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抗日战争已经持续了数年，全国上下的抗日情绪高涨。然而，与广大人民的抗日热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始终沉迷于维护个人权力，对民族危亡置若罔闻。早在“九一八”事变时，他命令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在之后的抗战进程中，他却集中火力打击抗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这种违背民族大义的行为引发了广泛的不满，也在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局势下，蒋介石突然下令国民党高官陈立夫主动与中共中央接触，探讨国共合作的可能性。这一“古怪”的命令让陈立夫感到疑惑，但经过深思，他很快理解了蒋介石的用意：一方面，是迫于国内舆论压力；另一方面，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广泛支持，赢得民心。

事实上，陈立夫本人并非全无抗日之意。此前，他甚至计划亲赴苏联，与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但因计划被日军间谍提前获悉而未能成行。然而，这次蒋介石的命令却更为复杂：他需要与国内的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联系。对陈立夫而言，这无疑是个难题。就在一个月前，国民党的中统特务机构才对中共地下组织进行了一次严重打击，致使中共的中央特科被迫撤离，甚至特科负责人徐强也进入了隐蔽状态。此时，让陈立夫联系中共，可信度极低。

尽管困难重重，但面对蒋介石的命令，陈立夫别无选择。他最终将这一棘手任务交给了得力干将曾养甫。曾养甫虽然与共产党鲜有交集，但他记得自己的一名下属谌小岑曾经是中共党员，并且认识周恩来。无奈之下，曾养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让谌小岑去寻找突破口。

谌小岑接到任务后，找到了两个关键人物：左恭和吕振羽。左恭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但这一身份谌小岑并不知情。他之所以选择左恭，是因为两人曾共同创办过《生力》杂志，而左恭的工作方式让谌小岑怀疑他可能是共产党员。抱着这样的猜测，谌小岑将蒋介石希望“国共合作”的消息告诉了左恭。

左恭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立即向与他单线联系的中共交通员张子华报告。张子华谨慎起见，首先与谌小岑和曾养甫核实情况，随后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获取了国民党的通行证，并得到了张学良的协助。张子华最终顺利抵达陕北，将蒋介石的意图和张学良的支持信一同带给了中共中央。

与此同时，谌小岑联系的另一人吕振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吕振羽不是中共党员，但他深感国家危难之时匹夫有责，并且与中共北平市委有一定联系。吕振羽积极为此事奔走，将消息传递给北平市委，并促使中共特科前负责人王世英亲自前往陕北，向毛泽东报告情况。

几乎同时，毛泽东和张闻天收到了从不同渠道传来的消息。毛泽东迅速展开行动，与张闻天一道积极争取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他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应局限于国共合作，而应涵盖社会各界、地方实力派，甚至国民党内部的开明人士。唯有最大程度地凝聚力量，才能真正形成抗日大局。

这一策略极大激发了全国的抗日情绪。张学良等地方军阀明确表达了抗日决心，而蒋介石方面也派代表送来四条意见，表现出一定诚意。毛泽东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并明确指出：“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同时，必须坚持党的独立性，警惕国民党的阴谋。”

蒋介石的诚意很快被证明是虚假的。在随后的谈判中，他抛弃了此前提出的合作意见，转而提出收编红军的苛刻条件。当中共对此提出异议时，蒋介石竟公然威胁道：“不缴枪，就剿灭！”这一态度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感。

蒋介石为何如此反复无常？《苏俄在中国》一书对此有所揭示：蒋介石认为，红军经历长征后元气大伤，已是强弩之末，他完全可以凭借国民党的优势力量剿灭红军。然而，迫于国内抗日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暂时提出国共合作的假象，以平息民众不满。

毛泽东早已洞察蒋介石的真实意图。他不仅致力于推进抗日统一战线，更积极争取社会各界支持，为中共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张学良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迫他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

西安事变的成功，不仅巧妙破解了蒋介石的阴谋，也为国共合作创造了新的契机。毛泽东的远见和智慧，为中国抗战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