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我军早期要员，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与王明、博古等人同窗相伴。

后来任七军团政治委员，乃党史中“北上抗日先遣队”失利的关键人物。

而粟裕视之为纸上谈兵之徒，滥用所谓“最后决定权”瞎指挥。

他与粟裕不和，跟邓公是连襟，1952年自尽，李富春：他没啥大问题

与粟裕不和

乐少华是我军初期的一位不得不提的高级将领。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怀抱，两年后便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博古同窗。

学成归来后，历任红5军团副政委、红3军团政委，至红7军团政委，一路声名鹊起。

1934年，正当中央红军酝酿长征之际，乐少华携手寻淮洲、粟裕，率红7军团组成的抗日先遣队北上，意图吸引敌军兵力，减轻主力的压力。

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会师后，部队更名为第10军团，乐少华继续担纲政委。

同年十二月，他们在皖南的战斗中遭遇了重创，寻淮洲英勇牺牲，乐少华也身受重伤。

随后的情形更为险峻，抗日先遣队在敌军的严密包围下，几近绝境。

乐少华与粟裕领导的突围部队虽有八百余人成功突围，但主力部队已被敌人死死围困于江西玉山的怀玉山区，方志敏等人被捕牺牲。

乐少华之后秘密转移到上海，疗养之余躬行隐匿，最终选择回到故乡养伤。

抗日先遣队的余部在粟裕的带领下，转战闽西，开展了一段异常艰难的游击战争。

乐少华与粟裕不和的缘由，颇有几分戏剧性，而说他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失利的关键人物，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1934年盛夏，红七军团奉命担负起抗日先遣队的重任，北驰皖南，打着抗日旗号，风风火火地宣传抗日。

中共中央同时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与《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倒是激昂得很，直教人热血沸腾。

但当时的指挥员们，包括粟裕在内，还未必看清了其中的玄机。

此行更深的意图，是“围魏救赵”，意图直插国民党腹心地带，吸引敌军调动，从而分散其对中央苏区的围困，配合红军主力的长征。

若从战略全局上看，红七军团承担的，已然是“弃子”的角色，一场注定难以完成的任务。

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兵力不足。

红七军团的全军将士不过四千余人，临时为了北上抗日的任务补充了两千余名新兵，总计也不过六千出头。

虽名为军团，却分作三师，实则每个师不过是几个大团的规模。

战斗力堪忧，更遑论武器，全军上下仅有一千二三百支长短枪，连棍子梭镖也成了主力武器。

战士们常常三人共用一支枪，若枪上膛了，便也算作“武装齐备”了。

其次，部队行动迟缓。

中央给他们配了三百多担宣传品，满载而来，还带上后勤物资和炊事担子，竟有五百多担之巨。

行军途中，兵士们不得不轮番上阵，肩挑这些沉重的担子，时刻还要派兵警戒，这拖沓的阵仗，哪里像是行军打仗，倒更像是乡间赶集。

如此一来，速度大打折扣，兵贵神速的用兵法则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再说那指挥体制，简直是一团乱麻。

北上先遣队虽保持了军团的名义，然而权力分配上却早已潜伏着危机。

本应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和参谋长粟裕三人共同决策的军团领导层，却硬生生塞进了一个“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

此人虽顶着中央派遣的名头，却成了实权的掌控者，与军团长、政委一道组成了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主宰一切政治与军事决策。

而粟裕，作为堂堂参谋长，连同政治部主任刘英，竟然被一脚踢出了核心圈子。

更要命的是，军团长寻淮洲虽有打仗的真本事，但在这军事委员会里，权力却早已被架空。

印把子握在了悲观动摇的中央代表曾洪易和那毫无实战经验的政委乐少华手中。

粟裕本是个厚道之人，向来不与人争锋，但面对这荒唐的局面，竟也在回忆录中难得露出锋芒。

粟裕认为乐少华的问题在于，他既无半点实战经验，又霸道蛮横，仿佛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威严”。

他时常动不动就拍桌子摔杯子，骂娘如家常便饭，帽子满天飞，张口闭口便是“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以此打击压制敢于发表异议的干部。

至于那所谓的“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他更是滥用至极，连瞎指挥也能冠冕堂皇地搬出这一条，真是荒谬至极。

粟裕虽向来忍让，但与乐少华的矛盾终究不可避免。

于是，“不和”之说便渐渐浮出水面。

然而，倘若站在粟裕的角度，未必是“和”不起来，而是实在忍无可忍了。

毕竟，行军打仗岂能全凭拍桌骂娘便能打得赢？

与邓公是连襟

那么乐少华与邓公竟成了连襟，又是怎么一回事？

话还得从浦代英说起。

浦代英，原名浦黛英，乃是云南“宣威火腿大王”浦在廷的掌上明珠，红7、红10军团政委乐少华的夫人，而更有意思的是，她的妹妹浦琼英——后来改名卓琳，正是邓公的夫人。

这两家的姻缘，就此攀上了革命的枝桠。

浦黛英诞于1911年，云南省宣威的富商浦在廷府上，夫人给这个女婴取了个雅致的名字，叫浦黛英。

她出身富贵之家，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而后家里又添了两个妹妹——浦石英和浦琼英。

浦在廷不仅是宣威商会会长，还组建了云南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颇有远见地引入了当地工商史上第一条罐头生产线。

由此，"宣威火腿"的名气，不仅响彻云南，更是远播四方，风头一时无两。

1937年春，抗日战争的号角响彻神州，浦黛英也舍弃了富贵生活，毅然决然地与一群青年志士奔赴延安，开启了她的革命生涯。

她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

这一期的学员大有来头，分为14个队，其中第1、第2队尽是红军团以上的干部，陈赓、罗炳辉、何长工、乐少华这些叱咤风云的名字，皆汇集于此。

女区队中，亦是英杰云集，贺子珍、康克清等巾帼不让须眉之人比比皆是。

延安的岁月里，浦氏三姐妹感受到了时代的激荡，纷纷改了名字，脱胎换骨。

浦黛英觉得自己名字中的“黛”字难免让人联想到《红楼梦》里的林黛玉，那病弱娇柔的形象显然与她的革命理想格格不入，便果断将“黛”改成“代”，意思是要代替旧我，迎接新生。

二妹浦石英则因母亲姓雷，改名雷迅，"迅"字是她为自己立下的志向，希望以此改掉慢性子的毛病。

至于小妹浦琼英，改名为卓琳，这个名字后来伴随着她与邓公的故事而传颂开来。

1937年年底，浦代英从抗大顺利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担任译电员。

正是在这一年，她与乐少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完成了她人生中的另一桩大事。

1936年8月，乐少华伤愈归来，辗转来到陕北。

翌年4月，他步入了抗日军政大学的大门，和浦代英成了同一期的学员。

那个年代，革命的激情燃烧，心灵上的相通总是来得迅速而自然。

没过多久，乐少华便被这位来自大城市的富家小姐深深吸引。

乐少华彼时任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比浦代英年长整整八岁，心中忐忑不安，担心年纪悬殊会让她拒绝这段情缘。

于是，他索性求助蔡畅——这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的夫人来充当红娘。

蔡畅出马，自然是手到擒来，没多久，浦代英便欣然同意与乐少华交往，两人于1937年12月携手走入婚姻殿堂。

婚后的日子，二人住在延安杨家岭，屋舍虽简陋，却也充满了革命气息。

他们的邻居可不简单，乃是陈云、李富春这两位大人物。

而隔壁不远处就是毛主席居住的窑洞。

有一次，陈云打趣道：“好啊，乐少华，你这穷小子倒是有本事，居然娶了个富家女。你可得小心些，不要被她养成娇惯毛病了！”

乐少华听罢，只在一旁傻笑，挠了挠头，不敢应声。

浦代英的两个妹妹，那时已从陕北公学毕业，继续留校任职。

1939年夏，经由邓发和曾希圣的引荐，卓琳终于认识了从太行山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邓公。

初见之时，卓琳对这位革命老将未见得有多少好感，甚至有些犹豫。

但经过几番深入了解，感情自然而然地萌生了，很快，她便与邓公确定了关系。

“他没啥大问题”

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乐少华在这风起云涌的政治浪潮中，心思却逐渐转向基层。

他多次向陈云请辞，欲离开中组部，到地方上去走走看看。

陈云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乐少华便来到安塞县茶坊兵工厂，接过厂长的担子。

此番调任，若说是革职，倒也未必；但政治舞台的灯光，的确已不再照到他身上了。

1944年初，浦代英也响应号召，提出要到基层工作。

这位曾经的富家小姐，此时已完全融入了革命的洪流中。

最终，她选择了中央医院，当了一名普通护士。

抗战胜利的钟声在1945年敲响，随即，中共中央派遣大批干部，连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进军东北。

乐少华再次告别妻儿，前往黑龙江出任鸡西军工办事处主任。

1947年，浦代英也带着孩子，历经艰难，辗转来到东北，继续追随乐少华的脚步。

她进入兴山军医大学进修，学成后被分配到哈尔滨军工职工医院，升任院长，直至1949年又出任东北军工局卫生处卫生科长。

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

1951年12月，全国开展了“三反”运动。

1952年1月15日，浦代英的人生骤然被一声枪响撕裂。

她的丈夫，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乐少华，因在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在家中举枪自尽。

这一枪，不仅击碎了他的生命，也击碎了浦代英心中仅存的安宁。

事后，东北局宣布乐少华畏罪自杀，并开除其党籍。

乐少华，作为一名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老党员，曾在革命战争中百炼成钢，面对战火、饥饿、死亡从不动摇。

为何在“三反”运动中，他竟选择了如此决绝的一条路？

这个问题，浦代英在她的回忆录中只字未提。

或许，对于她而言，那一切都已成过眼云烟，解不开，也不愿再解。

乐少华自杀后，浦代英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

为了排解内心的苦闷，她前往北京卓琳的家中小住。

卓琳看着姐姐愁云密布的脸庞，心知这份哀痛非同小可，便特意找到乐少华当年的上级李富春，试图寻个说法。

李富春倒是直言不讳：“乐少华没什么大问题，他纯粹是自己想不开。”

陈云听闻浦代英已到北京，特意安排了接见，他对浦代英耐心劝慰，语重心长地希望她振作起来，不要让这一场悲剧影响她的革命工作。

1958年，党中央号召党员们到边疆扎根，支援建设。

彼时，浦代英已是大连军工疗养院的院长，虽职位不低，但她决意响应号召，返回故乡云南。

云南省委组织部原本计划安排她在卫生厅任职，舒舒服服地干一份闲差。

然而，浦代英却一口回绝，不仅拒绝了这种“优待”，还坚决要求深入基层工作。

经过一番辗转，她最终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担任副站长。

1959年5月，工作站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浦代英出任副所长兼党支部书记，继续为祖国的边疆事业贡献力量。

时光荏苒，转眼已到1980年。

浦代英多年来不懈地为丈夫申诉，终于让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审查了乐少华的案件。

这一次，党中央决定为乐少华平反，恢复其党籍和名誉。

至此，乐少华在沉冤多年的阴影中，终于得以昭雪。

参考资料：

少华著. 粟裕与毛泽东陈毅[M]. 2019

从“宣威火腿大王”家走出的革命女儿彭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