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整体持续的时间其实非常短暂，作为北方五代割据政权中的最后一个—后周，在公元960年，由后周的重要军事将领赵匡胤发动了著名的陈桥驿兵变，也最终被地方强大的军事力量推翻，由此中国的封建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按照目前历史学界的说法，北宋王朝的建立以及发展，实际上使得中国的封建时代进入了近世时期，这也是中国在五代十国割据混战之，重新得以统一的重要历史阶段。不过，笔者认为虽然北宋王朝在经过了几年的南征战争之后，最终完成了全国真正意义上的再度大一统，但是其统一的苗头早在五代十国的后期就已经出现了。

换句话说，如若没有五代十国后期，特别是后周统治时期两位有作为、有远见的皇帝对于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的经营的话，那么统一因素的出现或者还要往后推迟。因此，笔者认为，在五代十国结束之后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实际上和后周统治者采取的统治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特别是在后周世宗柴荣的统治时期，整个北方地区的分裂混战局面、经济崩溃局面，已经得到了全方面的改善，不得不说后周世宗的改革成为了当时促进中国再次走向统一的最强音。

前言

五代十国由于北方地区频繁的政权更替，以及割据混战，再加上北方契丹军事实力的渗透，使得北方的统一局面的出现一度遥遥无期。而南方虽然割据了九个政权，再加上北方五代后期建立的北汉，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争，这也使得南方地区的割据政权数量多，但是统一的局势并不是十分严峻。

北方五代时期的混战局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酝酿出了中国该时期再度出现统一的重要因素。比如各个地方军阀势力相互征战，政权统治者很快就会思考导致皇权旁落的重要因素，那就是武将政治。因此在五代相继建立之时，几乎每个政权都会非常注意压制武将的军事实力，为的就是重新建立起绝对的中央政府的管控力，以及皇帝的最高权威。

换句话说，这种统治策略的出现实际上五代割据混战时期，不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正是这种压制武将政治，加强中央集权的作法，才会使得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在北方地区率先出现了统一的苗头。后周建立之后，太祖以及世宗两代皇帝，都倾尽一生的精力进行北方分裂局面的治理，他们一直将实现中国南北的再度统一作为自己的目标。

《旧五代史》载：“今天下倉場、庫務等，已令節度使專切鈐轄，掌納官吏一依省條指揮，不得別納〈豆斗〉餘、秤耗，舊來所進羨餘物色，自今後一切停罷。”

太祖时便已经开始进行了全方面的改革，世宗即位之后在继承改革的基本宗旨之后，将改革扩大化。在后周世宗的改革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是非常重视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长期的战争使得农业基础设施被破坏，百姓流离失所，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这是造成当时北方局面混乱的重要原因。对此，后周世宗秉承着发展经济的思想和原则，对北方的经济局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成为了后来统一局面出现的重要推动力。

保证基层农户的生产资料：均田减租

对于封建历史时期你的广大农民来说，最为重要的，并且能够影响他们生存利益无疑就是土地了。对于农户来说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料是非常重要，并且这种重要性也关系着封建王朝的稳定和发展。

因为在封建社会当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实际上成为了维持封建王朝命运的根本经济基础。一旦统治集团没能处理好土地和农户的问题，使得社会阶级矛盾加剧之时，这就非常容易使得封建王朝遭遇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统治危机。

后周世宗非常重视农业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认为经过唐朝中后期中的土地兼并，再到五代十国北方地区的长期割据战争，已经使得北方原来农业经济富庶的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千疮百孔。而大量劳动力在残酷战争中丧生，使得农业生产长期难以正常进行。

《资治通鉴》载：“诏左散骑常侍须城艾颍等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田租。庚子，诏诸州并乡村，率以百户为团，团置耆长三人。帝留心农事，刻木为耕夫、蚕妇，置之殿庭。”

对此，后周世宗直接将均田制重新制定和实施，将当时大量没有人认领的荒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由于当时北方的人口急剧减少，因此均田制实施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与此同时，后周世宗发布诏令宣布减轻农业赋税，特别是在众多的苛捐杂税上基本上予以废除或者减轻。因此原来北方选择逃亡的农民，在得知中央政府扶持农业的政策后，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选择异地接受土地耕种。这样一来，北方的农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

后周世宗重视北方运河的疏通，重新开发其经济功用

隋炀帝时期曾经倾尽全国之力，最终开凿了贯穿南北地区的经济大动脉—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在隋朝时期的经济功用并没有得到完全开发，一方面是因为隋朝短命，运河开凿没多久变灭亡了。另一方面隋炀帝开凿运河之后，将其作为自己频繁前往江南游玩的通道，根本没有将其经济功用重视起来。

因此京杭大运河真正起到了贯穿南北经济大动脉作用，是在唐朝时期。可以说京杭大运河在位唐朝的粮食转运、官盐转运方面，到起到了重要作用。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地区的长期战乱，使得统治者根本没有精力和经济治理运河，因此京杭大运河长期淤塞不通，与黄河流域地区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水利工程也被荒废了。

农业和水利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紧密相连的关系，水利建设的荒废使得农业生产长期得不到必要保障，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后周世宗对当时北方地区已经荒废、阻塞的运河以及相关水利工程，进行了全部修复和疏通。

《资治通鉴》载：“乙酉，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唐郭迁谓将水军断涡口浮梁，又袭败武宁节度使武行德于定远，行德仅以身免。”

特别是对黄河沿岸地区，泛滥的重灾区的河堤修筑尤为重视，后周世宗直接派遣宰相前往地方查看农田水利建设，也曾经召集数万劳丁修筑堤坝。长期淤塞的京杭大运河北部段再次贯通，大量的农田水利建设也不断竣工，这使得北方农业生产有了安全保障，促进了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限制寺院经济的发展，以其促进北方的商业经济发展

佛教势力在隋唐时期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的状态当中，除了唐朝后期武宗采取了大规模的灭佛举措，整个隋唐时期佛教势力的发展似乎并没有受到大的阻碍。相反，由于隋唐统治者普遍对于佛教的发展采取默许的态度，寺院经济一时成长为当时封建社会经济当中的重要成分。

不过到了五代十国时期，佛教势力肆无忌惮的发展现象似乎得到了很大阻碍。可以想象，因为当时正处于武家政治，军阀势力混战的时期，因此对于佛教的影响力，似乎政权统治者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重视，或许他们认为只有掌握绝对的军事力量才能够左右一切把。

不过佛教势力的普遍存在，在加上僧尼在法定上的独特优势，使得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寺院经济。在思想和政权的维护两个相比较来说，或许封建政权的生存更为重要，因此后周世宗对于当时的佛教势力和寺院经济，进行政策性的削弱。

不过他并没有向唐武宗那样对佛教势力进行毁灭性打击，而是做到了适可而止。之时将没有警告过官方批准的寺庙全部拆除，这一数量居然多达30336所，可见当时佛教势力的恶性发展。同时后周世宗也采取了强制还俗僧尼的举措，因为佛教僧尼的数量实在太多，将寺院经济大部分没收，然后投入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当中。将佛像、铜器熔铸为铜钱，增加了货币流通量，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资治通鉴》载：“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监采铜铸钱，自馀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

评价

后周世宗推行的改革举措中，经济政策的占比不可谓不高，这是和当时北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局势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是否能够稳定发展，直接关系和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以及封建王朝的统治能否稳定延续。

因此农业经济对于历朝历代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只有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能够顺利进行，才能够保证基层社会额稳定，不出大乱子。后周世宗对于农业经济的重视程度，可以说非常高，通过一系列的扶持举措，努力将农业经济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执行目标。

重新采取均田措施、减轻赋税额度、加强对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等等，这一系列关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封建举措，使得当时北方已经千疮百孔、破败不堪的农村经济终于有了发展的契机。或许后周世宗的农业经济改革，并不是完全处于对百姓生活的同情，但是其制定和实施的措施，却真切地维护了当时百姓的利益。

正是由于北方农业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因此长期遭遇战乱以及北方契丹民族掠夺的北方，终于有了稳定发展的空间。这对于中国走出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重新步入大一统的封建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