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对17国代表说：蒋介石是头号战犯，但并非一无是处》
引言：
1959年金秋，北京正沉浸在建国十周年的喜庆氛围中。天安门广场上，来自60个国家的代表团齐聚一堂，见证这个东方大国的崭新气象。然而，就在欢庆的表象之下，一场关乎中国统一大业的较量正在暗流涌动。10月4日，赫鲁晓夫带着满腹牢骚离开北京，而在他离开的第二天，毛主席便召见了17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这场意味深长的会见中，毛主席说了一段令人费解的话：＂蒋介石是头号战犯，但并非一无是处。＂这番话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意？为何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毛主席要对国际友人提及这位宿敌？
一、赫鲁晓夫访华背后的较量
1959年的北京，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建国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天安门广场上，1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和来自60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个东方巨人的崛起。
然而，就在这欢庆的时刻，一场看不见的较量正在暗中上演。刚刚结束美国之行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带着与艾森豪威尔达成的默契来到北京。这位昔日的盟友，此时的言行却让人大跌眼镜。
＂中国同志们，我建议你们释放在东北关押的美国特务。＂赫鲁晓夫在一次会谈中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些特务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被俘获的，他们的释放与否关系到国家尊严。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还在多个场合高调赞扬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一位和平之士，他提出的＇三无世界＇构想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这番言论让在场的中国领导人听了直皱眉头。要知道，就在不久前，艾森豪威尔政府还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赫鲁晓夫竟然开始指责中国的正当防卫行动。＂炮打金门是破坏和平的行为！＂他对着中国领导人大声说道，＂为了一块不毛之地与印度起冲突，这简直像好斗的公鸡！＂
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赫鲁晓夫突然宣布：＂我们决定撤走在华专家。＂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让整个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这些专家正在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建设，他们的突然撤离必将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造成影响。
面对赫鲁晓夫的种种言行，中国领导人始终保持着克制。在送别仪式上，毛主席虽然亲自到场，但只是礼节性地握手，没有发表任何临别赠言。这种反常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的表达。
赫鲁晓夫走后，他在海参崴发表的一番言论，更是暴露了他对中国的不满。为了消除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对其他兄弟国家和兄弟党造成的不良影响，毛主席在第二天就召开了一场特殊的会见。
这场会见的对象是来自巴西、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等17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毛主席选择通过这场会见，向国际友人阐明中国的立场。这不仅是对赫鲁晓夫的回应，更是对整个国际形势的一次战略性表态。
二、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始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际。6月27日，杜鲁门总统宣布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从此开启了美国深度介入台湾问题的序幕。这一决定表面上是为了＂防止台海局势升级＂，实则暴露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意图。
1954年12月，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纳入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中。这份条约的签订，使台湾问题从单纯的中国内政问题演变为复杂的国际问题。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洛奇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宣称：＂台湾的地位未定。＂这种说法完全否定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明确规定。
1958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两个中国＂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响应。同年8月，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公开支持＂两个中国＂政策。这种企图将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的图谋，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争议。
面对这种局面，新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发起炮击，打破了台海地区的表面平静。这次军事行动不仅展示了新中国的决心，也迫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台湾问题的本质。
在联合国，新中国的外交代表多次阐明立场。1959年4月，陈毅外长在日内瓦会议上明确指出：＂台湾问题的实质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是非法的，必须终止。＂这番话语掷地有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首先是来自台湾当局的反对。蒋介石在一次讲话中表示：＂中国只能有一个，绝不接受分裂。＂这种态度与大陆方面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
国际社会对＂两个中国＂政策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1959年上半年，已有十多个亚非国家在不同场合表示支持中国统一。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一次记者会上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不应干涉。＂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调整其策略。他们一方面继续强化与台湾当局的军事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又在国际上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为其干涉政策寻找法理依据。这种做法使台湾问题在国际上更加复杂化。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新中国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毛主席在与17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中，不仅阐明了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更揭示了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本质。这次会谈成为新中国在国际上阐述台湾问题立场的重要时刻。
三、毛主席对蒋介石的评价
在与17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中，毛主席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谈论蒋介石。这种评价方式与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前，官方文件中对蒋介石的称呼通常是＂蒋匪＂或＂战犯＂，而这次，毛主席却说：＂蒋介石是头号战犯，但并非一无是处。＂
毛主席首先谈到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轻言放弃。但是如果发生战争，无论牺牲多大，也要抵抗到底。＂这番讲话表明了国民政府抗日的决心。
随后，毛主席提到了蒋介石对日本投降的处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下令各地国民党军队就地防守，严禁擅自接受日军投降。这个命令避免了各地军阀趁机扩张势力，为战后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的投降仪式中，蒋介石派何应钦作为中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维护了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地位。
在谈到蒋介石的为人时，毛主席提到了一个细节。1946年，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每次与周恩来会谈，都会亲自将周恩来送到楼下。这种礼遇，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中是很少见的。即便在国共关系最紧张的时期，蒋介石对周恩来的这种基本礼节始终没有改变。
关于蒋介石的治军能力，毛主席说：＂蒋介石训练军队很有一套。＂1924年，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严格执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他亲自为学员讲授《军人精神教育》，强调军纪严明和爱国主义精神。这种教育方式，对后来的中国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对外政策上，毛主席肯定了蒋介石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某些做法。1943年，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坚持要求归还台湾和澎湖列岛，并最终得到了美英的承诺。这一立场与中国共产党关于收复失地的主张是一致的。
1958年，当美国提出＂两个中国＂政策时，蒋介石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他在一次讲话中表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这种立场虽然出于不同的政治考虑，但客观上抵制了美国分裂中国的企图。
不过，毛主席同时指出了蒋介石的重大错误。首先是发动内战，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其次是在社会制度选择上走错了道路，使国民党最终失去了民心。这些都是历史给予蒋介石的深刻教训。
在会谈结束时，毛主席强调，评价历史人物要实事求是，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一概肯定。这种评价方式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也为后来的统战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
四、统战工作的新思路
1959年的这次会谈，不仅是对蒋介石的历史评价，更标志着新中国统战工作的重要转折。在与17国共产党代表团交谈时，毛主席详细阐述了对台统战工作的具体方针。
这一年的统战工作出现了多个突破性进展。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首次提出要＂争取台湾广大民众＂的口号。3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多位原国民党将领主动提出要加强对台湾军政人员的统战工作。
针对基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59年上半年，已有数十名台湾军方中下级军官通过各种渠道与大陆取得联系。他们中有些人是通过香港的亲戚传递信息，有些则是借助在日本、菲律宾等地的华侨网络。这些联系虽然零散，却为后来的统战工作打开了突破口。
在经济统战方面，新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务实举措。4月，福建省专门成立了台商接待办公室，为往来两岸的商人提供便利。在厦门、福州等沿海城市，设立了专门的台胞接待站，负责处理台湾同胞的各类事务。这些机构的设立，为两岸民间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
文化统战工作也在同步展开。1959年夏天，福建省文化部门组织编写了一批闽南语教材，通过广播向台湾播送民间故事和地方戏曲。这些节目采用台湾民众熟悉的方言，内容多以乡土情结为主，避免了直接的政治宣传。
对台湾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同样取得进展。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专门设立了台籍学者研究基金，鼓励台湾学者来大陆进行学术交流。一些在日本、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也开始与大陆建立学术联系。
在宗教统战方面，新中国展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台湾的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团体受到特别关注。中国佛教协会多次邀请台湾的佛教界人士参访大陆寺院，这些活动虽然表面上是宗教交流，实则承担着重要的统战功能。
针对台湾基层民众，统战工作更加注重实际效果。福建沿海地区的渔民互助组织得到加强，为在海上相遇的台湾渔民提供帮助。这种民间层面的友好往来，在无形中增进了两岸民众的感情。
毛主席在会谈中特别强调，统战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好高骛远。要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在政策执行上要有耐心，避免简单化。这种务实的态度，为此后的对台工作指明了方向。
这次会谈后，统战部门对工作方式进行了调整。不再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是更多地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寻求两岸之间的共同点。这种转变在实践中证明是富有成效的。
五、统一中国的构想
毛主席在与17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最后部分，详细阐述了关于统一中国的具体设想。这些构想不仅体现了对现实情况的清醒认识，更展现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智慧。
首先是关于台湾地方自治的构想。毛主席提出，在统一后可以保持台湾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具体而言，台湾可以保持自己的军队，但需要改称＂国防军＂；政府体系可以保持现状，但要改称＂省政府＂；对外贸易可以维持独立性，大陆不会干预。
在经济制度方面的设想更为具体。台湾的私营企业可以继续存在，工商业者的财产权益得到保障。美国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保留，但要重新签订投资协议。这种构想充分考虑到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教育文化方面的安排也很周到。台湾的学校可以保持原有的教学体系，教材可以继续使用，但需要增加一些反映全民族共同历史的内容。各级学校的教职员工待遇不变，学生的升学制度也维持原状。
在行政人员安排上，毛主席提出了＂人尽其才＂的原则。对原台湾当局的公务人员，只要不是战争罪犯，都可以继续在岗位上工作。这种安排既保证了行政体系的稳定性，又体现了统战工作的包容性。
关于两岸民众往来，设想更加开放。台湾同胞可以自由来往大陆，从事商贸活动或探亲访友。大陆同胞去台湾则需要经过适当管理，以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非对等的安排显示出极大的政治智慧。
在国际事务方面，构想也很周详。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参与国际事务。在某些国际组织中，台湾地区可以派代表以适当身份参加，但前提是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军事整合方面的设想极为务实。台湾军队可以保持相对独立性，但指挥体系要逐步实现统一。军官的军衔和待遇保持不变，士兵的服役条件也维持现状。这种温和渐进的方式，有助于消除台湾军方的顾虑。
在处理历史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宽容。对于过去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采取＂既往不咎＂的政策。参与过内战的军政人员，只要不是重大战犯，都不追究责任。这种大度的态度为化解历史积怨创造了条件。
对外事务的处理也有明确规划。统一后，台湾与其他国家已经签订的协议，可以在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继续履行。这种安排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照顾到了台湾的实际需要。
在会谈结束时，毛主席特别强调，这些构想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重要的是坚持和平统一的基本方向，采取灵活务实的政策措施。这些构想为后来的对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