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中军营摇曳的烛火下，诸葛亮放下手中军报，目光略过案头堆积的竹简。五丈原的秋风裹挟着蜀锦的香气，这位千古贤相或许正在思考一个困扰后世千年的问题：为何蜀汉的人才凋零如此？当我们翻开《三国志》，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诸葛亮主政后，蜀汉阵营再未出现可与魏延比肩的将领。这种人才断层背后，折射出一个完美主义政治家的困境。
诸葛亮最初在《出师表》，就已经表明了用人标准。比如蒋琬、费祎、董允等人，基本上清一色的谨小慎微的守成型人才。这种选择标准源自于诸葛亮“治国如治家”的执政理念，把政治安全放在战略突破之上。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被否决，本质上是两种战略思维的碰撞；激进的军事天才与步步为营的政治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诸葛亮的“事必躬亲”不光体现在军政事务上，还包括人才培养领域。《襄阳记》记载其“夙夜忧叹”，这种操劳过度的工作方式，使得蜀汉将领，比如关兴、张苞等始终笼罩在前辈的阴影下，当丞相连军士受杖二十的惩罚都要亲自过问的时候，年轻将领的成长空间也就被压缩殆尽。
刘备入蜀建立的“客居政权”，始终没有突破地域派系的藩篱。以李严为代表的东州集团、以魏延为代表的降将集团、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集团形成的微妙制衡。诸葛亮在《答李严书》中“吾本东方下士”的自谦之词。折射出平衡各方势力的政治智慧，这种平衡同时也阻碍了破格用人。
蜀汉政权在册的人口不足百万，还不足曹魏人数的五分之一，也注定了“蜀中无大将”的历史宿命。当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痛陈“民穷兵疲”的时候，这个西南小国正在经历人才培训体系的全线崩溃。州郡察举制在战乱中名存实亡，寒门子弟上升通道彻底被堵死。
诸葛亮的政治人格就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体。既要对《隆中对》的蓝图保持战略定力，又不得不在“益州疲弊”的现实面前步步妥协。这种双重矛盾导致他的人才政策在“破格用人”和“责备求全”之间摇摆。
蜀汉的政治生态就是要求丞相必须集权。但是集权必然导致人才依附。《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杖二十以上亲决”，这种家长式管理模式，虽然保证了行政效率，但是却扼杀了将领的自主性。所有的政策来自于丞相府，将领就变成了执行命令的“工具人”。
站在历史长河回望，诸葛亮人才困局本质上就是理想主义者在现实政治中必然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