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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华东局会议与批评

1946年7月，蔡孝乾以“老郑”这一化名，从战后的上海悄然启程，乘坐了一艘小船回到台湾。他穿着普通的灰色布衣，头戴斗笠，以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抵达基隆港。那时的台湾刚刚结束日本的长期统治，政治形势正处在一种莫测的动荡之中，处处是新的挑战和机遇。

抵达台湾后，蔡孝乾迅速与他的两位主要助手取得了联系。陈泽民，也就是“老陈”，是个身材中等、脸庞严肃的男子，曾在台湾从事过教师工作，因其对政治极为敏感，成为了蔡的得力助手。洪幼樵，则以“老刘”之名行动，他相貌平平，但对地下活动的策划和执行有着难以匹敌的才能。

1948年5月，蔡孝乾接到华东局的通知，须前往香港参加一场关于台湾工作的重要会议。这场会议将集中讨论和评估在台湾的地下活动及其效果，同时也将制定未来的行动策略。蔡孝乾从台北出发，乘坐船只穿越台湾海峡，到达香港。

当轮到蔡孝乾汇报时，他详细地介绍了他和他的团队在台湾进行的工作，包括建立通讯网络、散布宣传资料和组织秘密集会等。然而，当他提到“二二八”事件的处理时，会议的气氛突然转变。几名高级干部开始对他的处理方式提出严厉的批评。

批评主要集中在蔡孝乾在事件中的作风问题上。一位干部指出，蔡孝乾在处理“二二八”事件时表现出明显的独断专行，未能充分考虑到当地群众的情绪和需求。他的决策被认为与群众脱节，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党在台湾群众中的影响力。

更进一步的批评指向了蔡孝乾在将毛泽东思想应用到台湾具体情况上的失败。几位干部讨论了如何更好地将党的理论与台湾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强调必须更深入地理解台湾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点，以便更有效地推动党的政策和理念。

国民党的反击：《光明报》事件

1948年8月的一个炎热的下午，基隆中学的一名清洁工在清理学校图书馆的时候，意外地在一堆旧报纸和杂志之间发现了几份《光明报》。这些报纸并非学校订阅的正规出版物，而是被视为禁止的地下出版物。清洁工立刻通报了学校的校长，校长随即将这一发现上报给了当地的国民党安全部门。

国民党的安全人员迅速介入，开始了对这一事件的详细调查。他们首先对基隆中学进行了彻底的搜查，试图找到更多《光明报》的副本以及其他可能的反政府材料。在没有发现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他们扩大了调查范围，开始查询《光明报》的来源和分发渠道。

此时，国民党的安全局在基隆的一家邮局查获了一批即将寄出的《光明报》。邮局的记录显示，这些报纸是由一名名叫王明德的职员邮寄的。王明德在基隆的一家大型公司担任普通职员，平时看起来并无异常，但此次事件直接将他和《光明报》联系起来。

王明德被安全部门秘密逮捕后，他最初对自己与《光明报》的关联坚决否认。然而，在接受了几轮讯问后，面对可能的严厉惩处，王明德开始逐渐松口。

随着王明德的合作，国民党的调查人员开始根据他提供的信息，逐步揭开中共在基隆及其周边地区的地下网络。他们利用王明德所提供的线索和地址，秘密追踪到了一系列与《光明报》分发有关的个人和地点。这包括了几个秘密的接头点，以及用于储存和印刷《光明报》的隐藏场所。

蔡孝乾的落网与首次逃脱

1950年1月29日清晨，在台北市泉州街26号，一个不显眼的老式建筑里，一场紧张的捕捉行动正在进行。这栋建筑位于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周围是密集的民居和小商铺。在国民党保密局的密切监视下，几名特务穿着便衣混在街上的行人中，他们的目标是捉拿中共地下活动的关键人物，蔡孝乾。

国民党特务们在天刚蒙蒙亮时接到了指令，根据获得的情报，蔡孝乾可能藏身在泉州街的这栋楼里。他们迅速封锁了该建筑的出入口，并仔细搜索每一个角落。最终，在一个藏匿的地下室中找到了蔡孝乾，他在被发现时正尝试通过一个隐蔽的后门逃跑。

被捕时，蔡孝乾身穿一件普通的灰色衬衫和破旧的裤子，与一个普通市民无异。国民党特务立即将他带离现场，直接送往台北市的一个安全屋，以免他的同伴可能试图营救。

在安全屋中，国民党保密局局长叶翔之亲自对蔡孝乾进行了审讯。不同于常规的刑讯逼供，叶翔之选择了一种更为温和的劝说方式。他向蔡孝乾保证，只要他能配合提供信息，就不会受到身体上的伤害。

接下来的七天里，蔡孝乾被单独关押在一个隔音的房间里，每天都有专人向他提供三餐和必需的生活用品，确保他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满足，同时每天都有特务与他进行对话，试图从他那里获得有关中共在台湾的更多活动信息。

经过七天的劝说和保证，蔡孝乾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合作的意愿。叶翔之随后安排了一个实际行动，计划利用蔡孝乾联系其他地下党员，以此来一网打尽更多的中共成员。

在执行任务的途中，蔡孝乾被两名特务护送。他们穿过台北繁忙的街道，蔡孝乾看似平静地跟随在两名特务之间。当他们经过一条小巷时，蔡孝乾突然利用街道上的拥挤和特务的短暂疏忽，快速跑向一个黑暗的转角，消失在一条狭窄的巷子里。特务们立即追赶，但蔡孝乾已经利用巷子的复杂布局成功甩开了追踪。在混乱和黑暗中，他融入了夜色，让追捕他的特务只能望洋兴叹。

再次落网与生命的最后岁月

在蔡孝乾突然逃脱后，国民党特务部门迅速对他的背景和行为模式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他可能会试图与情人马雯娟（化名刘桂麟）会合并离开台湾的推论。特务们根据这一线索，开始布局围捕。

首先，特务部门前往蔡孝乾可能藏身的地点之一——位于台北的黄天家中。黄天被认为是蔡孝乾的亲信之一，他的住所位于一个老旧的住宅区内，隐藏在密集的巷弄之中。特务们在夜幕降临时包围了黄天的住处，随后突入其家中进行搜查。他们翻找每一个可能的藏匿角落，从地板到天花板，包括床底和柜子后面，然而他们什么也没找到。黄天本人也表现出对蔡孝乾下落一无所知的态度，尽管在激烈的讯问下，他依旧坚称自己不知道蔡孝乾的具体行踪。

在黄天家的搜查未果后，特务部门继续在台湾南部地区对蔡孝乾的行踪进行追踪。几天后，他们在台南市接到线报，蔡孝乾可能隐藏在一个老旧的仓库区。特务迅速展开行动，围困了那片区域。在一番搜查后，蔡孝乾在仓库的一个暗角被发现并捕获。这次，为防止他再次逃脱，他被立即铐上手铐，并被带到一个秘密的审讯中心。

在审讯中心，蔡孝乾遭受了极度的肉体和精神折磨。特务们使用了多种刑讯技术，包括水刑和电击，试图从他那里获取更多关于中共地下网络的信息。蔡孝乾在持续的痛苦和身体上的极限折磨下，终于宣布投降，同意合作提供信息。

蔡孝乾被转移到台南的一个看守所后，特务部门进一步施加心理压力。他们将已经投降并被拘留的马雯娟带到他的面前。马雯娟此前是蔡孝乾的小姨子兼情人，两人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特务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彻底摧毁蔡孝乾的抵抗意志。在马雯娟出现在面前的那一刻，蔡孝乾的情绪显得十分复杂，蔡孝乾的投降使得国民党能够进一步揭露并瓦解中共在台湾的组织网络。

被指控的蔡孝乾

在台南看守所的一间狭小、阴暗的牢房内，空气中弥漫着潮湿和霉味，几名地下党干部被关在这里，等待着不可预知的未来。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人此刻面色严峻，他们的命运因蔡孝乾的捕获而变得更加不确定。

这天，看守所的铁门被粗暴地推开，守卫将蔡孝乾推进了牢房。蔡孝乾的到来引起了一阵紧张的气氛。陈泽民和洪幼樵靠墙站着，表情冷硬，而张志忠步前一步，怒气冲冲地直视蔡孝乾。

张志忠突然大声斥责蔡孝乾，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你这种生活方式，简直是背叛了我们的初衷！”他举起手指，指向蔡孝乾，继续斥责：“你天天在波丽露西餐厅享受早餐，午后又在山水亭大吃特吃，晚上还不忘去永乐町看戏，你这是什么共产党员的行为？！”

蔡孝乾站在牢房中央，周围的几名地下党干部也纷纷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和失望。陈泽民补充道：“我们都在为革命默默奉献，而你却在外面奢侈生活，还诱奸了14岁的小姨子马雯娟，侵吞了我们宝贵的工作经费。”

洪幼樵的声音里也带着愤怒：“一万元美金，你知不知道我们能用那些钱做多少事？而你却把它花在了自己的享乐上！”

在这激烈的批斗中，看守所的墙壁似乎也在颤动。每一句指责都像是重锤击打在蔡孝乾的身上。牢房里其他的囚犯也听到了这场争吵，一时间，整个区域都笼罩在一种压抑的气氛中。

张志忠还不肯放过蔡孝乾，他冷笑着说：“你竟然还到处宣扬自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你这样的行为，简直是在拖我们所有人的后腿！”

而叛变后的蔡孝乾加入国民党，出卖直接或间接与共产党有关的人员高达1800多名，致使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力量一蹶不振，近乎瘫痪，罪孽之重罄竹难书。

参考资料：寻踪台湾隐蔽战线上的中共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