在师部礼堂。
苏晓红就是从这个阶段闯进我的世界。
她是师长的千金，通信营的女兵，军装在身，英姿飒爽。
那天，我如往常一样出车，不同的是，苏晓红坐在我的副驾驶。一路上她就像一只灵动的百灵鸟，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周身洋溢着挡不住的热情与活力。
我知道她是师长的千金，一趟任务之旅，我从未多想过。
次年开春，秦淑娟出现在营区门口时，我正在车场检修解放牌卡车。
她穿着崭新的的确良衬衫，头发烫了时兴的波浪卷，怀里抱着个鼓鼓囊囊的网兜。
"听说唐山冷得早……"她低头踢着石子，露出后颈上一小块淡褐色的胎记，像片蜷缩的银杏叶。
我们在军区招待所最西头的房间住了三天。
每晚熄灯前，秦淑娟都坚持要给我织完那件枣红色毛衣。
月光从铁栅栏窗户漏进来，毛线针在她指间穿梭如飞，织进供销社午后斑驳的光影，织进三十里乡路上叮铃铃的车铃声，织进武装部门口那个带着露水的拥抱。
苏晓红是第四天清晨来的。
她靠在吉普车旁："陈卫国，师里要保送你读军校的名额在我爸桌上。"晨露打湿了她的羊绒围巾，"那个乡下姑娘能给你什么？前途？人脉？还是……"她突然笑了。
“陈卫国，这是我为你争取的，你知道我的心意，你也应该知道如何选择！”苏晓红突然变得严肃认真起来。
秦淑娟走的那天下着小雨。
站台上挤满南下的知青，她的蓝布衫很快消失在灰蒙蒙的人潮里。
我摸到口袋里硬邦邦的物件——是那块上海牌手表，表链上缠着根长长的黑发。
火车鸣笛时，有片湿漉漉的银杏叶飘进车窗，贴在她苍白的脸颊上，像滴永远擦不干的泪。
从此我与秦淑娟成了陌路人。
2008年深秋的淮海路，梧桐叶混着雨水粘在橱窗上。
我隔着火锅店的玻璃，看见秦淑娟端着铜锅匆匆走过。
她胖了些，烫过的头发干枯如蓬草，围裙口袋里插着点菜单和圆珠笔。服务员胸牌在蒸汽里晃动，照片上的女人还是抿着嘴笑，眼角却堆满蛛网般的皱纹。
"要鸳鸯锅底吗？"她低头摆着碗筷，手腕上戴着褪色的红绳。
我盯着她虎口处的老茧，那里本该有支画公路图的钢笔。"淑娟……"我哑着嗓子开口，她突然打翻了芝麻酱，褐色的污渍在桌布上漫延成唐山地震时的裂缝。
第二天我在柜台留了张银行卡。
密码是她离开部队那天的日期：19780423。
后来经理说秦会计办了离职，收银台的监控录像里，她攥着银行卡在晨雾中站了很久，最后对着初升的太阳鞠了一躬，背影渐渐融进南京路熙攘的人流。
去年清明，我独自回了趟县城。
供销社旧址盖起了连锁超市，唯有那棵老银杏还立在后巷。
树根处有个锈迹斑斑的饼干盒，里面塞满泛黄的信封——都是当年她寄到部队却被我原封退回的信。
最上面那封贴着8分邮票，邮戳日期是1978年5月1日，信纸只写了一行字："银杏结果了，给你留了最甜的白果。"
北风吹落满头金叶，恍惚间又见少女抱着蓝布包袱站在路灯下。这次我终于看清，当年她转身时飘落的不是夜露，是来不及坠地的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