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掌舵复旦为这座学府奠下了千斤重的基石。
从1905年参与复旦公学创立,至1947年去世,他在这四十余年中,心中怀着办一所能与欧美齐肩的大学的愿景。
他拒绝依附权贵,东奔西走四处筹资,将复旦逐渐建成一座“学术独立”的象牙塔。
他重学术,广聘名师,复旦的讲堂因而弥漫着“思想自由”的气息。
他奠定通识教育之基础,着力发展应用型学科,使复旦声名远播,甚至响彻海内外。
被遗忘的复旦校长李登辉
李登辉的育才与救国之路
提起“李登辉”这个名字,怕是今人多半先想到那个抛出“两国论”的台独,且惊呼一声。
殊不知,在这名字背后,尚有另一位李登辉,这位并非搅弄政局,而是执掌学府的教育家,静默而持久地奉献于复旦,执念四十年,只为复旦育才兴国。
复旦校长李登辉,并未为大众所熟知,反倒被一笔带过。
他那不曾张扬的功绩,似乎早被风雨磨平,却在今日依然触动人心。
李登辉,生于海外,青年时负笈欧美,修学耶鲁,满腹学问。
1892年,李登辉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入读俄亥俄州威斯雷阳大学预科。
五年光阴一晃而过,1897年他转入耶鲁学院三年级。
1899年,他以文学学士的身份从耶鲁毕业,而只是他回国救国大计的开始。
1900年,李登辉回到了南洋英华书院,出任英文部主任。
他不仅教授学生语言知识,还在槟榔屿的自行车运动会上发表了一篇振聋发聩的演讲——《中国的改革》。
他指出,教育是祖国积贫积弱的根本症结。
国人若不觉醒,不从教育入手,那未来必将永远沉沦于列强的压迫之下。
于是,李登辉立下了毕生志向:办学,兴国!
1901年,李登辉不待时机成熟,便毅然决定在巴达维亚创办当地第一所初级华人英文学校——耶鲁学校。
没有豪华的校舍,也没有充裕的资金,只有那群渴望知识的年轻面孔。
他深知,教育是抗击外侮、振兴民族的唯一武器。
哪怕身处异乡,他也要为华人子弟点燃求知的火炬。
1903年,正值上海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李登辉闻讯,不禁心生共鸣。
两位志同道合的教育家,竟不谋而合,都致力于中国人自己的教育事业。
李登辉毅然归国,告别了他在海外漂泊多年的生活。
归国后的李登辉参与反帝运动,尤其是抵制美国《排华法案》的斗争。
1905年9月13日,马相伯创办的复旦公学正式开学,李登辉受聘为首任教务长。
复旦,这座在他手中初现雏形的学府,成了他毕生为之奉献的事业。
加盟复旦后,他还身兼赛球中国学生会创会会长一职。
国内外局势动荡不安,青年学生多有迷茫。
1905年7月1日,他发起成立了寰球中国学生会,旨在“联络全世界中国学生情谊,互相扶助,交流知识”,以唤醒青年人之爱国思想。
学生会的成立,打破了由列强和教会垄断的学生组织局面。
寰球中国学生会,是一场青年爱国运动的开端,象征着中国青年自立自强的觉醒。
李登辉出生南洋、受教育于美利坚,心怀的是激烈的民主主义思想与炽热的爱国情怀。
在1905年上海创立“寰球中国学生会”时,李登辉便已决心推动社会进步。
纵然身为校长,面临着来自政府的压力,他也毫不动摇地支持师生走上街头,抗争帝国主义的压迫。
于是,每当风雨骤起,复旦的学子总是在反帝的最前线,挥舞着爱国的旗帜。
五四运动爆发时,复旦大学的校门外人潮汹涌,寰球中国学生会的会所俨然成了上海学生运动的策源地。
九一八事变后,李登辉更是提倡抵制日货,并为学生们组织的武力抗日运动提供支持。
他虽然是文人,却毫不畏惧当局的压迫,甚至因此几度遭遇国民党的迫害。
面对逼迫,他不得不暂时“隐退”,却绝不屈服。
在他心里,国家兴亡重于一切,复旦只是国家大厦的一块基石,而学生们,则是未来的栋梁。
李登辉对学生运动的坚定支持,为复旦赢得了“爱国高等学府”的美誉,使这座校园成为民主的堡垒。
而在留学事业上,他同样贡献卓著。
1907年,他受任为江南官费留学生考试官,1909年,又担任浙江省派赴美留学生的主试官。
他心系学子,寄望他们他日学成归国,得为国家领袖之一,以树立道德之模范。
在他领导下,仅在1919年至1920年之间,便有20批近2000名学生在“勤工俭学”的号召下奔赴法国。
这些学生中,既有像陈毅、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聂荣臻这样的未来领袖,也有蔡畅、向警子这样的巾帼英雄。
筹资解困,躬行育人
经费之于私立大学,恰如血液之于人体,少了这财源涌流,大学便难以发展。
近代中国的大学,尤其是那些自筹经费的私立学府,常常为此伤透脑筋,复旦也未能例外。
若说经费是复旦命脉,那李登辉便是守护这条命脉的关键人物。
每当复旦资金告急,作为一校之长的他,总是挺身而出,扛起这沉重的担子。
1912年,复旦因吴淞校舍毁于战火,被迫迁入上海徐家汇的李公祠。
复旦尚在创办初期,资金窘迫如常,李鸿章后裔更是屡次提起诉讼,欲将复旦逐出李公祠。
李登辉每日除了授课与处理校务,余下的时间几乎都用于四处募捐。
他为复旦的生存而奔波,信件频频往外飞去,往往为了一笔小额捐款,他竟能写十多封信,甚至数次登门拜访,亲自恳求。
国内捐款少得可怜,募捐处处受挫,他于是将目光投向自己生于南洋的故土,寄望于南洋的爱国华侨。
1918年1月,李登辉再度出发,奔赴印尼、新加坡,踏上了为复旦筹措经费的旅程。
半年的时间里,他马不停蹄地拜访侨领,宣讲复旦的办学初衷和中国教育的危机,激起了海外华侨的同情与支持。
六个月奔波,他筹得善款折合银15万元,这笔钱解了复旦的燃眉之急。
归国后,李登辉立刻投身于购地建校,终在江湾购得七十余亩土地,并于1921年开工兴建复旦的新校园。
校园建设远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何况建校所需资金如无底洞般难填。
尽管募款过程中屡遭冷遇,李登辉却依然锲而不舍。
最终,他赢得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的4万余元捐款,及印尼华侨黄奕柱的1万元资助,这才让复旦的校园建设初见曙光。
1922年春,复旦的新校舍终于落成,大学部迁入江湾,17年来辗转借地办学的历史就此画上句号。
校园里鸟语花香,初春的微风轻拂,却掩不住李登辉心头的重重顾虑。
复旦虽有了落脚之处,然经费一事仍没有彻底解决。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复旦的发展常与资金短缺为伴,几度濒临困顿。
李登辉目睹这一切,肩上的担子更沉了几分。
若要问李登辉是如何“化无为有”的,得归功于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性。
他请来国民党要员、工商巨头为复旦校董会成员,拉拢这些巨头捐款,几番周旋,最终筹得不少款项。
然仅凭外援远远不够,要想让这座学府屹立不倒,光靠外部捐赠如同杯水车薪。
于是,他发动全校师生和校友的力量,搞认购、办合作社,甚至写信给远在天涯的校友,软磨硬泡,诉说复旦的艰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他们能鼎力相助。
为了填补复旦的财政窟窿,李登辉不惜将自己的房屋和小轿车变卖,用以支撑学校的日常运作。
李登辉一面四处筹钱,一面节流。
办学时,他提出“精干”的原则,教职员工的聘用慎之又慎,师生比例远低于同时期的国立大学。
1921年,复旦共有学生432人,教职员34人,师生比例仅为1∶0.087;1924年,复旦学生增至841人,教职员也仅为58人,师生比为1∶0.068。
相比之下,同期清华大学的比例是1∶0.67。
复旦的教师不仅工作量大,薪酬还低得令人心酸。
国立大学教授的月薪一般在350至500元之间,李登辉身为校长,每月才拿200元,除此之外别无津贴。
教授们每月也是200元,但一年只发11个月的薪水,余下的一月得靠暑期学校的收入补齐。
即便事务繁忙,李登辉也宁愿提高现有职员的薪水,绝少另增新人。
他认为,若在开源无望之时,倒不如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少花一分即是一分。更难得的是,李登辉实行财务公开,所有账目一目了然,精确至每一文银。
如此一来,复旦教职员虽工资微薄,却心甘情愿,多做事、少取薪,逐渐形成了勤俭办学、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
李登辉的复旦使命与坚守
为守住思想的自由,李登辉始终坚持大学办学的独立性。
他坚信,学术的生命在于自由,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有权依据自己的兴趣与志向,自主解决学术问题。
虽然复旦这所私立大学时常为经费所困,在筹措资金、处理校务时不得不与政界打交道,甚至依赖官员的支持,但李登辉心系教育,不问政治。
国民党高官朱家骅,原本是地质学博士,却偏偏喜好做官、谋权。
李登辉对这类“学而不研、仕而争利”的官僚极为厌恶。
当朱家骅屡屡示意想插手复旦校董会,李登辉不留情面,断然拒绝。
辛苦经营三十年的学府,岂容这等人插手?
“九一八”事变之后,复旦师生群情激昂,接二连三地发动请愿,要求政府抗日。
这一连串的学生运动,震动朝野,将当局推至尴尬的境地。
而在这股声势浩大的爱国浪潮中,李登辉始终站在学生一边,正是他的深厚爱国情怀与对学生的同情,推动了复旦成为抗日运动的先锋。
他从未遮掩自己的态度,内心的火焰早已与学生的愤怒交织成一片烈焰。
1936年8月,当局终于按捺不住,派要员来上海,试图改组复旦。
这一次,李登辉被迫辞职。
抗战爆发后,复旦与大夏联合内迁,但部分师生因故留在了上海。
为了让这些师生能够继续学习与生活,李登辉策划成立了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1938年2月正式开学。
这是他对复旦深情的又一次体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沦为日寇占领区,敌伪势力愈加猖狂,逐步对各级学校施加控制,妄图将学府变为他们的工具。
李登辉面对这番局面,毫不畏惧,毅然提出“三不方针”:不向敌伪注册,不让敌伪人员进校,不参加敌伪的公众集会。
敌伪百般威逼,李登辉却坚定如初,宁愿停办学校,也绝不屈服。
因李登辉与复旦师生的坚决抵制,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始终未落入日伪当局的掌控。
那是一段充满压迫与险境的岁月,但李登辉坚持“思想自由”,他深知,学术的土壤若被践踏,知识的种子便再无萌芽之地。
因此,复旦自始至终保持着那份独立与自由。在李登辉的带领下,复旦成了南方自由活泼的学术乐园,民主思想的沃土,在那里,种子破土而出,发芽成林。
于是,“考复旦去”的呼声日渐响亮,成千上万的青年渴望以此为荣,复旦成为了无数青年心中的圣地。
若说北方有蔡孑民先生倡导的思想自由,那么南方的这面旗帜,无疑是由李登辉高高举起的。
复旦的思想自由传统,正是李登辉这位校长最大的功绩。
晚年时的李登辉,已然身心疲惫,目睹战火连绵,国民道德一落千丈,他心中忧愁如海。
战争碾碎了人们的良知与秩序。
他屡屡呼吁和平,竭力反对内战,但终究未能挽回这片土地上燃烧的火焰。
1947年11月,他在上海溘然长逝,带着满腔忧虑离开了这个动荡的时代。
从1905年回国到1947年去世,李登辉与复旦共度了四十二载光阴。
复旦从江边破落的一座小庭院,而在李登辉的带领下,逐渐发展为中国的高等学府之一。
李登辉一生著述不多,大多是辞典和教科书,字字有魂。
他对复旦最大的贡献,不在笔墨之中,而在他高瞻远瞩的办学思想与科学的育人理念,更在他那高尚的人格力量。
他以行动诠释了什么叫“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参考资料:
复旦的“保姆”——李登辉的办学思想和实践 陈桃兰
李登辉_以自我牺牲而毕生服务教育_俞可
此登辉非彼登辉。
大汉奸李登辉
和日狗台独分子同名
小编初心叵测
小编居心叵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