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阅读史源历史专栏第3766期。1979年对越反击战，有力惩戒了侵略者，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争取到良好的外部环境。如今谈起这场战争，一些朋友往往会从两国的国力进行对比，来论证战争胜利的必然性，认为我军取胜难度不大。但当时的领导人和军事家们，需要衡量的战争因素可远不止基本军力。
在反击战前，军队高层有两位重量级人物对出兵持有不同意见：粟裕和叶剑英。身为开国第一大将，粟裕的大兵团指挥能力是同级别将领中最突出的，解放战争中战绩尤其显赫，但他没有指挥对越作战。不光如此，战前粟裕从军事角度出发，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军已经多年不打大仗，越南国家虽小却一直身处战争中，兵员素质不弱；我们在越军面前未必能速胜，伤亡甚至可能会很大。不赞成对越用兵，请中央慎重决策。
而叶帅虽然年过八十，但1979年时地位仍很高，当年还健在的开国元帅中，叶帅在军政两界是最活跃的。战争年代叶帅担任最多的军队职务就是“参谋长”，雅号“叶参座”，他的战略分析能力是很强的。1979年，叶剑英和粟裕持有相似的观点。尤其苏联已经与越南结盟，如果解放军对越南动武，理论上苏联不会坐视不理。那些年越南方面频频骚扰我国，背后的怂恿者就是苏联。战端一开，我军如何应对敌人在南北两个方向上的包夹呢？
邓公曾担任第二野战军政委，长期与刘伯承元帅一起指挥大军，自然是懂军事的。两位元勋人物的表态，令邓公陷入了沉思。叶、粟二人虽没有强烈反对出兵，但对于战争前景的顾虑是有道理的，这也是邓公担心的地方。正在他反复权衡之际，另一位重要领导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使得邓公最终下定出兵决心。此人就是陈云副主席。
陈云指出：苏联常年屯重兵于欧洲方向，若我军在南方速战速决，苏联军队来不及开过来。仅大规模动员就需要1个月左右，那时候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了，何惧之有呢？这句话提醒了邓公，结合实际需要，我国完全可以打一场惩戒性的战争，时间跨度不需要很长，达成目的即可。我们并不是要占领越南首都，而是要惩戒敌人，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况且我们也有客观优势：越军大批主力当时在柬埔寨，本国防御相对空虚。
陈云副主席的这番分析是非常合理的，也非常及时。他最擅长抓经济工作，但也曾在解放战争中期间担任过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有自己独特的军事见解。听取了陈云同志的意见后，邓公最终决定，发起对越南侵略者的惩戒性战争。打“速度战”，就不会陷入僵持局面，也就不怕苏联可能的军事干预。事实也果真如陈云所料，解放军呈雷霆之势迅速推进，重击敌人的同时，摧毁了越南北部的大量基础设施，顺利实现我军的预定目标。至于越南的靠山苏联，自始至终都在“打嘴炮”，没有出动一兵一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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