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各方势力的风云抉择

1936 年 12 月 12 日，古城西安风云突变，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毅然对蒋介石实行 “兵谏”，扣押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这一突发事件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瞬间打破了当时国内的政治格局，各方势力迅速做出反应，一时间局势波谲云诡。

彼时，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妄图鲸吞中华，已侵占东北三省，又在华北频频制造事端，策划 “华北五省自治”，妄图制造第二个 “满洲国”，进而全面侵华。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而蒋介石却依旧顽固坚持 “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调集大军围剿红军，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多次劝谏蒋介石联共抗日无果，为挽救民族危亡，迫不得已发动兵谏，以图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那么，各方势力对此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呢？

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妄图借机置蒋介石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他们全然不顾蒋介石的安危，迫不及待地调兵遣将，组织 “讨逆军”，并派飞机轰炸西安，妄图以武力迫使张、杨就范，使局势陷入极度紧张的内战边缘。何应钦一面在南京主持军事会议，叫嚷着要 “讨伐叛逆”，一面加紧与日本方面勾结，寻求支持。其行径昭然若揭，完全是为了个人的权欲，不惜将国家推向更深的灾难深渊，亲日卖国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与亲日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宋美龄、孔祥熙等为代表的亲英美派深知蒋介石的生死关乎英美在华利益以及国民党政权的稳定。事变发生后，宋美龄心急如焚，她极力反对何应钦的武力讨伐主张，四处奔走呼号，力求和平解决事变，营救蒋介石。宋美龄一方面稳住南京军政要员，防止亲日派进一步扩大事态；另一方面，她迅速派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前往西安沟通，了解情况。端纳抵达西安后，见到蒋介石安然无恙，向他转达了宋美龄等人的关切，并劝说蒋介石考虑张、杨的抗日主张。宋美龄随后又不顾危险，亲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智慧。在谈判桌上，她晓以利害，努力促成双方和解，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关键作用。

地处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刘湘等地方实力派，基于自身反蒋立场、抗日诉求以及对局势的判断，对西安事变明确表示支持。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全国，主张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桂系军队愿意北上抗日。他们与蒋介石长期存在矛盾，两广事变后双方关系依旧紧张，此次西安事变，他们看到了改变局势的契机，希望借此推动抗日，同时缓解中央军对自身的压力。四川的刘湘同样对蒋介石的 “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极为反感，中央参谋团入川后的种种行径更是让他如鲠在喉。西安事变发生后，刘湘迅速表明态度，支持张、杨的抗日主张，认为这是促成抗敌救国伟业、挽救民族危亡的正义之举。

北方军阀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态度则颇为复杂。冯玉祥起初听闻西安事变，对张学良的果敢举动还颇为赞赏，然而不久后便迫于形势，公开谴责张学良 “违法犯纪”“少不更事”“动摇国本”，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劝阻他人支持张学良。这背后既有对蒋介石权威的顾忌，也有出于维护国内局势稳定、避免日本趁机渔利的考量。阎锡山素有 “山西王” 之称，老谋深算，事变前张、杨二人虽多次与他联络，共商逼蒋抗日大计，但事变发生后，阎锡山却见风使舵。他先是持观望态度，未明确表态，待看到各方反应后，便公开批评张、杨，提出一连串看似公允实则推诿责任的问题，如 “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 试图在复杂局势中明哲保身，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害。

西安事变爆发当晚，张学良便急电中共中央，通报事变情况，寻求中共的意见与支持。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后，高度重视，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慎重分析局势。彼时，党内虽有不同声音，但中共中央基于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考量，以民族大义为先，摒弃前嫌，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这一方针既着眼于挽救民族危亡，避免内战爆发，又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中共中央深知，蒋介石虽坚持 “攘外必先安内”，与红军作战多年，但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他仍是中国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其抗日与否直接关系到全民族抗战局面能否形成。倘若蒋介石遭遇不测，亲日派掌权，中国必将陷入更深的亡国危机；反之，若能促使蒋介石转变立场，联共抗日，则有望凝聚全国力量抵御外敌。基于此，中共中央毅然决定从抗日大局出发，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

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受党中央派遣，迅速奔赴西安。周恩来抵达西安后，不顾旅途劳顿，立即与张学良、杨虎城会面，深入了解事变经过，阐明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在与张、杨达成共识后，周恩来又与蒋介石展开谈判，晓以民族大义，劝其放弃 “攘外必先安内” 的错误政策，转而联合红军及全国各党派共同抗日。面对周恩来的大义凛然，蒋介石最终被迫接受了 “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等六项承诺。中共代表在西安广泛接触东北军、西北军官兵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稳定军心民心，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营造了有利氛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高瞻远瞩，不仅粉碎了亲日派的阴谋，而且推动了国共两党关系的缓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大势渐成。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态度颇为复杂微妙。一方面，苏联官方媒体如《真理报》《消息报》等纷纷发表社论，谴责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是 “叛变”“破坏中国反日势力团结” 之举，将其视为受日本煽动的阴谋，给中国抗日力量带来极大危害。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同样对张、杨口诛笔伐，斥责他们为 “叛徒”“强盗”，认为张学良的行动客观上削弱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

另一方面，苏联和共产国际又致电中共中央，敦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背后，实则有着深层次的战略考量。苏联当时面临纳粹德国在欧洲日益增长的威胁，东部边境亟需稳定，不愿看到中国陷入大规模内战，给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继而北上进攻苏联的可乘之机。苏联期望中国能形成抗日统一战线，拖住日本，以减轻自身压力。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出发，苏联认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惟有维护蒋介石的地位，促使国共合作，才能有效整合中国抗日力量，实现抗击日本侵略的战略目标。这一系列指令，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中共党内的困惑，但也促使中共更加坚定地从民族大义出发，寻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之道。

英美两国作为在华拥有重大利益的列强，对西安事变同样密切关注。事变发生后，英美驻华外交官迅速向国内汇报情况，两国政府随即展开紧急磋商，研判局势走向。一方面，英美担心蒋介石政权垮台，亲日派掌权，中国陷入内战深渊，这将极大地损害他们在华的经济、政治利益。日本若借机扩大侵华，势必打破远东地区的势力均衡，对英美在亚洲的殖民统治构成直接威胁。因此，英美官方纷纷发表声明，表达对蒋介石人身安全的关切，反对任何可能引发中国内战的武力行动，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另一方面，英美通过外交渠道向南京政府施压，要求其保持克制，避免激化矛盾。英美驻华大使频繁出入南京政府各部门，与宋美龄、孔祥熙等亲英美派要员密切沟通，强调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性。英国驻华使馆武官建议列强联合向张学良发出通告，关注蒋介石安危，试图以国际舆论压力促使事变和平解决。美国政府指示驻华大使詹森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转达对蒋介石安全的高度关注，詹森多次奔走于南京政府高层之间，表达美方立场。英美在西安事变期间的种种作为，旨在维护自身在华利益，遏制日本扩张，确保远东局势稳定，其态度与行动对南京政府内部亲英美派的和平斡旋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客观上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营造了有利的国际氛围。

西安事变及其引发的各方势力反应，宛如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各方基于不同立场、利益与目标，所做出的抉择或狡黠，或正义，或短视，或高瞻远瞩，共同勾勒出一幅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

在这场历史风云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力挽狂澜，促成事变和平解决，展现出坚定的抗日决心与卓越的政治智慧，成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中流砥柱；国民党内部亲日派、亲英美派的激烈博弈，地方实力派或支持、或摇摆的众生相，尽显国民党阵营的矛盾与分化；国际势力苏联、英美虽各怀心思，但在客观上也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或影响作用。

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国共两党携手迈向合作抗日之路，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刻警示后人：在民族危亡之际，唯有摒弃私利、携手共进，以民族大义为重，方能汇聚起磅礴力量，战胜重重艰难险阻，捍卫国家的独立、尊严与民族的未来。西安事变的历史回响，至今仍振聋发聩，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