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

“我这是坚持科学。”

“是啊，就你刘亚楼讲科学，你还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嘛。”

……

1961年，中南海发生了一场不欢而散的争吵，争吵的双方是毛主席和空军司令刘亚楼。这一场争吵过后，毛主席几个月都不理刘亚楼，刘亚楼只好请周总理、罗荣桓等人“劝架”。

“刘亚楼喜欢说了算，空军就让他说去吧。”最终，了解刘亚楼脾气的毛主席还是做出了让步。

关于这一场争吵的起因，还得从中苏关系破裂开始说起。当时很多苏联专家纷纷撤走，部队中的很多俄语翻译也被要求遣散和改行。结果刘亚楼一听，当即表示反对：

“不经过空军党委批准，一个翻译也不准动。”

对于空军翻译队伍的建设，刘亚楼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哪里舍得随随便便就将其解散。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苏两国达成协议，斯大林派一批顾问和专家，帮助我国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为了解决语言的问题，刘亚楼谈判回国之后，首先抓的工作就是翻译问题。

想要过河，没有桥和船是办不到的；想要在苏联人的帮助下筹建空军，翻译就是其中的桥和船。

当时全空军的俄文翻译也只有31名，和实际需要相差甚远。刘亚楼当即派人前往哈尔滨和新疆，选调了一批懂俄文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经过数次调配，空军的翻译队伍从40人一下子就扩大到了400人。

1950年空军第一次翻译工作会议，刘亚楼百忙之中亲自到会。因为刘亚楼早年有留苏经历，因此对于翻译标准的问题，刘亚楼特意作出指示，要求每个翻译在准确的基础上，要保证通顺。

后来为了培养翻译，刘亚楼抽调了60名翻译出国，到苏联的空军工程学院学习，又抽调了150名翻译到航校学习航空技术，调26名翻译到军医大学习医学。

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不少部队中的俄语翻译被迫改行，或是转业，但到了刘亚楼这里却大唱反调。毛主席听说后对刘亚楼的做法有些不满，专门找他到中南海谈话，结果最终还是毛主席做了让步。

针对翻译没有工作可做的问题，刘亚楼要求举办培训班，利用这个空隙让这些翻译掌握第二外语。刚开始有人觉得时间太短，学不出效果，但刘亚楼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他们已经掌握了一门外语，另学一门外语是相对容易的。

曾经有人指责刘亚楼在空军是“家长制，一言堂”，刘亚楼听到后一笑置之，反而对指责的人说：“你连飞机型号都搞不清楚，我还能让你胡来？你不服气可以到中央告我，能把我告下来，司令让给你当。”

一番话，说的对方哑口无言。

根据毛主席“要编写出我们自己的条令”的指示，刘亚楼立即组成专门小组，并亲自担任组长。为了搞好编写条令的工作，刘亚楼首先抓组织落实，建立一支得力的编写班子，并抽调了一批俄文、英文好的翻译，组成外文秘书组，配合领导小组工作。

编写小组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编写“空军战斗条令”。经过对各国空军战斗条令的对比，刘亚楼多次强调要充分利用外国资料，找到他们之间的异同点，这样编写出来的东西才能超越他们。

从一开始，刘亚楼就强调统一军语的重要性，要求每个翻译深入了解每个词意，在吃透原文的基础上再下笔。在统一军语方面，外文秘书组做了大量的工作。

随着编写条令教材、教程的范围逐渐扩大，刘亚楼又组成了12个翻译组，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将有用的材料全部译出，总字数达到了1200万字之多。除了解决过去积压的材料，刘亚楼还为今后处理材料规定了一套章程。

早在编写条令教材之初，刘亚楼就立下誓言，如果他中途死了，就请将编好的书放到他的墓前。没想到在1964年，刘亚楼真的查出了肝癌。在弥留之际，刘亚楼面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副参谋长姚克祐说：

“秘书长，我的话言中了，条令编出来了，上八宝山送给我。”

一声“秘书长”，让姚克祐顿时泪如雨下，这个职务是他在空军条令教材编写组的职务，如今刘亚楼称呼他为“秘书长”，可见包含了刘亚楼多少在条令编写中的苦心。

空军的翻译事业始于刘亚楼。从1949年开始，空军的翻译事业大体可以分为6个时期，而刘亚楼作为开创者和奠基者，则经历了其中的4个时期。在他的主持下，空军5年时间编写成306部蓝皮书，直到弥留之际，他还在惦记着条令编写的工作。

直到今天，刘亚楼主持编写的译著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刘亚楼不仅仅是空军翻译事业的奠基者，更是空军翻译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对空军翻译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