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无非是我们为讨厌的人准备的态度罢了。”
人们说他的童话只有成年人才能看得懂；他超凡，却不能脱俗；他的文字，就像他的一生一样惊世骇俗；曾经，每年都有无数仰慕者，在他的墓碑上留下爱的吻痕。
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符号，其实只是他的姓氏。
他，就是奥斯卡·王尔德。
提到王尔德，很多人会想到他与男朋友的那段“虐恋”，或者他的若干语录——“人生就是一件蠢事追着另一件蠢事而来，而爱情则是两个蠢东西追来追去”、“经验是一个人给自己所犯的错误取的名字”。
作为一名作家，王尔德着实不算多产，一生只有1部长篇小说、7个剧本、2部童话集、3部诗作和一些零散作品；不过，作为一名天才文人，他作品的数量似乎又有点多了。
我们理想中的天才，最好是给世间留下一两部传世之作，然后猝然长逝，让人永远记得他的高光时刻，然后一遍遍慨叹“天妒英才”。
一开始读王尔德的作品，我一直想不通，这样一位天资聪慧、能一眼看穿“人生底牌”的人，怎么会在阴沟里翻船？
明知道同性恋在当时是社会大忌，王尔德居然就因为情人的怂恿，去起诉情人那位有权有势的公爵父亲。结果，王尔德的同性恋身份被曝光，成为社会热点。
这种当时被时代不能接受的“取向”，让之前名利双收、风光无两的王尔德，迅速被众人抛弃。
冷血而真实的是，曾经将王尔德捧上神坛的人，与现在将王尔德架上祭坛的人，几乎是同一拨。
真正把王尔德当朋友，始终支持他的寥寥数人中，有一位当时几乎与王尔德齐名的剧作家——他叫乔治·伯纳德·萧，也就是萧伯纳。
直到读了些许王尔德的诗，看到字里行间的纨绔，我才逐渐看到王尔德那1米93身高下的影子——自恋。
这种自恋，源自他的出身和天才。
1854年10月16日，奥斯卡·王尔德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一个显赫世家，父亲威廉·王尔德爵士是一名外科医生，母亲是一位诗人与作家。
拥有这样的家庭背景，王尔德的成长路径就是我们常见的“好学生升级史”，17岁时获得都柏林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全额文学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后更是风光无两。
横溢的才华，可以让他踏入社会就全社会的宠儿，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被他的戏剧、小说所吸引、追捧。
与今天一样，那些华美的词藻、新颖的立意，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忧伤，他优雅地剖析着人生，轻松地剥离着爱情，天真地调戏着社会。
由于王尔德从小到大几乎都是顺风顺水，再加上他在文学和思想上每一次的标新立异，时代反馈的大都是支持与鼓励，长久被这种氛围包裹，“自恋”就会转向反面——坚信艺术的独立生命和自身价值，对世间过于怜悯，并试图挑战、颠覆传统。
王尔德既是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又是十九世纪90年代颓废派运动的先驱。
唯美与颓废是可以并轨的吗？
我想，这一切并不矛盾，物哀，是不是一种美学？暴力，是不是一种艺术？奢华到极致，就是放纵；唯美到顶点，唯有颓废；自恋到无我，只能与世界无法和解。
唯美与凄美，也许只隔了一层血腥味。
1893年，王尔德创作了戏剧《莎乐美》（Salome）。
《莎乐美》源自《圣经》，讲的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
希律王之女莎乐美，在对圣人约翰示爱却遭拒绝后，因爱生恨，在为希律王跳七重纱舞时乘机索要约翰的首级，这一切，只为亲吻约翰的头颅。
莎乐美极度专情又极度无情，由爱生恨，用一支舞换一条命。
可以这么说，王尔德的这部戏剧，是借用了《圣经》中莎乐美的框架去表述自己对爱与恨、美与罪的理解。
“得不到就毁了ta”，仅仅是对这部作品的悲情脚注吗？
千百年来，多少痴男怨女以命相搏，也不过如此。
如果说“莎乐美之情爱”过于极端，那么，王尔德1888年创作的《夜莺与玫瑰》，则是用“染血的花刺”这个光听名字就能感觉一丝寒意的意向，道破了爱情的真相。
夜莺为了帮助年轻的穷学生获得与心爱姑娘共舞的机会，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用自己的生命之血培育了一朵红玫瑰。
然而，姑娘却因学生的贫寒而拒绝了他。
羞愤中的学生将血色玫瑰随意扔到了大街上，最后被车轮碾得粉碎——难怪王尔德曾说“心是用来碎的”。
