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些人因背叛而被永久抹黑。李士群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本是一名初心赤诚却终为汉奸的革命者，这也将他的妻子叶吉卿推向了无尽的痛苦深渊。这对夫妇的命运究竟如何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李士群在1905年诞生于浙江的一个贫困家庭，失去父亲的他由坚强的母亲一手抚养长大。为了儿子的教育，母亲不惜一切代价，使他得以入读当地私塾，铺就了学业的基石。

李士群不负母亲期望，学业优异，终于考入了著名的上海大学，这所学府是由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创建，被誉为革命的摇篮。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诸如邓中夏、瞿秋白、陈望道等一批革命导师的教育和影响，最终使他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并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1927年，四一二事变爆发后，地下党看中了他的才能和潜力，决定送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随后又进一步安排他前往苏联特种警察学校接受严格的训练。回国后，他被安排到上海工作，并很快得到了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的注意。周恩来安排情报组组长陈赓与李士群接触，以评估他的能力和忠诚度。

陈赓按指令找到了李士群所住的公寓，初见面交谈之后，他对李士群留下了复杂的印象。虽然李士群表现出了业务能力，但其对生活品质的高要求和从苏联回忆的抱怨让陈赓对他的长期忠诚产生了怀疑。他发现李士群的居室布置精致，生活讲究，这与一般革命干部的朴素风格迥异。

这些观察让陈赓在与周恩来的汇报中表达了对李士群未来可能叛变的担忧。他详细描述了李士群在苏联生活的不适和对低生活补贴的不满，认为这是其可能背叛的征兆。陈赓甚至提到李士群对革命前景的悲观态度，这进一步加强了他的疑虑。

周恩来虽然对陈赓的直觉表示怀疑，但也无法完全忽视这些报告，他决定将李士群安排在《蜀闻》通讯社从事较为次要的工作，避免其接触核心机密。不久后李士群在执行任务期间不幸被公共租界警察捕获，这次事件最终成为了他后来背叛革命的导火线。

在1933年的阴霾之下，李士群因涉嫌参与暗杀中统上海区区长的密谋而被徐恩曾下令逮捕。面对丈夫的困境，叶吉卿毅然决然地投入到营救行动中。她不遗余力，寻求帮助，最终找到了上海青帮的大佬季云卿，这位既贪婪又好色的帮派头目，以其庞大的权力网络和深不可测的势力，成为了她的希望之光。

季云卿的帮助自然不是无偿的，他的条件是要求叶吉卿用自己作为交换。在这个绝望的时刻，叶吉卿做出了痛苦的决定，牺牲自己的尊严以换取李士群的自由。她的这一牺牲，虽然帮助了李士群暂时摆脱了牢狱之灾，但未久李士群因另一场政治风波再次被捕，叶吉卿再次陷入了救援的苦战。

随后叶吉卿不得不前往徐恩曾的官邸，她带去了珍贵的礼物，企图以此换取李士群的自由。然而徐恩曾对这些外物兴趣寥寥，他的目光却完全被叶吉卿的美貌和气质所吸引。在无奈和绝望中，叶吉卿再次牺牲了自己，只为李士群能重获自由。

这些年来叶吉卿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李士群，即使他后来投靠汪精卫，成为伪政权下的特务机构领导者。李士群在权力的包围下逐渐失去了初衷，他的自大和傲慢让他与周佛海关系恶化，甚至触动了日本人的利益。

李士群的权力游戏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危险的赌博，他以为自己掌握了所有的棋子，却没意识到自己正成为别人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叶吉卿的连番牺牲，虽然暂时挽救了他们的处境，却无法改变李士群的命运。

随着抗日战争的加剧，日军的阴影逼近南京，李士群这个时期的小人物接到了留守的命令，进行“地下活动”。但他的行为却与这一重责大任背道而驰，他聘请了一名女佣，很快与她陷入了风流韵事中。在南京沦陷后，他携女佣匆匆逃往汉口，未料这名女佣竟是日本间谍。

女佣的挑唆和李士群本就对国民党的不满促使他彻底改变立场，倒向了日本。他对自己的选择洋洋得意，曾豪言壮语道：“何必拼命在战乱中摸索，不如在稳定的港湾中寻得立足之地。现在我无依无靠，既然如此不如依附日本人。你们爱怎么说都行，我有钱有势，足矣。

这一决定使他迅速攀登权力的阶梯，1939年5月6日，他与丁默邨一同前往南京，加入了汪精卫政权，并很快被任命为伪特工总部主任，办公地点设在上海的极司非而路76号。这个地址本是国民党安徽省主席的别墅，现在却变成了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

76号成为了上海的恐怖之地，里面的人要么沦为汉奸的帮凶，要么遭受严刑拷打致死。李士群在此施行多起令人发指的暴行。例如上海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因其财富被虎视眈眈，李士群藉口方液仙与重庆有往来，将其绑架至76号，并在拒不“合作”后将其折磨致死，方家不得不花费巨资以赎回其遗体。

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因组织慈善活动支援抗日军队而遭到李士群的打击，他命令手下使用毒药处理的子弹伤害她，导致茅丽瑛伤重不治。尽管李士群自认为依靠日本得以安稳，实则日本人已在暗中谋划除掉这个成为累赘的汉奸。

当时戴笠操纵周佛海以周家人的安全为要挟，迫使他参与策划李士群的暗杀。日本人也清楚周佛海与李士群的关系紧张，考虑到太平洋战局对日不利，决定牺牲李士群以缓和与蒋介石政府的紧张关系。

1939年冬，关露在香港与负责共产党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和廖承志会面。任务的重要性和危险性使她犹豫不决，因为这意味着她可能要背负“汉奸”的名声，以及可能对她声誉的严重损害。经过深思熟虑，关露坚定地接受了任务，她决心牺牲个人声誉来完成使命。

1940年元旦后，关露采取行动，打电话联系李士群家，电话由叶吉卿接听。得知是关露，叶吉卿非常激动，并热情邀请她第二天上门做客。关露借此机会，策划与李士群再次接触，为未来的策反行动做准备。

关露随后被安排在一辆豪华的黑牌轿车中直达李士群的住所——上海滩有权势的人物才能享受此等待遇。到达后，她被李士群和叶吉卿热情迎接。在轻松的聊天中，关露装作无意中询问，是否还有机会成为李士群提到的英文秘书。李士群似乎对关露的到来颇感兴趣，提出让她每月来访几次以换取一定的经济支持，这为关露潜入“76号魔窟”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随后的日子里，关露成了“76号魔窟”的常客，与李士群夫妇保持着频繁的社交往来，表面上看似无害的交往实则是她收集情报和逐步渗透的重要手段。通过这种方式，关露不仅成功接近了李士群，还开始逐步实施策反计划，尽管她必须面对来自社会的误解和指责，她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和任务，为党的事业默默承受和奉献。

1943年9月6日的夜幕低垂时，日本宪兵队长冈村不请自来，出人意料地拜访了李士群的住所。他带来了一个看似和平的提议，在埋平仇恨、促进大东亚共荣圈合作的和解晚宴，邀请李士群与他的长期政敌熊剑东共桌。李士群对这个提议深感不安，他的直觉告诉他，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图谋，但在冈村巧舌如簧的劝说下，他最终还是犹豫地接受了邀请。

晚宴在一座隐蔽的庭院中举行，灯火辉煌，美酒佳肴摆满了长桌。虽然周围的气氛看似热烈欢快，但李士群却始终无法放松。他观察着每一个进场的客人，心中警钟长鸣。尽管担心他还是在冈村频频敬酒的压力下，尝试了几口菜肴。不料这几口竟成了引向死亡的钥匙——他很快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几日后便因为感染了致命病毒而病逝。

在李士群的悲惨死亡后不久，汪精卫政权急忙展开调查，试图查明真相。与此同时，日本宪兵队为了摆脱任何责任，竟无耻地将罪责推给了无辜的叶吉卿。他们捏造了一段荒唐的故事，声称叶吉卿与政权中的一名高官有染，担心被李士群发现而遭到报复，于是与情人合谋将李士群毒死。

这种污蔑使叶吉卿在公众眼中成了一个现代版的潘金莲，一个阴谋与背叛的化身。叶吉卿坚决否认这些指控，她知道这些都是日本人为了掩盖真相而编造的谎言，身处汪精卫傀儡政权之下，她的反驳几乎无人理会，她很快就被捕入狱，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

日本宪兵队后来将叶吉卿秘密转移到了南京郊外的一个偏远地区继续关押，以此来掩盖他们与李士群死亡的关联。随着抗战的胜利，叶吉卿的命运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得到改善。她先后被国民政府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汉奸同谋的罪名审判，最终被送往青海的一个政治犯监狱，在那里她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余生。

李士群的死虽然留下许多疑团，但多方面的记录显示，叶吉卿被卷入了整个毒杀计划的过程。这很可能是日本人对她的诬陷，因为李士群的存在对于许多势力来说已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他的消失无疑符合多方的利益。

在战争末期随着盟军逐步取得优势，日本人在亚洲的日子变得越发艰难，他们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战略。李士群的野心和他在汪伪政权中的角色，无疑加剧了与日本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他的悲惨下场。

李士群一直试图在日本的支持下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自主权的伪政权，这种行为在民族统一抗日战线中极为不受欢迎。因此他的死是他个人野心的终结，而对叶吉卿来说，无论是作为他的同伴还是作为政治牺牲品，她的命运同样是悲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