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MIT TR）

二月份有数百万人收听了 Joe Rogan 的节目，他在其中错误地声称“派对药物”是艾滋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主持的 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节目中，前进化生物学教授变成了播客主 Bret Weinstein，他赞同了 Rogan 的观点：他说，艾滋病不是由艾滋病毒引起的证据是“出乎意料有说服力的”。在节目中，Rogan 还声称 AZT（抗艾滋病治疗中最早使用的药物）杀死人的速度比疾病本身还要“快”——这一说法尽管已被证实同样不实，但仍然被广泛重复。在与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播客观众交谈时，这两位男士正在宣扬危险且错误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实际上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揭穿并彻底推翻。但不仅仅是他们。几个月后，四次获得 NFL 最有价值球员奖的纽约喷气机队四分卫 Aaron Rodgers指控称，曾领导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长达 38 年的 Anthony Fauci 为了个人利益和促成 AZT，精心策划了政府对艾滋病危机的应对方案。Rodgers 同样将其描述为“致人死亡”的药物。尽管他是在面向一个较小的听众群体，在一个由柔术选手转型为阴谋论者的播客上发表言论，但采访片段被重新分享到了 X 平台上，该视频片段的观看次数已超过 1300 万次。“当我听到这样的错误信息时，我只是希望它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康涅狄格大学心理学教授 Seth Kalichman 说，他是《否认艾滋病：阴谋论、伪科学与人类悲剧》一书的作者。但这些言论及其类似言论已经引起了影响。它们构成了艾滋病否定主义的一次虽小却明显的复苏——这是一系列错误理论的集合，主张艾滋病毒并不引起艾滋病或者根本不存在艾滋病毒。这些观点最初是由一群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以及许多自称的科学相关人士和自封的调查记者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提出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反驳了他们的观点，以及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患者因为有效的新疗法而得以延长寿命，他们的主张逐渐失去了支持。至少直到冠状病毒出现之前是这样。COVID-19 大流行之后，对公共卫生人物和机构重新燃起的怀疑给那些早已被边缘化的观点注入了活力。而且这种影响远不止局限于网络的阴暗角落。在网上迅速传播的观点正触及数百万的人群——反过来，这可能会使个体患者面临风险。人们担心的是，艾滋病否定主义可能会像 COVID-19 否定主义那样再次蔓延：人们会将疾病政治化，质疑其最有效和基于证据的治疗方法，并鼓励极端主义政客将这些观点作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这场运动可能会威胁到支撑现代医疗保健和疾病预防基础的、关于病菌和病毒的基本知识，从而在一个极其不利的时期给公众造成危险的混乱。在传播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虚假信息之前，Rogan、Kennedy 和 Rodgers 已经宣扬了关于冠状病毒起源的边缘理论，并大声质疑诸如疫苗接种、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等基本公共卫生措施。“艾滋病否定主义者是从 COVID-19 否定主义者中来的，”肯特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传染病流行病学教授 Tara Smith 说，她跟踪研究关于疾病和公共卫生的阴谋论叙事。她首先在由 COVID-19 怀疑论驱动的社交媒体群组中看到了这种趋势，人们开始提问：“如果 COVID-19 不存在，那么我们还被欺骗了什么？”Kalichman 指出，COVID-19 大流行是一个特别适合滋生这种怀疑的环境，因为“与艾滋病毒不同，COVID-19 影响了每一个人，而围绕 COVID-19 制定的政策决策也影响了每一个人。”她补充道：“COVID-19 现象——不是疫情本身，而是围绕疫情的现象——为艾滋病否定主义提供了重新浮现的机会。”否定主义者如 Peter Duesberg，这位现已声名狼藉的伯克利生物学家，首次提出了艾滋病是由药物或娱乐性毒品引起的观点；还有 Celia Farber 和 Rebecca V. Culshaw，他们分别是一位独立记者和研究者，都对所谓的 艾滋病毒/艾滋病 “官方”叙述进行了批判性的写作。（Farber 告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她更倾向于使用“艾滋病异议”而不是“否定主义”这个词：“‘否定主义’是一个宗教性和侮辱性的词汇。”）除了对公共卫生机构重新爆发的怀疑之外，死灰复燃的艾滋病否定主义运动还得到了一些在第一次出现时并不存在的技术工具的支持：例如 X、Substack、亚马逊和 Spotify 这些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平台，以及像 Rumble、Gab 和 Telegram 这样的新平台，它们没有针对医疗错误信息的具体审查政策。例如，Spotify 在很大程度上拒绝有效限制或审查 Rogan，甚至支付给他巨额报酬；该公司在今年 2 月与他续签了一份价值 2.5 亿美元的合同，而这仅仅是在他和 Weinstein 发表关于艾滋病的错误言论几周之前。与此同时，亚马逊目前通过其 Audible 计划的试用版免费提供 Peter Duesberg 早已绝版的 1996 年书籍《发明艾滋病》，而 Rebecca V. Culshaw 的三本书籍可通过 Audible 或 Kindle Unlimited 试用版免费获取。此外，Celia Farber 在 Substack 上有一个超过 28,000 名订阅者的账号。

Peter Duesberg 现年 87 岁，不再公开活跃演讲，但他关于艾滋病的数十年前的理论在网上再度引起波澜。（来源：MIT TR）(Spotify、Substack、Rumble 和 Telegram 没有回应置评请求；而 Meta 和 Amazon 确认收到了置评请求但没有回答问题；X 的公关部门仅自动回复。发送给 Gab 的公关邮箱的邮件被退回，显示无法送达。)虽然这次艾滋病否定主义的浪潮目前还没有过去那种运动的影响力和范围，但它仍然可能对患者以及公众产生严重的后果。如果这些观点获得了足够的支持，特别是在当选官员中，它们可能会危及艾滋病研究和治疗的资金。公共卫生研究人员至今仍受到 1990 年代末期至 2000 年初期南非将艾滋病否定主义纳入官方政策的影响；一项分析估计，在 2000 年至 2005 年间，由于该国糟糕的公共卫生政策，超过 30 万人过早死亡。在个人层面上，如果艾滋病毒携带者被劝阻不去寻求治疗或采取措施防止病毒传播，比如服药或使用避孕套，也会产生毁灭性的结果；2010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艾滋病毒携带者中相信否定主义言论与拒绝用药和不良健康结果有关，包括住院率增加、艾滋病毒相关症状增多以及可检测到的病毒载量。最重要的是，这种特定类型的错误医疗信息的复兴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技术平台可以加深人们对公共卫生系统的不信任。同样的运用熟练的否定主义剧本已经在更广泛的标榜“健康自由”的平台被采用，用于制造关于其他严重疾病的混淆和怀疑，比如麻疹，并挑战更多基础性的病毒科学声明——也就是说，提出病毒根本不存在，或者无害且不能导致疾病的观点。（一个专门宣传所有病毒都是骗局的 Gab 账号拥有超过 3,000 名粉丝。）正如 Smith 所言，“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不好的境地，涉及到对所有公共卫生机构的信任。”

利用混乱艾滋病和 COVID-19 否定主义者能够建立相似相关的运动来反对政府科学的一个原因是这两种病毒早期的情况极为相似：充满了混乱、神秘和怀疑。1981 年，James Curran 服务于一个调查最初五个已知病例的任务小组，这些病例当时涉及一种新型疾病。“关于它的成因有很多理论，”Curran 说。他现在是埃默里大学罗林斯公共卫生学院的荣誉院长，之前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工作了 25 年，最终担任助理外科总医师。他和他的同事们之前都研究过影响男同性恋者和注射毒品人群的性传播感染。基于这样的背景，研究人员将疾病的早期模式视为“可能的性传播病原体”的迹象。Curran 说，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观点：“其他人则认为是吸入剂或其他药物、精液积累或环境因素造成的。其中一些观点源于人们的背景，或是出于简单的否认，认为不可能是一种新病毒。”因此，关于艾滋病的第一波异议与其说是真正的“否定主义”，不如说是围绕新疾病出现时可能出现的合理困惑和意见分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率急剧上升，”Lindsay Zafir 说，她是纽约城市学院的人类学和跨学科项目杰出讲师，她的博士论文探讨了艾滋病否定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有些人开始怀疑科学家是否真的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导致了一轮更为刻意的艾滋病错误信息的涌现，并被主流出版物所采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Spin 杂志刊发了一系列故事，其中包含了艾滋病否定主义的观点和人物，包括对 Duesberg 的访谈，他已经因其认为艾滋病是由药物而非艾滋病毒引起的论点而受到关注。该杂志还发表了 Farber 的文章，她是一位记者，曾在采访 Duesberg 后逐渐变得更加同情艾滋病否定主义事业。1991 年，《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询问 Duesberg 因其关于艾滋病的“争议性”论点是否成为了“英雄还是异端”。转折点出现在 1995 年，当时第一代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出现以治疗艾滋病，死亡人数终于开始在美国范围内下降。即便如此，否定主义运动仍在继续发展，新一代的领导者像 Duesberg 和 Farber 一样善于公关，并且（或许并不意外地）迅速采用了互联网的早期版本。这其中包括 Christine Maggiore，她本人是艾滋病毒阳性，并创立了 Alive & Well 艾滋病 Alternatives 组织。早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她和她的同伴就利用互联网来培育组织，在他们的网站上提供热线电话和面对面会议的链接。肯特州立大学的 Smith 和现任耶鲁大学临床神经学家及副教授 Steven P. Novella 在 2007 年撰写了一篇论文，讨论互联网如何成为艾滋病否定主义的强大推动力。它是“一个肥沃且未经审查的媒介”，为艾滋病否定主义思想提供了一个平台，也是面对医学文献中普遍认同的艾滋病观点时少数几个可以用来进行反驳的工具之一。大约在这个时候，Farber 在Harper’s 杂志上撰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讨论所谓的艾滋病异议者，这引发了一场批评和纠正的风暴，并为新一代读者重新点燃了辩论。“很难量化这类人究竟有多大影响力，”Smith 说。她指出，Maggiore 甚至得到了 Foo Fighters 乐队成员 Nate Mendel 的推广。“很难知道有多少人遵循了她的建议，”Smith 强调说，“但肯定有很多人听到了这些观点。”

前南非总统 Thabo Mbeki 将艾滋病否定主义纳入了他的公共政策，拒绝让该国的患者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来源：AP IMAGES)在一场灾难性的转折中，其中一位受影响的人物是 Thabo Mbeki，他在 1999 年成为南非第二位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Mbeki 对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艾滋病持怀疑态度，正如《柳叶刀》所指出的，Mbeki 和他的卫生部长都支持西方的艾滋病怀疑论者的工作。2000 年夏天，Mbeki 主持了一个总统咨询小组，其中包括 Duesberg 等否定主义者；Farber 告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她当时也在场。仅仅几周后，南非总统私下会见了 Maggiore。前 CDC 官员 Curran 在这个时代访问了南非，记得当时的官员们“说过他们会把医生关进监狱”，如果这些医生向孕妇提供 AZT 的话。“Mbeki 曾经说过，你的科学家说这个，我的科学家说那个——哪个科学家是对的？”Kalichman 说。“当这种困惑存在时，这才是真正的脆弱之处。”Mbeki 在 2008 年离任。尽管艾滋病否定主义并没有在 2010 年代完全消失，但它确实很大程度上退回到了相对的默默无闻之中，被明确的证据击败，这些证据表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是有效的。还有一些严谨的事实为基础的运动，比如 AIDS Truth 这样的组织，它是在 Farber 2006 年发表在 Harper’s 杂志上的文章之后成立的。这个组织在网上获得了关注，系统地在简陋的网站上揭穿否定主义者的论点，并使用超链接引导人们快速找到基于科学的材料来回应每一个观点——这是当时的一种较为新颖的方法。到 2015 年，否定主义的衰落如此彻底，以至于 AIDS Truth 停止了积极的工作，认为它的使命已经完成。该组织写道：“我们——那些以某种方式参与管理这个网站的人——早就达到了我们认为艾滋病否定主义作为一个有效的政治力量已经消亡的地步。”当然，没过多久就发现这项工作远未完成。

培育“蜂巢”来自康涅狄格大学的 Kalichman 将艾滋病否定的世界比作一个“蜂巢”：看起来像是人们为了各自的目的追求糟糕的科学和已经被揭穿的想法的混乱混合体。但仔细观察，看似一团乱麻的东西实际上是“组织得非常好”的，在后 COVID-19 时代也是如此。新一波的否定主义者通常不会将他们关于艾滋病的理论作为唯一的伪科学兴趣；相反，这是整个一系列不良观念的一部分。

罗伯特·肯尼迪 Jr. 出现在华盛顿州议会大厦，与一群反疫苗抗议者在一起。前景中的标语牌上写着：“疫苗，了解越多……拒绝越多！”罗伯特·F·肯尼迪 Jr. 在竞选总统之前很久就已经公开支持反疫苗运动。（来源：AP PHOTO）这些人似乎通过广泛的公共卫生怀疑、对所谓大型制药公司干预的排斥，以及对 Fauci 特别强烈的反感，到达了修正主义和否定主义的观点。特别是 Kennedy，他在 2022 年的一条推文中赋予 Fauci 几乎超人的能力，声称 Fauci “通过每年总额达 370 亿美元的研究资助在全球病毒学家中购买了缄默规则（omertà，指的是黑手党的沉默守则）”。这条推文获得了超过 26,000 次点赞。新一批的否定主义者也不介意重提那些早已被揭穿的旧观点。例如，Rogan 和 Kennedy 都声称吸入剂可能是艾滋病的原因。“最初一千个艾滋病死亡病例中，百分之百的人都沉迷于吸入剂，这种物质在老鼠身上已知会导致卡波西肉瘤，”Kennedy 在一次日期不明的演讲中告诉观众；最近，这段讲话的视频被广泛传播。“他们是一群过着双头燃烧的同性恋生活方式的人。”（Kennedy 的总统竞选团队没有回应置评请求。）甚至有些人为旧势力注入了新的活力。Duesberg 现年 87 岁，已不再活跃于公众视野（他的妻子告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接受采访或通过电子邮件回答问题）。但是他的基本论点——模糊艾滋病的成因、治疗方法以及疾病的本质——仍在延续。Rogan 实际上在 2012 年邀请 Duesberg 参加了他的播客节目，这一决定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可能是因为 Rogan 当时还没有那么受欢迎，而美国的信息误导危机和对医疗的信任危机也没有那么明显。Rogan 和 Weinstein 在最近的对话中赞扬了 Duesberg，声称他因为关于 AZT 的论点而被“妖魔化”。（Weinstein 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多次尝试通过多个渠道联系 Spotify 均未得到回应。通过 Spotify 和 Rogan 的一位制片人试图联系 Rogan 也没有收到回应。）

在 Aaron Rodgers 错误地谈论艾滋病和 AZT 之前，他和绿湾包装工队因违反 NFL 的 COVID 政策而被罚款。(来源：GETTY IMAGES)这种支持似乎是双向的。Culshaw 写过，即使是批评 Rodgers 的报道也对他们的事业有所帮助：“批评文章发表得越多，普通公民——尤其是经历过 COVID 的普通公民——就越会感到好奇，并开始探究这个问题。一旦你深入了解了足够多的信息，你就无法忽视你所看到的事实。”Culshaw 和 Farber 也受益于在网络上掌握自己扩音器的新能力。例如，Farber 现在主要在 Substack 上活动，她的通讯包含艾滋病毒相关内容和一般的阴谋论。她目前的工作将艾滋病毒/艾滋病描述为“心理战操作”；她把自己描绘成对抗政府宣传的长期战争中的一名战士，而在这一战争中 COVID 是最新的攻势。Farber 表示她认为自己的观点正在逐渐被更多人接受。“现在发生的情况是，公众正在了解被掩盖的历史，”她在给《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信中写道。“人们如今对艾滋病毒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这让我永远感到惊讶，”她补充说，Kennedy 的书“改变了一切”。她说：“我回答了他关于艾滋病毒战争历史的问题，并被收录在他的书中并被引用。这使我有机会再次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在 Substack 上写作。”Culshaw 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尽管她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人物。作为一名数学家和自称的艾滋病毒研究者，她在 2007 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声称使用数学证据证明艾滋病毒不会导致艾滋病。2023 年，她又出版了一本关于艾滋病否定主义的书，这本书由 Skyhorse 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大量涉足阴谋论和伪科学，并出版了 Kennedy 关于 Fauci 的书。当这本书由出版巨头 Simon & Schuster 分销时，她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知名度，这导致了 LGBT 权益倡导团体 GLAAD 和 ACT UP NY 在其总部外举行抗议。尽管 Simon & Schuster 似乎继续分销这本书，但这种反对声浪为她新的行为提供了基础：被“取消”后的新生。去年，她制作了一部短篇回忆录，描述了这场风波——Culshaw 将这段历史呈现为艾滋病真相被压制的一个戏剧性时刻。这本书现在可以通过 Kindle Unlimited 试用版在亚马逊上免费获取。（Simon & Schuster 没有回应置评请求。通过 Substack 发送的置评请求也没有得到 Culshaw 的回应。）她被科学界“取消”的说法在线上疾病否定主义者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些否定主义者总是热衷于抓住任何他们认为政府压制和审查“另类”观点的例子。5 月，右翼在线杂志 Chronicles 支持将 Rodgers 与更广泛的艾滋病否定主义者网络联系在一起，包括 Culshaw、Duesberg 等人——将他们捧为英雄式的人物，这些人物被不公平地贴上了“阴谋论者”的标签，并且勇敢地挑战了被该杂志贬低为“白大褂至上主义”的医学权威。（通过代表向 Rodgers 发送的置评请求没有得到回应。）

社交平台的封禁否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关于在线平台上应该允许存在哪些内容的激烈争论中重新兴起。例如，Spotify 有明确的规定禁止“声称艾滋病、COVID-19、癌症或其他严重威胁生命的疾病是骗局或不存在”，并且有具体的规定反对“危险和误导性内容”，这些规定既经过深思熟虑又表达清晰。然而，Rogan 的节目似乎被豁免于这些规定，或者设法规避了这些规定；毕竟，他和 Weinstein 并没有直接声称艾滋病不真实，而是推广了一些已被揭穿的关于其成因的想法。虽然亚马逊和 Meta 有一些形式的错误信息政策，但显然这些政策并没有阻止销售艾滋病否定主义书籍或分享否定主义观点。（亚马逊也有书籍的内容指南，禁止明显的仇恨言论、色情内容或恐怖主义宣传等内容，但并未特别提到医疗错误信息。）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平台上监控虚假或未经证实的健康信息，无论其采取何种形式，都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在 2019 年，Facebook 允许发布误导性的广告，这些广告来自个人伤害律师，声称 PrEP（即暴露前预防药物）会导致骨骼和肾脏损伤；只有在 LGBT 团体持续抗议之后，Facebook 才采取了行动。这些情况的根深蒂固可见一斑，YouTube 上有一个频道最初名为“重新思考艾滋病”，现在更名为“质疑一切”，已经活跃了 14 年，分享与否定主义者相关的访谈。该频道拥有 16,000 名订阅者，最受欢迎的视频观看次数超过 50 万次。另一个页面专注于一部关于艾滋病的阴谋论纪录片，自 2009 年以来一直活跃，其最受欢迎的视频观看次数接近 30 万次。（YouTube 的一位发言人告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YouTube“多年来与世界各地的卫生机构紧密合作，不断发展我们处理医疗错误信息的方法”，并且在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相关的搜索结果和推荐中显著展示“来自高质量健康来源的内容和信息”。）与此同时，在 Elon Musk 所有的 X 等平台上，几乎没有任何内容审核发生。该公司在 2022 年取消了对 COVID 错误信息的禁令，影响几乎立竿见影：各种类型的错误信息和宣传泛滥，包括艾滋病否定主义。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展示了已故生物化学家 Kary Mullis 谈论他第一次真正质疑主流艾滋病毒叙述的时刻。这些更成熟的平台之外，还有像 Rumble 和 Telegram 这样的较新、更小众的平台，它们没有任何针对医疗错误信息的审核政策，并自豪地宣称致力于言论自由，这意味着它们对于任何形式的错误信息几乎不做任何处理，无论这些错误信息有多么有害。

Joe Rogan 的播客拥有 1450 万 Spotify 用户的听众群体，已经接待了多位表达反疫苗观点的嘉宾。(来源：GETTY IMAGES)Telegram 是俄罗斯最流行的即时通讯应用之一，确实有一项总体的“验证信息”政策。该政策的声明链接到了其 CEO Pavel Durov 的一篇帖子，其中表示“传播真相始终比进行审查更有效”。在 Telegram 当前最活跃的错误信息传播者中，关于艾滋病毒的讨论经常将其与 COVID-19 相比较，称两者都是“人为制造”的病毒。反疫苗活动家 Sherri Tenpenny 的一篇广为传播的帖子声称 COVID-19 是通过将艾滋病毒“拼接”到冠状病毒中以“造成最大伤害”而创造出来的，这是一个荒谬的谎言，同时也旨在强化未经证实的观点，即 COVID-19 是在实验室中制造的。Telegram 也是分享虚假艾滋病毒治疗方法的肥沃土壤；一个拥有 43,000 名粉丝的群组就推广了一种据称在尼日利亚使用的油。当 YouTube 在疫情期间加强对医疗错误信息的打击时，保守派和阴谋论内容创作者转而去了 Rumble。该公司声称去年收入增长了 106%，现在平均每月有 6700 万活跃用户。Rogan 讨论 Duesberg 关于艾滋病的主张的片段在过去两年内累积了 3 万次观看，而自然健康和反疫苗领域的关键人物 Joseph Mercola 今年早些时候在 Rumble 上发布的与 Farber 的访谈获得了超过 30 万次观看。Smith 表示，对于这类错误信息的担忧在于，患者群体、艾滋病毒高风险社区或历史上遭受过医疗不当对待的人群，如黑人和原住民，可能会认为这些信息中可能有一点真实性，从而开始怀疑他们是否需要接受检测或继续治疗等。“这就像在心中播下怀疑的种子，或者如果这些种子已经存在，就会鼓励它们生长。”她补充说，“但当像 Rogan 这样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加入这个行列时，情况就更加令人担忧了。‘他们拥有巨大的平台，这些故事让人害怕并且迅速传播，’Smith 说，‘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科学家们就很难对抗这种趋势。’”尽管艾滋病否认者们正在努力增加他们的人数，但Kalichman仍然相信他们不太可能取得重大进展。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现在许多人认识某个患有艾滋病毒的人——一个朋友、家庭成员或名人。因此，更多的人直接了解到了当前艾滋病毒治疗是如何改变生活的。“这不是 90 年代了，”他说，“人们每天只需服用一片药就可以过上非常健康的生活。如果一个艾滋病毒患者吸烟，如果他们的艾滋病毒得到治疗的话，他们死于与吸烟相关疾病的可能性要大于死于艾滋病毒的可能性。”然而，风险并不一定取决于有多少人相信这些虚假信息，而在于是谁相信了这些信息。对于那些研究艾滋病否定主义数十年的人来说，最大的担忧最终是某位公职人员会注意到这些观点，并开始正式采取行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前助理卫生局局长 Curran 担心这可能会危及 PEPFAR（美国总统紧急艾滋病援助计划）的资金，这是一个极为成功的公共卫生项目，自乔治·W·布什政府以来一直支持低资源国家的艾滋病毒检测、预防和治疗。当前的政治环境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风险：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如果他再次当选，他将削减对实施口罩或疫苗强制措施学校的联邦资金，而佛罗里达州的卫生局长 Joseph Ladapo 在麻疹爆发期间允许父母继续将未接种疫苗的孩子送到学校。Kalichman 表示，只需要“某个坐在州卫生部门政策制定者位置上的人”认真对待艾滋病否定主义的论点。“这样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损害。”

佛罗里达州卫生局长 Joseph A. Ladapo 博士在讲台上发言，Ron DeSantis 站在他身后，他在麻疹爆发期间致家长的信与 CDC 推荐的指导方针相悖。(来源：AP PHOTO)此外，同样的否定主义运动已经在其他疾病上展开。前妇产科医生 Christiane Northrup 是自然健康及相关阴谋论领域的重要人物，最近她在 Telegram 上分享了一个老掉牙的谎言，即德国法院裁定麻疹病毒“不存在”。（Northrup 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如果是单独的艾滋病毒错误理论循环传播，Smith 说：“我可能不会那么担心。但在更广泛的反 COVID、反疫苗以及否定病菌理论的大背景下——这才是让我担忧的。”通过试图有效地切断因果关系——声称艾滋病毒不会导致 艾滋病，麻疹不是由病毒引起的而是维生素缺乏或是由 MMR（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本身造成的——这些运动阻止人们治疗或试图预防严重的传染性疾病。他们试图让人们怀疑病毒本身的本质，这是一种全球性的姿态，表现出对疾病的怀疑、不信任和轻视。即便是更为奇特和晦涩的“地形理论”似乎也在替代的在线空间中适度地卷土重来；这一理论认为，在一个身体健康、得益于维生素、锻炼和阳光的“地形”良好的人身上，病菌不会导致疾病。Smith 指出，这些虚假的说法在特别不合适的时机再次兴起，公共卫生领域正试图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准备。“我们已经摆脱了 COVID 大流行的紧急状态，并试图修复对公共卫生的一些损害，”她说，“同时还在考虑下一次疫情。”Curran 在考虑艾滋病和 COVID 大流行带来的教训时，还有一个更大、更具根本性的担忧：“问题是，如果你过分诋毁 Fauci 和他的继任者，当下一次疫情来临时，人们会说，‘为什么我们应该信任这些人？’问题在于，我们应该信任谁？”“当禽流感从牛身上扩散到人类时，我们会去找 Joe Rogan 寻求答案吗？”Anna Merlan 是《Mother Jones》杂志的资深记者，也是 2019 年出版的《共和国的谎言：美国阴谋论者及其令人惊讶的权力崛起》一书的作者。原文链接：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4/08/07/1095762/covid-conspiracies-hiv-aids-denial-public-h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