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冬，关羽在襄樊水淹七军，俘获曹魏三万精锐，曹操一度欲迁都以避锋芒。然而短短三个月后，这位威震华夏的名将却败走麦城，荆州易主。这场战役的戏剧性转折，让“大意失荆州”成为后世对关羽的定论。但若细究史料便会发现，荆州之失并非一人之过，而是蜀汉战略困局的必然结果。
公元209年赤壁之战后，刘备以“借荆州”之名取得南郡，实为孙刘联盟的权宜之计。这座“借”来的城池，注定成为三国博弈的焦点。据《三国志》记载，孙权曾多次索还荆州，甚至派鲁肃单刀赴会施压。至215年“湘水划界”，刘备被迫割让长沙、桂阳二郡，荆州已如火药桶般危险。
关羽镇守荆州时，实际控制的仅南郡、零陵、武陵三郡，总兵力不足五万。相比之下，曹仁驻守的襄阳有精锐三万，孙权在江东更屯兵十万。这种实力差距下，关羽既要北抗曹魏，又要东防孙权，战略压力远超常人想象。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关羽北伐襄樊之初，形势本对蜀汉有利：汉中大捷使曹操元气大伤，宛城侯音起义牵制曹军。但孙权态度的突变成为转折点。据《吴书》记载，曹操采纳司马懿之计，将孙权密信射入关羽营中，彻底暴露了孙刘联盟的裂痕。
此时东吴的战略选择实属必然：鲁肃去世后，吕蒙提出“全据长江”的战略，而关羽在荆州的壮大直接威胁江东安全。当关羽抽调江陵守军北上时，吕蒙即刻上书孙权：“今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这段记载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即便没有“虎女犬子”的联姻风波，东吴的背刺也只是时间问题。
荆州失守的直接诱因，是南郡太守糜芳、公安守将傅士仁的叛降。但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二人，实则是忽视了刘备集团的统治危机。
糜芳作为刘备妻兄，其叛变折射出荆州统治集团的结构性矛盾。据《华阳国志》统计，刘备入川时带走了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核心班底，留给关羽的幕僚中，荆州本土士族占比不足三成。这种“外来政权”的脆弱性，在吕蒙白衣渡江时暴露无遗——江陵号称“天下坚城”，却在东吴策反下不攻自破。
关羽北伐的决策，本质上是对《隆中对》战略的贯彻。但其致命失误在于低估了曹孙联合的可能性。当徐晃率十二营新兵驰援樊城时，曹操已将“驱虎吞狼”之计运用到极致：他默许孙权袭击关羽后方，甚至将合肥前线张辽的部队调往襄樊战场。
这种战略挤压下，关羽的失败已成定数。即便刘封、孟达从上庸发兵，面对曹魏名将徐晃、东吴精锐吕蒙的夹击，最多也只能延缓败亡时间。正如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所言：“荆楚之地，四战之冲，非超世之杰不能守。”
将荆州之失简单归咎于关羽，实则是忽视了三国博弈的复杂性。现代战略学者李浩白指出：“荆州困局本质是地缘政治的必然——任何势力单独占据荆州，都将引发另外两方的联合绞杀。”
这种规律在历史上反复重演：战国时期楚国据荆州遭秦齐围剿，南宋守襄阳抗蒙元六十年最终失陷。关羽的悲剧在于，他身处三方势力的铰合点，却要执行一个注定失败的战略任务。
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当关羽首级送至洛阳时，曹操以诸侯之礼将其安葬。这个细节或许揭示了历史的另一面：在敌人眼中，关羽始终是值得敬畏的对手。当我们摒弃“成王败寇”的思维，或许才能看清——荆州之失，非战之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