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曾为新桂系领袖、民国代总统，几乎可以称得上国民党统治时期自蒋介石之下的第二人。

他的政治嗅觉，比起老搭档白崇禧要灵敏得多，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因此，他在1949年选择去美国而非台湾，因此，他在1965年冲破重重封锁毅然返回祖国。

比起白崇禧在台湾死得疑点重重，李宗仁回到家乡后待遇要好得多，让他得以安享晚年。只是，在李宗仁的葬礼前后，也曾发生过一件奇怪的事。

本来追悼会定的是由傅作义主持，李、傅都曾是国军上将，关系相处也不错，这样安排合情合理。但周总理看后，果断改了人选，这是为何？

李宗仁和傅作义都是抗日名将。李宗仁有台儿庄大捷，傅作义则有五原大捷。

他们都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勇敢站出来抵御外敌，并用胜利提高国人的信心，这是我党后来高看他们的重要原因。

进入解放战争后，李宗仁逐步偏向于政治，没亲自率军与我党作战，只是他职务太高，被列为国民党43位战犯中的第二位。等局势趋于明朗，他就远避海外等待情况发生变化。

傅作义情况有所不同，在起义前跟我军是从头打到尾，战争初期他死命压制晋察冀/华北，手上有不少血债，名字也在国民党43位战犯之中。

不过，傅作义在仍有一战之力的情况下，让北平得到和平解放，保留了这座千年古都、减少了杀戮及维护了我党的名声，所以我党也给予很多优待。

虽然在国民政府中李宗仁更显赫，但在新中国，傅作义的权力要更大一些，他起义后担任过水利部（后为水利电力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能接触到重要政务。

李宗仁回国后却没有政府部门负责任何工作，由傅作义来主持他的追悼会，级别上完全没问题。

如果只是一般的革命干部，这样安排也正常。但，李宗仁身份非常特殊，需要考虑到的方面更多。因此周总理特别叮嘱，治丧会员会名单、追悼会流程一定要经自己过目批准。

当这些东西呈递上来后，周总理反复看了很久，最终提笔将追悼会主持人“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划掉，改成了“全国政协主席”。

自1954年开始，到1976年去世，周总理都兼任了全国政协主席。换句话说，他是给自己多增加了一项工作，为何如此呢？

简单来说，就是周总理思考得更加全面。最开始拟定名单的人是想着李宗仁属于爱国将领，在新中国没有职务，由一个相熟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出面，已经足够。

一来政协的重大职责就是团结党内外的爱国人士，属于专业对口。二来李宗仁没有职务，而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副国级，级别上完全符合标准，不算怠慢。

这份名单很多人看后也觉得没有不妥，只是周总理看的角度更高。乍一看是没问题，但仔细一琢磨，就感觉非常别扭。

中国人对死亡非常看重，“盖棺定论”、“事死如事生”、“备极哀荣”等词语都说明了这一点。李宗仁毕竟是当过代总统的人，不能轻易糊弄，所有事项必然要予以最高规格。

那么，在最高规格的场合，一位原国军大佬，为另一位原国军大佬主持追待会，这成什么了？原国军系统的送别会？

而且李宗仁在回国之初曾提出过要个副国级职务，被毛主席婉拒了。傅作义也是局势已定后才投向人民的，为什么他却能拥有李宗仁期望的职务？还偏偏是他来主持追悼会？

在容易多想的人看来，这或许还有几分嘲讽意味，到时整个局面都会被搞得很尴尬。总理正是看到了这些背后的隐患，才决定亲自出面，以示重视。

他来主持，能让海内外各界人士看到我党的态度，原先位列战犯第二号的国民党大人物，新中国不仅没有亏待，还予以极大的尊重。

那些身在台湾省的思乡之人，内心必然会有所松动，周总理此举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统战效果。

再反观台湾省那边，主打就是一个灵活多变。蒋介石自打去了海峡对岸后，一直对李宗仁没什么好感，据已曝光的日记显示，他多次埋怨李宗仁是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

他都如此态度，麾下那些喉舌报刊自然对李宗仁也没什么正面宣传。尤其是李宗仁回到大陆后，台湾省大肆攻击李，各种脏水使劲泼。

但李宗仁去世后，老蒋又觉得不能太刻薄，便安排相关部门刊发了一篇“悼念”文章，这里面的李宗仁又完全成另一个形象了。

其实老蒋内心对李宗仁非常忌惮，他的贴身侍卫翁元后来回忆：李德邻是总裁的一生之敌。他死后，总裁松了一口气说，他以后终于不必再担心德邻（李宗仁的字）了。

另外还要说一个小细节，1974年傅作义去世，追悼会主持人也是周总理，此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但为了统战、为了国家，总理依然承担起这项工作，着实伟大且充满智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